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燦豔陽滿山道

孩兒時盼長大，總感到日子過得太慢；人大了、老了回頭看，又覺得時間過得真快！今年，是《工人日報》創刊40周年，也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我也45歲了。作為一個曾經當過《工人日報》記者的人，一個從工人中爬出來的作家，此時此刻，真是感慨良多啊！

我想起了自己走過的這條雖然艱辛卻灑滿了陽光的路。

我忘不了20歲的那年秋天。

這一年，我在《解放軍文藝》、《收獲》、《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11篇小說、散文習作。一時間，頭腦發熱，不知天高地厚了。本來，我的第一篇四五百字的短稿，是發表在部隊駐地的《汕頭日報》上的。可是此時，我卻瞧不起送我走上文學之路的這家地方小報了。當時，我正寫完了一篇特寫，團政治處的領導要我投給《汕頭日報》，我卻不樂意。後來，雖然遵循了領導的旨意，但我卻隨稿附了一封給編輯同誌的信，名為自我介紹，實為自我吹噓。報社的編輯同誌是敏感的，他從這封信上，嗅出了我身上滋生出的一股不正的氣味。也就在這時，軍裏準備召開全軍戰士業餘作者經驗交流大會。會議召開前，軍政治部一位老幹事到《汕頭日報》去，了解軍隊業餘作者投稿、用稿情況，那位編輯出於對我的愛護，把我那封信交給了那位幹事。幹事回來後，如實向首長匯報了。首長們研究後，決定把全軍業餘作者經驗交流會改為整風會。我，成了這次會議的活教材。

第一天，我在我們師的小組會上作檢查，沒有通過。傍晚，我帶著很大的抵觸情緒，來到了處長家。坐下後，處長端來了一大盤糖，放在我的麵前，談話開始了。他批評我，我不吃他的批評，卻猛吃桌上的糖。突然，他說的這樣兩句話，把我的心攪動了，我把拿到手的一顆糖，又放回到了盤子上。

他說：“我記不起誰說過這樣兩句話，現在送給你：第一個作品的發表，可能是這個作者成長的開始，也可能是這個作者毀滅的開始！”

我的身子顫抖了。好像誰拿鞭子在背後抽打我，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這一夜，我失眠了。第二天，我在小組會上作完檢查以後，惟恐檢討得不深刻，說：“鼻尖上的灰，自己看不到。請大家狠狠地批評我，好好幫助我，我準備作第三次檢查。”

處長笑了：“這一次，還像個樣子，不用作第三次檢查了。如果說要作第三次檢查，那就是行動！”

轉眼，我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跋涉了20多年。20多年來，那“第一個作品的發表，可能是這個作者成長的開始，也可能是這個作者毀滅的開始”的話兒，一直伴隨著我的創作生涯，時時在我的耳邊鳴著警笛，敲著警鍾，激勵我奮進！

這25年間，我從部隊到礦山，從礦山到報社，從報社又到文化團體，崗位換了又換，不論到哪裏，我都忘不了給我這株幼苗捉蟲、除草、澆水、施肥的部隊首長和戰友。我雖然再也沒有見到他們，然而，卻覺得經常和他們相見，他們一直站在我的身後，鼓勵著我在文學這條艱辛的山路上，邁出一步又一步……

1982年10月，我根據自己多年礦山生活的積累而創作的長篇小說《風雨山中路》出版了。當我接到散發著油墨芳香的樣書的時候，我激動得落淚了。我想起了為這本書摔斷一條腿、付出了血的代價的編輯老高，想起了為修改這部書稿而不斷地為我打氣、鼓勵、創造條件的單位的領導和周圍的朋友，想起了在創作上給我許多幫助的文學界的前輩和師長。我把這部習作分寄給他們，一則是感謝，二則是求教。省委宣傳部一位老部長接到我的長篇小說不久，就要到北京去參加全國人大會議。臨行前，他沒有忘記把我的這部長篇小說帶上。在人大會議的空隙裏，他把這部拙作看完了。他從北京開會回來，就打電話給我，讓我晚上和這部書的責任編輯老高同誌到他的住處去，一起討論這部作品。他一一分析了書中的每一個人物的人生道路、人生觀，分析了作品的長處和不足，給我許多啟示。他又發動他的老伴和兒女都看了這部書，並開了幾次家庭討論會。他自己，則先後看了四遍，並記了滿滿的一本筆記。這部書長達30萬字，看一遍，就要花去他一個多月的業餘時間。他工作那麽忙，幾乎每個星期天都有會議。每天，隻能在深夜10點多鍾以後，才能拿起書來看。為了對我的創作進行比較全麵的了解，他還看了我近二、三年來發表的幾乎所有的作品。

這年春節，他到上海探親。探親回來，打電話找我，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他遞給我一本厚厚的八開的大稿紙，說：“探親期間，躲起來寫了一篇《〈風雨山中路〉的人物談》。你看看，不妥貼的地方，你隻管在上麵改。”

我捧著這厚厚的一疊稿紙，看著上麵一行一行粗壯、蒼勁的字，我的眼睛濕潤了。這篇稿子，他經過了近一年時間的準備和醞釀，又寫在他與親人團聚的新春佳節裏……

當年為我“捉蟲”的處長也罷，今天為我“施肥”的部長也罷，都是為了我這個年輕的作者成長得快一些。試想，如果不是社會主義製度，如果不是有我們親愛的黨，我，一個隻念過幾年書的煤礦工人，能躋身於作家的行列？能在文學創作這條艱辛而迷人的路上跋涉到今天嗎？想到這裏，我由衷地想說一句：我這個跋涉者的身後，時時站著我們偉大的祖國、親愛的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