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六日

一覺醒來，已經是大天亮了。看表卻才僅僅三點鍾，疑心表是停了。上它兩手依然是滿的，疑心表是壞了。分明天是亮了的，隻好起床，但館內館外都毫無動靜。走到樓口的櫃台間去看，掛鍾也依然隻有三點過。

問題得到解決了：莫斯科天亮得快。

把行李檢點了一下，準備隻帶一口小手提箱去，到列寧格勒是隻有三兩天的耽擱的。

蘇布拉清夫人來了，約我同到食堂早餐，食畢她又告辭而去，她說要去替我買幹糧，準備在飛機上用的。

齊赫文斯基先生來了，手裏提著一口皮箱，很匆遽地一進門便向我說：“我陪你到列寧格勒，九點鍾的飛機，已經八點半了，我們要趕快動身！”

我說：“蘇太太剛才來過，去辦幹糧去了，是不是要等她？”

“等不及了。”

旅館裏的執事來了，把行李點交了給她，要她保管。我自己也提著一口小提箱，便跟著齊先生出發。

剛走到電梯口，蘇太太抱了一大包幹糧從電梯裏出來，她說：“替你們把幹糧辦來了，我另外還有事，不能送行。”

齊先生把幹糧接過了手，隨即一同跨進電梯。

乘著汽車到了飛機場，特羅伊次克先生早在，他把旅行證和飛機票交給了我，同時又送了我一個科學院的紀念章，圭形，有別針可掛，我便把它掛在衣領的左襟上。

到了九點鍾，飛機卻沒有準時到。前線的紅軍正在部分複員，複員紅軍是有乘機的優先權的，因此飛機不夠分配。的確，機場上不斷有飛機降落或起飛，上下的大抵都是軍人，雖然也有少數的公民，但恐怕不及百分之二十。最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什麽闊佬，這和別的地方隻有闊佬才有乘機身份的畢竟不同。

飛機一直等到午後五點過鍾才到。

在這期間，我們乘著汽車回到國際飯店去過兩次。第一次去取來三種書，《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係考釋》，《石鼓文研究》，是預備送給科學院作為紀念的。第二次去取《世界史年表》，以備萬一要作報告時的使用。

帶來的幹糧也在三點鍾的時候打開來吃了。麵包、黃油、幹酪、香腸，還有茶葉和餅幹，後兩者留著沒有用。特羅伊次克先生，我們也請他吃了。他在機站上足足陪了我們一天，我過意不去，請他老先生先回去了。

最後我們還巡覽過莫斯科的市容。到過紅場，從列寧墓前經過，沿著莫斯科河，把克裏姆林宮繞了一轉。“克裏姆林”據說就是堡壘的意思，是蒙古人侵入時開始建築的。也到過體育場，把一八一二年拿破侖侵入莫斯科時所住過的那間屋子也繞了一遍。

依然是運輸機。沿途都是低飛，足足飛了三個鍾頭，飛到了列寧格勒。阿列克塞也夫先生和另一位科學院的代表在機場上迎接。我坐上了阿先生的車，齊先生和另一位代表同車，向市內駛去。

阿先生是蘇聯首屈一指的漢學大家，今年六十二歲，蘇聯的漢學家差不多都出自他的門下。他從前到過北平，所研究的主要是中國古典文學，曾翻譯司空表聖的《詩品》和蒲鬆齡的《聊齋誌異》。他能講中國話，但他的中國話每每是純粹的文言。身體很魁梧，衣服很樸素，用著一枝丁字形的大手杖，很有些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袁同禮，顧頡剛，馬衡諸君無恙乎？”阿先生在車上問我。

我回答道：“無恙，諸位都在重慶。”

“胡適博士，近來見解有變乎？”

我不明白所問是何種“見解”，躊躇著沒有回答。

“他認為施耐庵高過司馬遷，《水滸傳》勝過《史記》，不免是偏激之見哉！司馬遷畢竟是大天才，《史記》是一世界大傑作。”

我沒有表示意見。在我看來，兩位古人都是偉大的作家，兩部書也都是偉大的傑作。這或許騎牆得一點，但事實上是時代不同，性質也不同，我們似可不必強為軒輊。

阿先生說他打算寫一部中國文學史。用外國文寫中國文學史，首先須得把中國曆代的代表作翻譯成外文，這是一項極艱巨的工作。阿先生正不辭勞苦地從事著古典作品的翻譯。他翻譯了陸機的《文賦》，謝莊的《月賦》，宋玉的《風賦》等，甚至如王勃的《滕王閣序》之類也翻譯了，實在是值得驚佩。阿先生也主張翻譯一定要信、達、雅，而特別注重雅。假使失掉了原文的美，那就等於把原文糟踏了。他這樣說。

汽車停到了加斯妥裏亞旅館的門口，把房間看好之後，阿先生和科學院的代表告退了。房間是三二四與三二五的聯號，一共是三間，一間客廳，一間寢室，一間洗澡間，陳設頗為堂皇，有點像王宮的感覺。但聽說當列寧城解圍之後，久經饑餓的市民曾被收容在這裏療養，久的有住了三個月才恢複了的。

到食堂裏用晚餐，各國的學者差不多都聚集在這裏。但也有趣，大抵總是依著自己的國籍，自然而然地分據著個別的席麵。各國的新聞記者都有，同樣地受著招待。在這兒遇著胡濟邦女士，她是大使館的職員，以新聞記者的資格而出席的。在出國之前，邵力子先生和王昆侖兄戈寶權兄都曾經向我介紹過，我到了這邊，便可以請她幫忙。滿以為在莫斯科便可以見麵的，是她先到列寧城來了。她的身材不高，兩頰和嘴唇的胭脂很紅，眼眶染著藍黛，頭發蓬在前頭像宮女髻，一身橙紅色的西裝，這在我習慣了看陰丹布的眼睛不免有點眩暈。

中英科學合作館的尼德罕先生，也碰見了。他看見我很高興，他說：“你來得真好，大家都在說，為什麽中國學者沒有人來？我作過兩次報告，都是替中國學者說話。我差不多成了中國代表。”

尼先生把幾位英國學者給我介紹了，其中一位是赫胥黎，他是《天演論》的作者的孫子，和威爾士父子合著《生命之科學》的一位生物學家。

飯後，齊赫文斯基先生回家省親去了。齊先生是列寧城的人，他的父親是軍醫，聽說在圍城期中他一直是留守著的。胡小姐和另一位中國記者來訪，後者是朱慶永先生，曾經做過中大教授，他現在是中央社社員。

“你有什麽表示慶祝的東西帶來？”胡小姐問我。

“我隻帶來我自己著的幾部書。”

“別國的學者都有很精致的‘祝辭’，在大會上當場誦讀之後，便奉獻給科學院。你有準備嗎？”

“絲毫也沒有！”我有點著急了，“來的時候，走得很匆忙，大家也都沒有想到這件事情上來。”

“回到莫斯科去再想辦法吧，”朱先生插著說，“在大使館裏麵總有辦法可想的。”

“別國的學者差不多都作了報告，你怕也免不了的。”

“有必要時也可以作，關於曆史和文學方麵的東西，我還可以應付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