第一章 瘋狂的糧食

第一章 瘋狂的糧食

跨國糧商控製著大豆原產地以及大宗穀物的倉儲和遠洋物流通路,而國際投機機構則決定著大豆的價格。由於大豆產地源頭和物流體係被控製,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大豆被低價收購,然後美國糧商將這些大豆銷售到世界各地,其中最多的就是中國。除了市場的因素決定著大豆的價格之外,跨國糧商和國際投機基金實際上也控製了期貨市場國際大豆的定價權,開始形成一種“巴西人種大豆、中國人用大豆、美國人決定轉手利潤”的格局。

美國人的大棒

糧食,在美國人手裏,有時是溫柔的麵包;更多的時候,則是大棒!

20世紀60年代前後,美國在國際間的經濟信譽已經瀕臨破產。當時,世界各國紛紛對美元的信用度抱有懷疑的態度,深怕有一天美元不能兌換。為了平衡財政赤字,尼克鬆政府決定快速和持續地發展農業,希望借助農產品的外銷來賺取外匯,穩定平衡貿易逆差。

美國素有“世界糧倉”之稱。美國中西部密西西比河沿岸,擁有全球生產糧食最好的氣候和土壤,是最重要的糧食產地。傾斜的農業政策、廣闊的密西西比平原,再加上先進的農業生產機械、領先的農業科學技術,使得美國的農產品在全球貿易市場上獨領**。

尼克鬆政府的農業政策迅速發生了化學效應,美國的穀物糧食變成了挽救美元最迅速最有效的工具。美國的糧食經由新奧爾良港口向世界各地出口,美國一下子由“世界糧倉”變成世界最大的糧食輸出國,成為世界農產品市場中的“糧食強權”。

美國人用非常積極的促銷方式,將農畜產品傾銷到世界各個地區和國家。它輸出的小麥成為麵包,玉米成為優質的飼料,黃豆則被壓榨成豆油,豆粕則成為飼料。飼養家禽,生產動物蛋白質。大成公司當時在台灣剛剛興起不久,也進口了不少美國的穀物。

能源和糧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民生物資,同時也是世界各國最常用的政治和戰略武器。許多國家以此為鞏固統治和進行戰略利益交換的籌碼。美國更是盡一切可能,通過各種管道,來收集世界各國的資料,進行先期的糧食策略的實施。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還未當選為美國總統的胡佛,就曾經大力支持一項糧食援助德國的計劃,以免德國老百姓因挨餓而把選票投給社會黨,同時也解決了美國糧食產能過剩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防止貧窮的工人暴亂,美國又將大量的穀物和糧食以貸款的方式流入意大利和法國。當時最著名的糧食援助計劃就是“馬歇爾計劃”。馬歇爾本人曾經說:“糧食是我們外交政策上極其重要的利器。”

糧食也是重要的控製工具。

如果一個從美國進口穀物糧食的國家得罪了美國,美國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該國的糧食援助及該國的糧食貿易計劃實施措施。

糧食,在美國人手裏,有時是香甜的麵包;更多的時候,則是沉甸甸的籌碼!

神秘的四大糧商

對這些跨國公司來說,生意就是生意,完全在商言商。他們運用強大的銷售通路或宣傳手段,打通市場的各個環節,幾乎是毫無阻攔地進入他們想進入的市場或國家。至於他們是否會給糧食貿易國的人民帶來什麽樣的後果(諸如中國的豆農失業、韓國的糧農棄田),他們絲毫不關心。或者說,這些與他們無關。

2005年8月的一天,龐吉公司的CEO阿爾伯特·韋瑟緊緊盯著辦公室裏的電視屏幕。CNN不斷滾動報道著卡特麗娜颶風肆虐的情景,它所到之處,瘋狂地**著一切,給土地帶來巨大的恐懼。辦公桌上的電話此起彼伏,在剛剛接到的電話裏,他得知龐吉公司在密西西比河的出口設施有幸地躲過了颶風的襲擊,但是,颶風的暴力,已經使那個世界最大的穀物輸出港口的裝運陷入了停頓。而此時,美國的穀物收獲季即將來到。韋瑟關心的是,這次卡特麗娜帶來的災害,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龐吉公司的運營和全球大豆的貿易流轉。想到這裏,他立刻撥出電話,即刻吩咐下屬對此次颶風帶來的災難和影響進行謹慎的評估。

與此同時,在密西西比河穀物港口,一艘巴拿馬級的糧船停止了一切工作。船員們躲在狹窄的房間飲酒,並以驚懼的眼睛注視著漸漸遠去的颶風的尾巴。這艘巴拿馬級的糧船,原計劃在裝載完畢後啟程,經由大西洋,抵達歐洲。但是,一場颶風使得計劃擱淺了。

綿延的密西西比河是一個天然的水道,這裏設立著很多規模龐大的穀物倉庫。由於水道的運費低廉,再加上糧商可以直接將收購來的糧食,通過駁船經密西西比河運送到矗立在河岸的糧倉。因此,密西西比河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糧食運輸走廊。

而在新奧爾良港口,等待裝運穀物的貨船密密麻麻摩肩接踵地停泊著。這些貨船噸位從25000噸到60000噸不等,60000噸的貨船,相當於一個小型的足球場,或者相當於3000輛運輸砂石的卡車。這些船隊通常橫渡大西洋到達歐洲,或穿過巴拿馬運河,走太平洋到東南亞各地。

這些船隊屬於美國一些大型的穀物公司。

這些穀物公司姿態保持得很神秘,對外非常低調。但是,你千萬別小視這些經營傳統生意的公司,曆史也都在數百年以上,多屬於家族企業(公司負責人幾乎都是一代傳一代)而且都是非上市公司。所有的財務報表與相關的資訊從不對外公開。外人很難一窺全貌。

此外,這些穀物公司都是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派駐代表或設立分支機構、辦事機構,所結交的人是不乏王公貴族或達官貴人、政府要人,這些人位高權重,通常是能決定該國糧食政策的關鍵人物。有時,這些穀物公司的糧食便通過這些貴族政要的通路,進入一個國家的餐桌。

對這些跨國公司來說,生意就是生意,完全在商言商。他們運用強大的銷售通路或宣傳手段,打通市場的各個環節,幾乎是毫無阻攔地進入他們想進入的市場或國家。至於他們是否會給糧食貿易國的人民帶來什麽樣的後果(諸如中國的豆農失業、韓國的糧農棄田),他們絲毫不關心,或者說,這些與他們無關。

《糧食第一》的作者克林斯評論說,美國政府不惜手段讓買者上鉤,而農業跨國公司為了謀取巨額的商業利潤,更是上下其手,躲在政客背後大肆操縱糧食價格。

據悉,美國糧食的80%被控製在四個超大型的穀物公司手中。這四家公司被簡稱為“ABCD”,分別是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它們控製著美國和南美的大部分大豆貿易。在美國,這四大糧商是美國糧食物流的實施主體,其糧食貿易量占美國糧食貿易量的80%以上。

前蘇聯人用糧食下了一盤很大的棋

曆史是無法進行氣候預測的。如果當年美國的那個參事能停下車,走進麥田,掐下幾顆麥穗,看看麥粒灌漿的情形,也許他會預判到麥收的結果;與此同時,高科技的美國人造衛星,它拍攝的前蘇聯麥浪滾滾的圖片也在一定程度上欺騙了美國農業部官員和美國政客的眼睛。不然的話,前蘇聯曆史的進程將是另一番樣子。

黑海是世界最大的糧倉之一。

自古以來,黑海的糧食就是其周邊國家的命脈。當年德蘇戰爭之初,希特勒兵分三路攻打前蘇聯,其中南路,直指黑海邊烏克蘭地區的糧倉。

20世紀70年代,美蘇之間冷戰膠著。兩國之間的明爭暗戰,不僅涉及到核武器、太空戰略、外交軍事,也涉及到糧食生產與貿易。

話說1972年的夏天,天氣有點悶熱。美國駐前蘇聯領事館參事開車到了黑海沿岸。參事此行不是觀光度假的,他們計劃搜集一些小麥和玉米的收成信息,以便反饋給美國國內,提醒美國的糧食生產與貿易提前做出應對措施。參事所看到的和前蘇聯報章雜誌的宣傳報道並無什麽大的差異。從沿岸的公路邊放眼望去,波浪一般的麥田仿佛一直延伸到天際,橙黃的麥穗在夏天悶熱的空氣裏兀自沉醉著,它們默默地汲取黑海肥潤土地的營養。

“看來,今年的前蘇聯又是一個豐收年。”他自言自語著。從黑海回來,這名參事向美國農業部發回一則消息:“前蘇聯糧食豐收。”

與此同時,美國也正在研究由人造衛星傳來的圖片資料,綜合判斷當年的前蘇聯及世界穀物生長與收獲狀況。

前蘇聯政府也沒閑著,他們根據眼下的小麥長勢,對外預估,今年可能是前蘇聯近20年來穀物最為豐收的一年。而全世界的糧食市場,因為前蘇聯豐收的消息而應聲下跌,跌入近8年來的穀底。

這名參事所看見的景象絕對不是1958年大躍進時候的中國鄉村。那時,幹部和社員把收割好的麥子與水稻成捆成捆地紮在鐵路邊的田地裏。農作物長勢喜人,農民穿著新衣服快樂勞動。那家夥,那景象是相當壯觀,“喜看稻菽千重浪”。

但是,這名參事無法覺察到,看似金黃的麥穗裏,前蘇聯的麥子根本沒有灌滿漿(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假種子原因,還是氣候的原因),大部分顆粒是中空的,含水量、含油量都極差。但光憑肉眼是無法做出準確判斷的。事實上,當年前蘇聯陷入了曆史上最嚴重的糧食短缺狀態。這下事情鬧大了,這關乎於近兩億人的吃飯問題。

在某些問題上,集權製的新聞機製成全了前蘇聯人。即使他們遇見了曆史上罕見的歉收年份,新聞報道依然是歌舞升平欣欣向榮,沒有人在意或追究聯合收割機的兜子裏是不是裝滿了黃橙橙的麥粒。世界、尤其是美國的糧商,已經在未雨綢繆地準備低價拋售今年的穀物了。

就在世界穀物市場為糧食產能過剩而發愁的時候,前蘇聯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撲向全球收購外銷貿易糧,尤其以美國為最大宗,其收購量幾乎占到了一半。

前蘇聯大舉收購糧食,使得世界糧食貯存量驟減。等到各國發現前蘇聯糧食歉收的真相時,為時已晚。麵對前蘇聯的“糧食掠奪”,跨國糧商束手無策。就在這個消息曝光的當天晚上,全球穀物在一夜之間立刻暴漲了三倍。

次年,中東戰爭爆發,石油輸出國組織減產,國際石油價格節節攀升,引發了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幾乎在一夜之間,當消費者到雜貨店買東西時,赫然發現,所有民生類物品全都漲價了。尤其是每天吃的食物,包括雞蛋、麵包、牛奶、沙拉油、肉類等全部都漲價了。一場嚴重的世界糧食危機一觸即發。

造成食物短缺的原因是:小麥、玉米、黃豆等穀物原料價格漲價的速度過快,許多農民沒錢沒飼料,不得不被迫縮減養雞、養牛和養豬的數量,市場上農畜產品驟減,消費者即使有錢也買不到食物。

關乎國計民生的物資突然漲價,直接的導火索固然是中東戰爭,但是其背後真正的原因,則是美國大量拋售穀物給前蘇聯所致。根據估計,在1972年前後,美國至少賤價拋售了30億美元的穀物給前蘇聯。

前蘇聯,則在麵臨嚴重的糧食危機時,沉穩地下了一盤很大很大的棋。很難想象,如果美國人事先預估到前蘇聯當年糧食歉收,這個當時唯一能和前蘇聯針尖對麥芒進行冷戰的國家,會如何出招,而前蘇聯又將如何接招、如何落子。

前蘇聯成功地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可能因糧食短缺引發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而美國,則失去了有效製約前蘇聯的一次絕佳的機會。

曆史是無法進行氣候預測的。如果當年美國的那個參事能停下車,走進麥田,掐下幾顆麥穗,看看麥粒灌漿的情形,也許他會預判到麥收的結果;與此同時,高科技的美國人造衛星,它拍攝的前蘇聯麥浪滾滾的圖片也在一定程度上欺騙了美國農業部官員和美國政客的眼睛。不然的話,前蘇聯曆史的進程將是另一番樣子。

這盤用糧食下的棋,真的很大!

一個由大豆引發的怪圈

一方麵是國內對大豆的需求居高不下,另一方麵,國內種植大豆的農民卻陷入滅頂之災。一方麵從國外源源不斷地湧入轉基因大豆,另一方麵,中國國內的優質大豆卻無人問津,農民隻好把收獲的大豆裝袋歸倉,在無望中企盼大豆漲價的那一天。

朱德群是安徽蕭縣的一個普通農民。他居住的村莊屬於皖北煤礦塌陷區,但是村東邊仍然保留著5畝薄田。過去,他習慣種黃豆。黃豆最俏的時節,一斤能賣一塊八毛錢,畝產400斤左右,5畝地產2000斤黃豆,一季下來,能淨賺1500多塊。可是,現在他灰心了。黃豆的產量還是400斤。一季下來,他不賺反賠。當地的大豆收購價最低才一塊一毛錢。也就是說,他每收獲一斤黃豆,自己要淨賠兩毛錢。他始終沒明白怎麽回事。問縣裏的專家,專家滔滔不絕地說,國內市場對大豆的需求是剛性的,近期都不會跌落。對於什麽是剛性,朱德群一點也不懂,他隻知道,今年、明年、乃至後年,自己是不會種大豆啦。眼下,47歲的朱德群購置了一輛三輪車,他自己給三輪車加了個篷子。每天,他突突地奔馳在蕭縣縣城到二莊他家的五裏路上,載客掙錢。有時偶爾路過村東邊的地,他會咕唧咕唧地說:奶奶的,種豆子也能賠本!

朱德群隻是散居在黃淮海、中原、東北和內蒙等地區100多萬專事種植大豆的農民之一。

加入世貿之後,為履行加入世貿的承諾,盡世貿組織會員國義務,中國開放了糧食進口市場,比如大豆的進口。快速成長和發展中的中國,若想建構本國規模化的動物蛋白質食物鏈及產業鏈,必須透過進口國外大豆完成這一架構的搭建,因為豆粕是飼料的主要原料。中國大豆的產量、產能已經成為製約建構中國本土動物蛋白質食物鏈和產業鏈的一個瓶頸。無法想象,依靠中國目前大豆的產業規模,能達成滿足中國百姓動物蛋白質食品需要的供求平衡的體係。因此,中國隻能一邊借助本國大豆的生產滿足部分需求,一邊卻需要開放大豆的進口市場,吸納國外的大豆,來快速達成動物蛋白質食物鏈的構建。

中國動物蛋白質產業的整體崛起,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當時,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相對健康有序的階段。隨著人民收入的日益增多,老百姓對動物蛋白質的需求明顯增大。

這個產業啟動的初期,由於社會對動物源食品的整體需求離峰值尚遠,故原材料短缺的問題也被掩蓋了。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經濟進入了一個高速增長階段,對動物源食品需求的激增,則帶動了飼料產業的勃興。

飼料業的興起,消耗和需求最多的是大豆。大豆的功能甚多,其中之一,就是豆粕是製造飼料的原材料。

我國年產大豆1700多萬噸,位居全球第四,出口曾占世界出口總量的80%以上。但過去幾年裏,每年進口大豆達2000萬噸以上,2006年更可能超過2600萬噸,占全球大豆總貿易量的1/3強。進口猛增意味著大豆需求高漲,國內大豆種植者的收入也會隨著增加。但事實卻與此相反。據專家估計,目前全國大豆總需求量為3500萬噸,最多消化國產大豆也隻有900萬噸。換句話說,有大約一半左右的國產大豆賣不出去。需求遠大於產量的市場形勢,不但沒能使國內豆農受益,反而越發增加了豆農的困難。

2006年底,國內食用油價格突然猛漲,最大漲幅有的竟然超過50%。民生基本物資一漲價,就有人神經敏感地說“通貨膨脹了”。事實上,中國內地已經持續了十幾年的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了,在GDP年8%增長的概念下,一般性物價上漲2%~3%都屬於正常,而食用油、尤其是豆油價格的飛漲,卻屬於非典型性情況。

一方麵是國內對大豆的需求居高不下。另一方麵國內種植大豆的農民卻陷入彷徨的境地。一方麵從國外源源不斷地湧入轉基因大豆。另一方麵,中國國內的優質大豆卻無人問津。農民隻好把收獲的大豆裝袋歸倉,在無望中企盼大豆漲價的那一天。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答案很快就被挖掘出來了。有傳媒做了以下解讀:

原來,這背後四大跨國糧商和國際資本,實際上控製著世界大豆市場的定價權。為壟斷龐大的中國大豆市場利潤,對整個中國大豆產業鏈進行了清理門戶的行動!

在這樣的清理下,2004年暴漲暴跌的豆價,讓號稱“中國大豆軍團”的1000多家中小型和本土內資榨油企業走上了絕路。而2004年後外資趁火打劫,開始收購困難重重的本土榨油企業,結果目前仍能開工的90多家國內榨油企業中,64家已變成外資獨資或合資,控製了中國85%的實際加工總量。這個時候大部分榨油企業都是外資的家當了,所以市場上的豆價就是一直不漲,四大糧商欲借此剿滅中國的大豆種植業和仍在頑抗的少數國內油脂企業。

無奈之下,中國盛產大豆的東北、內蒙和黃淮海地區的不少豆農,不得不忍痛放棄了大豆的種植,改為種植小麥、玉米或其他經濟作物。也有的像朱德群一樣,做起了其他生意,以維係生計。

如果用具體的數字說話,那就是,中國100多萬靠種植大豆為生的農民失業了,原來是這些在作怪!

說到這裏,大家就很容易能理解本書開篇所描述的韓國農民集體去香港找世貿組織會議的訴求的舉動了。中國的農民整日為生活而奔波,他們不知道是誰讓他們失業了、沒飯吃了,他們更不知道什麽世貿組織、國際資本、跨國糧商、更別說轉基因大豆了。他們隻知道眼下種糧食尤其是種大豆的人,都是傻瓜。即便他們中的聰明人意識到這一點,誰還能指望年收入平均隻有幾百元的老實巴交的中國農民,能自費去香港訴求,喚起世人的關注?

你可以說中國目前的大豆產業危機是市場的、經濟的,但你同時也可以理解為政治的、戰略的。

不了解糧食裏蘊藏的政治和戰略基因,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

因為,糧食本身就是一種戰略武器,也是一個戰略手段。

殘忍的大豆遊戲

2004年這場“大豆危機”之後,跨國糧商對幸存的中國壓榨企業開始大規模並購。1000多家內資榨油企業構成的“中國大豆軍團”瞬間煙消雲散。留下的90多家企業,其中64家已被外資控製。至此,中國市場上與大豆相關的各種產品或原料價格,成了跨國巨頭手中玩弄的“魔方”。

近20年以來,中國得益於改革開放的政策,大量吸引外資,使得原本物質極度匱乏的中國內地,漸漸變成世界工廠。在珠三角、長三角及其腹地、在山東沿海、天津開發區,在環渤海地區,中國人製造的產品源源不斷地經由貨輪、飛機等運往海外,其中運到美國的產品最多。因此,中美之間一直存在著巨大的貿易距離。

美國人心理極度不平衡,一直吵吵嚷嚷地抱怨著。朱鎔基總理去美國時特別說:我這次來美國是讓他們消消氣的。吳儀副總理更辛苦了,光是和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談判就把她老人家累白了頭。不容易啊,相當不容易。

基於以上因素,近10年間,中國政府派出的商務代表團去美國,幾乎都懷揣巨額支票購買美國的產品。雖然對轉基因大豆還未形成定論,但為消除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也大量采購了。

世界上第一批轉基因植物出現在1983年到1985年之間,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和孟山都公司等地方。從此,伴隨著轉基因技術安全性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1996年,美國率先允許第一例轉基因食品在超市銷售。1998年8月10日,美國的一個電視節目播出了對英國羅伊特研究所普斯陶教授的專訪,他在電視中警告人們關注未充分證明其安全性就已經推廣的轉基因食品。他依據的是自己的試驗——轉基因土豆喂老鼠後,老鼠發生器官生長異常,體重和器官重量減輕,並且免疫係統遭到破壞。雖然此後英國皇家學會對該科學家的試驗進行評審後證明了該試驗結論不確定,但已經造成的質疑卻一直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中。

20世紀90年代,美國糧商打著“幫助窮國發展農業”的旗號,在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地區大力推廣轉基因大豆。由於跨國糧商都擁有雄厚資金實力和相關的金融背景,他們一方麵向種植轉基因大豆的商人提供貸款,同時又通過各種途徑和手段向當地政府、經銷商、采購商施壓,謀求開拓性的商業回報。在巨額資金的推動下,易於生長的轉基因大豆,瘋長於美國、巴西、阿根廷,一舉超過大豆的故鄉中國,成為世界大豆產量最大的三個國家。

這個現實類似於,中國本來應該是盛產美女的國度,但是這些個家夥依靠充裕的資金實力和先進的基因技術手段,將這幾個國家的醜女瘋狂整容。結果,整容後的美女既**性感、要價也便宜。可憐見,中國的美女雖然天然去雕飾,但是終究敵不過整容的美女,幾個回合交手,高下立判。

轉基因食品,將會帶來的對傳統農業的嚴重衝擊及食用安全不確定性,歐日韓等國曆來爭議很大,堅決抵製。出於對食品安全的考慮,許多國家尤其是歐盟對轉基因食品進行了嚴格管理。1998年4月,歐盟暫停批準15個成員國經營新的轉基因食品。1999年該組織還通過新法案,要求所有的轉基因食品必須有明顯的標簽。韓國從2001年9月1日起,對所有的進口大豆、玉米以及含有轉基因成分的食品加貼轉基因標識,並出具轉基因檢測證明。日本、美國也都實施了類似的政策。

報道稱: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為了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大局,中國在大豆等農產品貿易領域做出了3%的低關稅等讓步。轉基因大豆順利進入中國市場,並先以低價策略,迅速敲開了當時數量激增、生意紅火、急需大豆原料的中國各地油脂廠的大門。

世界糧食貿易,基本上由神秘的四大糧商控製。以大豆為例,跨國糧商控製著大豆原產地以及大宗穀物的倉儲和遠洋物流通路,而國際投機機構則決定著大豆的價格。由於大豆產地源頭和物流體係被控製,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大豆被低價收購,然後美國糧商將這些大豆銷售到世界各地,其中最多的就是中國。跨國糧商和國際投機基金實際上也控製了期貨市場國際大豆絕對的定價權,開始形成一種“巴西人種大豆、中國人用大豆、美國人決定轉手利潤”的格局。

2004年3月,得知“中國大豆采購代表團”即將前往美國進行“集體采購”,在國際炒家的哄抬之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豆期貨價格從先前的約220美元/噸暴漲到391美元/噸。

“中國大豆采購代表團”抵達後,美國人說:“看到有這麽多的大買主來到芝加哥市場,我們感到非常高興!”中國大豆壓榨企業的代表們紛紛簽下了高價進口合同。但當中國代表團離美後,美方發布報告:以前的數據失真,新的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至2005年世界大豆產量將大增。國際大豆價格隨即暴跌50%。

中國絕大多數榨油企業,由此被送上絕路。大部分企業被迫放棄履約,紛紛賠付定金和洗船(以一定的費用把貨回售給供應商),虧損高達60億元。中國大豆壓榨行業,從此一蹶不振。

一些業內人士堅信這樣的結論:這是跨國糧商聯合國際資本,剿滅中國油廠的一次“洗牌陰謀”,“先消滅龍頭企業,再摧毀大豆產業”。

2004年這場“大豆危機”之後,跨國糧商對幸存的中國壓榨企業開始大規模並購。1000多家內資榨油企業構成的“中國大豆軍團”瞬間煙消雲散。留下的90多家企業,其中64家已被外資控製。至此,中國市場上與大豆相關的各種產品或原料價格,成了跨國巨頭手中玩弄的“魔方”。

OK,GAMEOVER!

現在,遊戲結束了,中國的大豆市場和榨油市場,由四大跨國糧商坐莊。

瘋狂的糧食!

糧食的政治隱喻

我們無法設想,如果中國的農業走勢沿著萊斯特·布朗的預測,慣性地驅動,現在的中國將是一種什麽樣的狀況。

當中國有限的耕地無法容納不斷增長的勞動力的時候、無法承載不斷增長和提高的農民需求的時候,失去土地或沒有土地的農民能做什麽?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格局越來越明顯的時候,當簡單的躬耕壟畝無法養活自己的時候,誰給農民提供一個既不失去文化的依存關係、又能靠土地的賜予生活的機會?

萊斯特·布朗,一個被《華盛頓郵報》評為“世界上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的人,早年曾在新澤西州種過土豆,也曾當過美國農業部部長顧問,現任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作為美國著名的農業經濟學家,他的觀點自然左右著許多人的視線。不過讓他聲名遠揚的不是他的所長職務,而是他的著作成為中國威脅論的濫觴。

1994年9月,萊斯特·布朗發表了長達141頁的《誰來養活中國——來自一個小行星的醒世報告》。他認為:由於中國高速的工業化進程,土地資源、淡水資源嚴重短缺,預計到203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會下降1/5。而由於人口增加和消費水平的提高,中國糧食消費總量將進一步增加,缺口加大,中國將不得不進口大批糧食。這種進口很可能會引起世界糧價的上漲。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將會對全球的糧食供應及糧食安全產生威脅。

簡單地說,萊斯特·布朗的觀點可以總結為四個“不可逆轉”:

第一,人口增長不可逆轉。中國人口每年增長1400萬,相當於一個北京市的人口,到2030年將超過16億。

第二,消費趨向不可逆轉。在以大米、白麵為主的傳統食譜上將逐漸加大肉、蛋、奶的比例,而中國糧食卻不能隨其飲食愛好同步增長。

第三,農田減少不可逆轉。中國大部分是幹旱不毛之地,東南部糧食生產集中地區,隨著人口和工業經濟的同時增長,工廠、住房、道路在與農作物激烈地競爭土地。結果是當中國最需要擴大農田麵積時它卻以每年100萬公頃的速度在減少,減少的麵積相當於中國現有耕地麵積的1%。照此發展,不到100年中國的耕地麵積將是零。

第四,環境破壞造成的減產不可逆轉。中國是以灌溉為主的多熟農業,而儲水量世界第一的中國,卻因為日益嚴重的缺水減緩了糧食產量的增長。

萊斯特·布朗的結論是:中國到2030年,若人均糧食消費水平達到現在的台灣地區消費水平或美國水平的一半,進口缺糧將達到3.78億噸,而那時世界糧食出口總量卻不足3億噸。到那時,不僅中國養活不了中國,世界也將不能養活中國。

萊斯特·布朗的“糧食威脅論”成為“中國威脅論”的本原和濫觴。此後,在糧食之外,又相繼出現了有關中國的多種威脅論,有環境威脅論、能源威脅論(不少人認為石油價格的上漲與中國的能源消耗有關)、輸出威脅論,當然,還有潛艇威脅論,不一而足。

平心而論,萊斯特·布朗的某些觀點有一定道理。比如,他對中國耕地減少的預見,再比如,環境破壞造成的糧食減產等,的確掐準了中國農業發展的命門。所以,2007年兩會期間,關於房地產開發擠占農田的問題、碳排放未達標的問題,就成為兩會代表普遍關注的熱點。

但是,就在萊斯特·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發表之後的第11年,也就是2005年底,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在北京正式宣布了將在2006年元月1日起,停止對華糧食援助的期限。其理由是:中國政府在解決貧困人口溫飽方麵已經取得巨大成果,不再需要聯合國的援助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官員認為,“對中國在全球千年發展目標中所做的貢獻,給予再高評價也不過分”。

中國25年的糧食受捐贈曆史從此畫上了句號。中國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25年來,世界主要農產品增長份額20%以上來自中國,中國糧食年產量從3億噸增至5億噸,主要農產品供給也實現了總量平衡。事實消解並回答了萊斯特·布朗“誰來養活中國”的質疑。

中國政府在世界懷疑和恐慌的目光中完成了一項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這個曆史過程中,中國的農業科技人員功不可沒,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2007年,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遴選,在亞洲區提名組於2006年底進行的無記名投票中,對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一致支持,並向美國科學院正式提名,最終當選。袁隆平靠智慧加行動,為布朗們指點了迷津。

目前,雜交水稻在中國累計推廣4億多公頃,增產稻穀6000多億公斤。從1979年中國贈送1.5公斤雜交水稻種子給美國西方石油公司,至今中國雜交水稻已在越南、菲律賓、印度、斯裏蘭卡等40多個國家開始研究或引種,種植麵積達到150萬公頃。

曾對中國糧食安全懷有恐慌心理的布朗們更難想到,曾經是亞洲稻米進口大國的越南,1993年引種中國雜交水稻4萬公頃,在不增加投入的情況下,當年增收水稻1億公斤。目前,越南雜交水稻種植麵積已達到65萬公頃,單產增產40%,成為亞洲僅次於泰國的第二大稻米出口國。此外,印度借鑒中國技術培育出適應當地條件的雜交水稻組合;菲律賓在袁隆平委派的專家援助下,雜交稻單產提高了兩到三倍,開始脫離糧食進口國陣營……麵對未來,年過古稀的袁隆平仍滿懷夢想:希望雜交水稻由目前占世界水稻種植麵積10%提高到20%,即國外推廣麵積由現在的150萬公頃增加到1500萬公頃,以每公頃增產2噸計,實現總增產3000萬噸,真正造福全人類。

中國從一個糧食受捐國,轉變為糧食捐贈和農業技術輸出國。

糧食,糧食,還是糧食!

糧食是土地饋贈給人類最本源的禮物。

同時,糧食的政治隱喻也豐富多彩。

我們無法設想,如果中國的農業走勢沿著萊斯特·布朗的預測,慣性地驅動,現在的中國將是一種什麽樣的狀況。

目前,中國人均擁有耕地僅1.38畝,土地資源的匱乏,製約了中國農業發展的空間。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有一些問題想提出來——

當中國有限的耕地無法容納不斷增長的勞動力的時候、無法承載不斷增長和提高的農民需求的時候,失去土地或沒有土地的農民能做什麽?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格局越來越明顯的時候,當簡單的躬耕壟畝無法養活自己的時候,誰給農民提供一個既不失去文化的依存關係、又能靠土地的賜予生活的機會?

不了解糧食裏蘊藏的政治和戰略基因,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因為,糧食本身就是一種戰略武器,也是一個戰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