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晚清士林的政治走向

說到“士林”，必須對“士”有個界定才行。一般慣例“士”指“士紳”，指有功名的人，凡是曾獲得過生員，俗稱“秀才”以上“學銜”的人，均可稱為士紳，寬泛一點的，還可以把通過非科舉途徑攫取功名並官職者包括進來。顯然，在晚清的光景裏，這種“異途”士紳的比例相當大。這是一種符合明清官方規定的界說。

另一種界說是“讀書人”，近乎於我們日常所謂的“知識分子”。正如知識分子的概念混亂得一塌糊塗一樣，讀書人的概念也相當模糊。在晚清特定的情景中，一般使用讀書人概念時往往既包括有功名的人，又包括未取得功名而有學問的人，明顯地將通過納捐和軍功等途徑上升為縉紳的“老粗”排除在外。

我基本傾向於後一種說法，但還希望將標尺再抬高三寸，將所有讀書和曾經讀過書，有相當文字能力的人統統算作“士”（有官銜但目不識丁者不算）。有功名的人不必說，非得熟讀四書五經不可，八股文做得抑揚頓挫，朗朗上口，（某些邊鄙之地，由於風氣不開，讀書人有限，應考時破題之後隻做到“且夫”二字就進學的寶貝可能要除外），試帖詩四平八穩，格律分明。捐班雖說有點銅臭味，但有些人捐個監生之類的是為了進一步應考，就像《儒林外史》裏的周進那樣，應該說也有幾點墨水。以軍功起家之輩固然粗豪，但讀過書的人也非鳳毛麟角。至於芸芸敢到考場放個屁，而終身未獲一衿的童生們，絕大多數應該是已經達到了開筆作文的程度，在那個時代，達到這個程度，就意味著四書至少能連蒙帶唬地背下來，少說也在私塾挨了七八年手板。其中可能也會有極個別的把“鬱鬱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的糊塗蟲，但確有真才實學而為製度與考官所誤的人也在在多有。

如此這般的“士”，構成了明清社會一個特殊的階層，或者說所謂“士林”，他們承載著文化典籍和主流文化傳統，也用得自文化的經驗、知識乃至智慧左右政局，參與政事，大者出將入相，運籌廟堂，小者維持鄉裏，幹預訴訟。雖然在廟堂之上與處山林之遠的地位身份有千差萬別，但在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中國的傳統政治，離開了士則無從運行，而中國的士沒有了政治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基石。說“內聖外王”“修齊治平”的政治抱負與理想當然亦無不可，但更多的人更看重的還是廁身政壇或躋身士林背後的利益、身份、地位和榮譽。中國的士之所以為士，與經濟地位的高低關係不太大，與各自的道德水準也不相幹，胡適先生說：“我們不能說東林代表士大夫，而魏忠賢門下的無數幹兒子孫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真是痛快淋漓！對政治的直接與間接的參與才是士的根本欲望所在，即使並不醉心功名而皓首窮經的“純學者”，背後的動機也無非是光大“聖道”而致君堯舜。據說章太炎的弟子王仲犖曾評論章道：“老師本是學者，而談起學術來昏昏欲睡。老師不擅政治，但一談政治則眉飛色舞。”盡管士大夫們可能案頭放著《老》《莊》《壇（經）》，口裏嚷著“歸去來”，不能忘情政治卻是他們無藥可醫的“痼疾”。

晚清恰逢“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政治的變局關聯最緊的就是士林群體的變局。麵對西方的挑戰，從整個亞洲而言，中國“士”的反應可以說是最敏銳的，可他們的傳統包袱也是最重的（日本明治維新初期對西學的介紹，往往要借助中國的書）。盡管在甲午戰爭之前，士林多數尚在大國殘夢裏沉睡，但西學畢竟從敞開的大門中溜了進來，士林群體慢慢地、悄然地發生了一些雖然細微但卻很關鍵的變化。一小群不同於中國傳統士的讀書人出現並站住了腳，沒有被當成“二毛子”給攆走。在西器、西學的價值被承認的同時，士林賴以驕人的資本，傳統文化的價值開始動搖，連最保守頑固的士大夫，也隻好無可奈何地承認“忠信仁義”不能當“幹戈於櫓”。顯然，由於士林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這些變化對中國社會與政治都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化過程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一直到戊戌維新的發生，最希望變的人出在士林，最不希望變的人也出在士林。對盡棄所據的恐懼與對民族國家的責任感形成了反向雙軛，使中國士林的背負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