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背景·個性視角·時代精神——朱向前論
——朱向前論
一個時代的文學批評家怎樣才算稱職，是一個亟需研究的課題。回眸“五四”以來近八十年的文學演進過程，大多數批評家已處在相當尷尬的境地。一些相當知名的批評家，曾經著作等身，曾經呼風喚雨，曾經像大眾傳媒中節目主持人一樣家喻戶曉，可是，他們的同時代人已無法馬上回答出這樣的提問：“這個批評家都有哪些重要文章表達過獨到的見解？”
這個觸目驚心的事實，被我們習以為常，麻木地接受了。然而，我們不能永遠這麽麻木地沉默著。我們應該一眼看出理論家和平庸學者的區別；我們應該把那些靠舉薦某幾位作家或賞析某幾部作品躋身批評家隊伍的人，請回到鑒賞者的人群中；我們應該把那些生硬照搬西方批評新體係、新話語塑造出自己批評家形象的人，歸到西方文明的介紹者的隊伍中去。總之，需要清理一下批評家的隊伍。
怎樣才算一個稱職的中國現當代批評家？很不好回答。但我們認為可以從最傑出的批評家身上找出如下共性：第一，他有獨到而相對完整的理論；第二，他有獨特的研究方法並負責任地發表獨到的見解；第三，他有確定性的研究對象並以自己的發言影響研究對象的發展和變化；第四，他有鮮明的、充滿個性的批評話語表述。胡風可以算作這樣一個批評家。
我們知道這個問題一篇文章無法談清楚。我們隻是想用這個問題的存在背景作為一個坐標係，探討一下或叫確認一個朱向前的批評的位置。
一
為什麽要選擇朱向前為研究解剖對象呢？原因如下：
第一，朱向前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用《尋找合點》等六部文論集，近百萬字文章一直把軍旅文學和軍旅作家作為追蹤研究對象，進行了軍旅文學描繪的對象、軍旅文學的演進過程、軍旅作家的換代特征、軍旅作家不同群體的內外在特征、軍旅作家代表人物等全方位的研究。他的這種研究本身，已為二十年來軍旅文學運動梳理出了一個史的輪廓和脈絡。他對近二十年軍旅文學的全部發言，已為後人麵對這一對象，提供了一塊包容這一對象主要特征的化石。
第二，朱向前為軍旅文學尋找到了“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他由兩類青年軍旅作家曾雙峰並立這一現象入手，在1988年提出“尋找合點”的理論主張，為軍旅文學的發展確立了一個目標。他從兩類作家的發展過程中的消長現象，逐漸形成看清了自己的理論支點並把它確立了下來。十年裏，他為當代軍旅文學留下了《尋找合點：新時期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互參觀照》《八十年代：中國軍旅小說的基本格局》《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新時期軍旅文學一個重要主題的相關闡釋》等重要的理論文章。
第三，朱向前采取作家批評立場，有限度地采用作家傳記批評的方法，對莫言、周濤、朱蘇進等作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為軍旅文學的發展．梳理出了可供後人借鑒的經驗和教訓。童年經驗、鄉土意識、作家的婚戀、疾病史等與創作密切相關的因素，在朱向前的文章裏，都有他結合具體研究對象的個性化發言。《半部傑作的詠歎》、《新軍旅作家“三劍客”——莫言、周濤、朱蘇進平行比較論綱》兩篇長文，充分表現了朱向前獨特的批評方法。
第四，朱向前的批評，體現著與創作不隔的鮮明特征。他的一些理論表述，已在同時的創作中得到某些直接回響。
第五，朱向前批評話語的美文特征。
自然，朱向前作為一個批評家所顯示的以上特征，都有它們所依的基礎並經曆了長長短短的時日。
二
朱向前是一個“體係意識”和“支點意識”十分濃烈的批評家。隻不過他的“體係”和“支點”不是在進入批評伊始就十分自信地確立的，而是不斷摸索不斷認識才在1994年確定下來的。這個選擇的過程，同樣顯示著它不同凡響的價值。這個過程的起點是《尋找合點：新時期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互參觀照》，終點是《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
眾所周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特別是“文革”十年及“文革”後十年），軍門子弟在軍隊中占有很大比例，以至成為這個時代軍隊文化背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一部分人大都把部隊視作自己的家（子承父業傳統文化形成的集體無意識）。提幹這樣的生存問題在他們眼裏可視若無物，將軍夢一般不會在他們人生的前半夜破碎。當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想用文字表述自己所思所想時，部隊便是一個理想的人生舞台，可以作為一個發無限之幽思的審美對象，甚至可以把部隊當作一種玩物。這樣一群人中的出類拔萃者，走進朱向前視野的時候，搖身變成了作家朱蘇進、喬良、劉亞洲、海波、簡嘉和龐天舒等女作家。這一群作家身後的第一道文化背景就是共和國的軍營大院。這些大院幾乎和他們的生命一起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在他們能用筆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大院的生命尚不足三十年。在文化的長河裏，三十年隻能產生一種叫時尚的東西，而命定成為英雄之子的這一群作家，對這個時尚的理解隻是四個字：英雄主義。在這樣一個太薄的文化背景中，實在無法尋找到像“八旗子弟”這樣一個照麵就能給人們重重的文化上的一擊的字眼。因此。在這群作家筆下，自然也無法誕生像《那五》這樣的東西。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必然是這一群作家建構自己文學大廈的明燈。這樣一類作品，如果恰恰生在蓬蓬勃勃、觀念單一的社會穩定期，也能引出一片叫好聲。這便是他們吸引朱向前目光的理由。
軍隊的絕大多數人過去、現在和將來必然由這樣一群人組成：農民。這種身份的軍人，進入80年代後，也有了自己的代言人李存葆、莫言、周大新、閻連科。這群作家跨進軍營的門檻，於人生已是一種提拔。他們的同類，絕大多數都哪裏來哪裏去了。每年近百萬來近百萬去的同類，在商品經濟時代到來之前，到部隊唯一的個人目的是為了改變自己在這個顯然已各就各位了的相對穩定的社會中的地位。自從當代新文化詞典中出現了“走後門”一詞後，可以說沒有一個農家子弟穿上軍裝的第一天會做什麽將軍夢。因為他們都清楚地知道，在這個等級森嚴的社會（譬如戶口引出的城鄉差別）做這種夢等同於發神經。他們的目光都朝生存這一點聚焦。在現實的軍營裏，他們幾乎從來沒有朱蘇進筆下人物身上常有的捕捉軍營特有質感的美、尖銳或是刁鑽地把玩一下現實並通過對現實悠閑而沉靜地審視發現實現將軍夢想的甬道等所謂的真正軍人的情思。他們關心和注目的是三四年兵役生活中猶如彩虹一樣難現的躍過龍門的機會。大部分同類重返故鄉的沉重歎息，深刻地影響著留在部隊那些碩果僅存的人。加上這些低級軍官和故鄉的聯係千絲萬縷，使他們都無法在人生的前半夜做出一個將軍夢。這些前一輪競賽中的勝利者，仍麵臨許多現實問題。首要的挑戰是找一個伴侶。這些日後成為軍官妻子的，多半都是在丈夫在前一輪競爭中，處在風雨飄零岌岌可危的灰暗現實中為了保底匆匆被選定。在連排級的位置上度過的漫長的八到十年間，為了再把妻兒從農村帶進城鎮，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需要把可珍視的自我甚至自尊交付出去，以換得一紙可作妻兒進城車票的副營職委任狀。那些少數意誌堅強者，提幹後旋即在城市找了妻子，婚後很快都會被市民文化消解成一個個零餘者。這種現實，就是李存葆、莫言、周大新、閻連科等人把筆伸向軍營時的文化心理承載。在他們看來，英雄主義的實際內涵就是如何能頑強地生存下去。在常態下，他們就是劉震雲《新兵連》中的新兵，就是閻連科《和平雪》、《和平戰》、《在和平的日子裏》中的那些尚未解決家屬隨軍問題的連長和指導員；在反常態下，他們會變成莫言《金發嬰兒》中的孫天球和閻連科《夏日落》中的連長和指導員；在戰爭狀態下，他們又都能領悟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真諦，變為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中的梁三喜、靳開來和周大新的“漢家女”。這一類作家把鄉村中國作為軍營文化背景的底色來描繪，是他們命定的選擇。這種文化背景的差異，使他們和前一類作家有了質的區別。
朱向前出生於一個幹部家庭，十六歲從軍。這一經曆和朱蘇進等人吻合。朱向前另有一段農村生活的體驗，十四歲那年，他被下放到農村，做了兩年每天隻掙七點五個工分的農民。這次下放不同於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完全是一種懲罰。日後。朱向前回憶說：“當我能挑著一百多斤的擔子在山路上行走如飛的時候，我和農民已沒有一點區別，那兩年，從來沒有想到過這輩子還能離開土地。”這種可遇不可求的從小康到困頓的人生跌落，接通了朱向前和大地的血脈聯係，又把他和朱蘇進等人完全區分開來了。
這種在軍旅批評家中獨一無二的經曆，命定了他成為兩類軍旅作家現象的最早發現者，同時也為他長期追蹤研究這兩類作家，提供了雙向都能溝通的可能。
這一發現，實際上是朱向前對文化背景重視的必然結果。同時，朱向前對文化的“敏感”，又是尋根文學思潮和拉美文學大潮雙向磨礪的結果。
朱向前創作小說的“絕筆”是1987年初發表的《地牯的屋·樹·河》。這篇小說打著尋根和魔幻的雙重印記。這篇小說發表後曾被重要的選刊選載，並入圍當年的全國短篇小說獎評獎篇目，引起小小的轟動。時隔十年，這篇小說的獨特的意義和價值依然存在。但朱向前卻在這個時候突然轉向批評了。從現象上看這是自然而然的選擇，本質上卻是在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雙重擠壓下的突圍。他想站在一個理性的高度，來審視發生在中國的深層的文化的轉型。思想的收獲，已無法用小說來承載，必須借助於理論性的話語加以表達。獨立人格精神的重要，被朱向前感受到了，因此，感知的立場和創作的手段，已經不能傳遞在他體內**漾的深層的焦慮。
這種焦慮，究其根源，是對文化本體渴求在東西、古今文化衝突中獲得獨立人格精神的願望。1984到1987年，是中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幾年。以尋根的姿態去尋求與古代輝煌燦爛文化精神的對話因為批判國民性是非價值體係的過猶不及而無以為繼了，《爸爸爸》《遠村》《小鮑莊》《棋王》無法在揭示國民性這條路徑上望《阿Q正傳》的項背，傳統隨之被束之高閣。同時，大批作家開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和拉美，一時間，先鋒派文學、嫁接的拉美文學蔚成風氣。這種顯然失卻了中庸這種文化轉型期的典型的偏激態度，已經預示了文學的深層危機。朱向前的轉入批評，無疑有尋找在文化轉型期所應有的理性姿態的意思。他把相對能夠獨立的軍旅文學作為研究對象，開始了自己艱難的尋找。
綜觀朱向前的全部批評，感受最強烈的有兩個點：一是對地域性文化背景的細微勾勒，（1994年以前，他的大部分重要文章都是針對軍旅文學相關問題的發言。這些文章涉及軍隊的曆史文化背景、現實社會背景、軍隊的現代化程度的高低、兵員組成板塊結構發生變化對文學的影響、軍旅生活的主旋律以及其變奏等諸多方麵。對這些問題的闡釋都力圖在文化這個層麵上展開。）這一點決定了他的批評的深度；二是對作家的文化背景、個人經曆的特別重視，（從文化背景的角度闡述軍旅兩類青年作家的異同，並“尋找合點”，這是朱向前進入文學的獨特角度。從這個角度進入，最易接近作家的深層文化背景，加上個人經曆的參照，便可以照亮某個作家個體對文化基點尋找的詳盡過程。朱向前對朱蘇進的詳盡剖析，可作參證。）這一點為他的批評帶來了個性。
朱向前對批評的文化視角自覺，有一個循序漸進、由現象到本質的過程。他說：“最初引起我對農民軍人關注的不是農民軍人形象本身，也不是所謂農民軍人的主題，而是農民軍人作家，以李存葆、莫言為代表的這一個作家群，和以朱蘇進、喬良為代表的另一個作家群之間的異同，誘發了我的興趣，但比較研究的結果不可避免地切入到了中國軍人心理基礎——農民心理、軍旅文學的文化背景——農業文化等這樣一些較深層麵的課題，並從此確立了我以鄉土中國和農民性作為觀測與考察當代中國軍人和軍旅文學的重要理論視角。”
1988年，朱向前在談到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局限時，就從文化的角度指出：“由於過分地強化軍人意識，或忽略民族心理（主要是農民心理）素質的溶滲，由於過分地突出當代意識，或不善於以曆史眼光來觀照當代軍人，就容易使得軍人家庭青年軍旅作家給他們所鍾情的‘職業軍人’頭上戴上虛幻的理想光圈。再加上欠節製地借鑒外國軍事文學，又漸次滋生了某種‘洋化’的傾向，而把某些表層次的現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當作傳統心理嬗變或觀念更新來大加吹捧。這樣就不僅局限了他們筆下的精神世界和描寫天地，而且還使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減損了曆史穿透力和人物的民族本色及至真實性。”“我們民族的優根性和劣根性都通過農民軍人相對集中地體現在軍隊中。因此，農民青年軍旅作家們在大力強調發揚革命傳統的同時，如果不能對那些非革命傳統進行批判的揚棄。也就很難承載重建與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軍人品格的曆史重負。”基於對兩類作家局限性的認識，朱向前提出了在中國農民的心理基礎上，尋找雙方互補結構的思想，並明確指出：“隻有深刻地研究中國農民的命運，理解中國農民的情感，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國軍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質，也才有可能分辨良莠、鑒明優劣，在今天心理嬗變、觀念演變和意識更新的大潮中，對其做出深層性的開拓和建設性的揚棄。”
經過長達六年的追蹤研究，朱向前對中國軍人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很見一些理論深度的判斷：“宏觀視之，從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無疑是中國真正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它經過長達百年的漸進，終於在本世紀末開始了突破性的‘衝刺’與飛躍。它的深刻性所帶來的‘應激反應’也不能不首先敏銳地體現在中國的‘時空實體’——土地和農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變動我們可以指出兩點。其一，土地從來是農民人生的起點和歸宿，然而隨著十餘年來社會結構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鬆動與調整，當代青年農民卻紛紛以‘逃離土地’作為他們富於時代感的人生設計和價值取向。其二，農民從來是革命的動力和主力，然而到了今天，人們才真正體驗到，在農民革命勝利之後，恰恰是要以改造農民自身來作為繼續推動社會進程的代價。這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改造’或‘作風改造’，而是一種脫胎換骨的對農民文化或農民性的根本改造。——廣大農民對於土地立場的反動和對於革命的‘角色互換’的自我意識，恰恰表現出當前社會變革的深度與廣度”。在此獨特的文化背景下，朱向前又明確地指出了“農民軍人”這一角色所包蘊的豐富的曆史內涵和現實意義，並為如何塑造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農民軍人”形象，提出了操作意義上的建設性意見。他說：“第一，當代農村青年紛紛以應征入伍作為逃離土地的主渠道之一，一大批湧入軍營，成為穿上軍裝的農民。或者反過來說，由於中國農村的幅員遼闊，當代中國軍隊的主要兵源仍然在於農民。第二，當代軍營作為一座青春之門，一個人生舞台，一個連接傳統與現代、鄉村與都市、農民與軍人的中間環節，它在不停地吸納與容涵青年農民的同時，又對他們攜帶而來的農民心理、農民意識和農民文化做出‘中和反應’，並盡情展演兩種文明在其間相衝突、相碰撞、相妥協、相轉化的複雜過程。因此，‘農民軍人’就成了一個雙重身份和複雜性格的特殊‘人物’，成為我們觀察中國社會具有雙向視角的絕佳角度——既可以從鄉土和農民的觀點觀照當代軍人並加深其理解與把握，又可以從兵營和軍人的視點返視中國鄉土的深層結構和當代農民的最新方向。”
因為這一係列的發言，朱向前的批評理論體係也便漸漸顯示了出來，展示出它可以宏觀把握軍旅文學曆史與現實走向並預測發展方向的力量。
四
進入90年代後，兩類軍旅作家的變化，可以有力地佐證文化視角研究文學的強勁生命力。朱向前開始操作批評話語的時候，這兩類作家雙峰並立。之後的七八年問，朱向前一直進行著追蹤研究。因此，他對軍旅文學發展前景的估價，因其親曆性和研究的連續性，就顯示出了毋庸置疑的權威性。
自古以來，文學創作都是一次馬拉鬆式的競技，智商（或叫小聰明），隻是在起跑的時候才起一定的作用。如果技法嫻熟，又對新手法、洋技術十分敏感，前幾公裏賽程會處在領跑的位置上。進入中途，拚的是才華。後半程，比賽的就是內功。這內功就是生命意識的堅固和文化底蘊的豐厚。
進入90年代，兩類軍旅作家無形的馬拉鬆競賽已到了後半程，如果不吃興奮劑，拚的就是內功了。就我們掌握的不太全麵的資料，可以列出幾個表格，對比看一看這兩類作家在90年代前十年的賽況。雙方的選手是：軍門子弟作家：朱蘇進、喬良、海波、劉亞洲、錢鋼、簡嘉；農民出身作家：李存葆、莫言、朱學武、周大新、閻連科、朱秀海。（農民出身作家尚有雷鐸、唐棟可入選參賽，為使雙方人數相當，不列入。因現在尚沒見成型的農民出身女作家，故不讓龐天舒、於勁等上場。）
A．一般賽況
B．1990-1995發表作品情況（隻記中、長篇和散文集，不含外文版、港澳版）
C．1990-1995作品轉載獲獎情況
D．1990-1996年作品題材範圍
[說明：一，因資料不全，數字可能不準；二，因閱讀有限，可能把雙方仍在賽場的選手列入了隱退之列；三，第四表題材分類並不嚴格，我們本不願這麽分，列表看本是為了醒目，將就分了。四，因雙方都沒寫出《紅樓夢》，隻好用數字說明問題；五，因國內無權威中篇獎項，雙方又都無茅盾獎得主，隻好選了行業獎（八一獎）、區域獎（上海獎），還有選刊獎。一般刊物獎不在統計之列，《大家》紅河文學大獎本也是個刊物獎，因其兩年隻獎一人的慎重，故特別列入；六，這種統計是否科學，歡迎批評。]
列入以上幾個表，是想少說些廢話，可以通過這些表直接看出比賽的大概情況。因一部《紅樓夢》足抵中國當代作家的全部勞作，我們對兩隊的作品量不作發言。因作家輟筆並非都意味著江郎才盡，我們也不對此加以評判。在列完這些表後，我們隻想強調兩點。第一，轉載率和出沒出文集，或多或少可以說明作家影響力的大小。（當然，我們也記得《喧嘩與**》曾經創過一年隻賣出去一本的記錄，但這隻是極少的特例，何況上述作品還都沒福克納的作品難讀）在這方麵，軍門隊可是大大落伍了。第二，作家涉獵範圍的寬窄，一能說明作家創造力和才情的高下；二能表示作家內功的強弱；三能預示作家最終氣象的大小。第一類作家，除了軍營生活和玄想，手中的筆再也無力伸向別處了。被朱向前譽為“南線戰爭總結之作”的《穿越死亡》，並沒有誕生在第一類作家之手。80年代以來，除了《靈棋》，第一類作家沒為軍旅文學留下一部像樣的戰爭小說，這一現實對這一群或長或短都做過將軍夢的作家不啻是一個尖酸的嘲諷。主將朱蘇進，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表達著對戰爭的渴望，寫出來的戰爭小說，不是四千年前的，就是純粹幻想的，都“拒絕他人閱讀”（朱蘇進自述）。莫言、閻連科、周大新進入90年代後，都把目光投向更廣闊的曆史和現實之中，其存在的意義早已越出了軍旅。如果把他們這種行為看作是為了在將來更深刻地、更全麵地把握這支軍隊而作的尋根意義上的準備，他們重新回來描繪軍旅之日，朱蘇進、喬良等人還能不能與他們在一個賽場上競技，現在就可表示懷疑。
軍門隊敗象已露。他們敗在先天文化承載的單一和單薄上。大院文化至尊的錯覺，使他們無法與這個世界進行深層的交流。他們的孤自堅守，實際上是一種不得已。父輩的偶然從軍，割斷了他們這一類作家與土地的血肉聯係。他們都自視甚高，篤信“秀才不出門遍知天下事”，後天更是拒絕了解低層，個個像聆聽到“神諭”的智者，準神祗一般高高地飄在半空，用“第三隻眼”朝芸芸眾生“凝眸”。除了借助知識進行玄思，他們的視力很難越過大院的高牆。這樣，他們的文學氣象也就定了——不停地重複製作鑲著思想碎片的作品，供那些片麵深刻的好奇者捧在掌中把玩。
朱向前1988年就發出的“尋找合點”的籲請，並沒有被軍門子弟作家重視。不到十年，實際上隻剩朱蘇進一人在繼續獨扛大旗，這個作家群實際上已不再存在了。
這是一個必須接受，也值得檢討的事實。
五
朱向前對這兩類作家定量定性的分析，著力是不均勻的。這一現象在他1993年以前的研究中格外醒目。
朱向前十四歲至十六歲，是做了兩年地地道道的農民。但這個農民和莫言、閻連科這種命定的農民又有本質的區別。莫言、閻連科出生的過程俗語就叫落地，蹣跚學步便直接融在大自然裏，童年做的活路是放羊或打豬草，玩的是蛐蛐和家裏的看門狗。朱向前的童年和朱蘇進、海波、喬良等人的童年一樣，最起碼有看不完的小人書。十六歲，朱向前又離開了農村，以後的經曆又完全和朱蘇進等人大同小異了。兩年農民的人生體驗，在他沒能出人頭地的漫長歲月裏，恐怕偶爾要以噩夢的形式重現。因為他的當農民，是特定政治、社會對他個人的一種懲罰，和知青們對農村的體驗相差無幾。參軍既然是對懲罰的逃離，回眸時，免不了要取俯視姿態；回憶時，又免不了厭惡情緒的彌漫。
因為朱向前的身份本質上屬於朱蘇進一類，加上他還有一點唯美主義，麵對朱蘇進製作的一個個貼著玄想的思想碎片的精製的小玩意就有點愛不釋手，忘情地加以讚美，寫出“舍朱蘇進其誰”這樣顯然不太明智的語言。（關於朱向前對朱蘇進研究的得失，涉及批評家和研究對象的表層和深層對位關係的大問題，我們準備專文論述。）自1988年到1993年，朱向前關於朱蘇進一人的發言，總字數超過五萬，可見他的偏愛程度。他似乎對朱蘇進的創作一直在消解他的批評體係這一事實，缺乏必要的警惕。
相比之下，朱向前對農民出身軍旅作家和作品的定量性研讀，就少得可憐，所持的態度和視角，又略感淡泊和苛刻。
盡管朱向前是莫言的最早評介者之一，但他的發言多半停留在對文學特色的品頭論足上，精到的形而上的穿透和疏理比較少見。對於李存葆和他的作品，朱向前隻是在一些現象綜論式文章裏，本著文學史式的評介而適當提及。
朱向前對李存葆、莫言這一類軍旅作家定量解剖分析文章的缺少，多少延宕了他通過兩類軍旅作家劃分的研究可能確立的批評體係的建構。這一延宕，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朱向前略帶點藝術至上味道的感悟型批評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證明了一個批評家建構一個能經得起時間和實踐檢驗批評體係的艱難。
感悟型批評方式，一般先把目光盯在“活兒”做得精不精細上。朱蘇進的細活兒做得相對漂亮，沒多少“漏湯”的地方，自然就把朱向前的目光引去了。和朱蘇進同時引起文壇關注的農民出身的軍旅作家，80年代中期確實也沒有做出有點藝術至上味道的軍旅文學精品，感悟型的定量分析也就無法進行。
然而，農民出身的軍旅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在別的方麵也有很多可圈點的地方。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和《山中，那19座墳塋》之所以能獲得巨大的成功，是因為它們所表現出的與時代脈搏的同頻率跳動性，與人民的歡樂和苦難的血肉相連所顯示出的巨大認識價值導致的。它們在藝術上或許略嫌粗糙甚至有那麽一點模式化而顯得缺少點天才的創造性，但它們都曾經以超乎尋常的力量擊中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在中國這樣一個“言誌”“載道”文學傳統深厚的國家，曆史不會忘記《高山下的花環》這類根植於民族文化的作品。時間甚至會讓後人忽略掉它在藝術上的諸多不盡人意，而特別珍視它對軍隊根植文化土壤的深刻揭櫫。作為傳統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作品，《花環》完全經得住比較苛刻的定量分析。《花環》裏高揚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精神和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軍人的品格，決不是什麽商品經濟大潮三五十年能磨損掉的。《花環》和朱蘇進《射天狼》同獲1982年全國中篇小說獎，同樣都被改編成電影。時隔十四年之久，可以站在1996年的立場上重新來看一眼這兩部作品。梁三喜和袁翰到底誰更能血肉豐滿地展示80年代初的時代精神？梁三喜和袁翰相比，在性格特征和人性深度方麵到底誰更鮮明更深邃一些呢？這兩部作品都基於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那麽在細節的真實和耐磨上，在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到底哪一部作品更具可圈點性呢？（《射天狼》還是朱蘇進早期作品中唯一一篇不帶將軍情結的。）
文化背景的是否真實、典型、深厚，是決定作品壽命長短的最主要因素。餘下的諸如做工等問題，隻能在同一個文化背景下才能加以討論。如果作品的文化背景是虛幻的，是出於個人冥思苦想的，時間很快會讓這些作品在藝術操作上一再貶值，直到徹底被人遺忘。這似乎也是一個成熟批評家需要熱切關注的課題。
進入90年代，新一代農民出身的軍旅作家逐漸在文壇嶄露頭角，他們在語言嫻熟程度和具體操作的熟練程度上，已不比軍門子弟身份的作家差什麽了。朱向前敏銳地捕捉到了軍旅作家群體發生的重大變化，對這類作家的關注日漸多了起來，並及時地撰文提出“農家軍歌”“鄉土中國和農民軍人”等問題，並對農民出身的作家將徹底占領軍旅文學創作領域的前景作了頗有啟發意義的預測。進入90年代以來，朱向前對這類作家寫了《艱難行進中的農家軍歌》《鄉土中國和農民軍人》《農民之子與農民軍人》三篇重要文章。這三篇文章一篇是現象論，一篇是理論探討，一篇是作家論。這標誌著朱向前研究側重點的重大轉移，也顯示出了朱向前作為一個批評家在理性上的成熟。
隻是，讓我們感到困惑和惋惜的是，迄今為止，朱向前還是沒有為這類作家寫出《半部傑作的詠歎》這種定量分析的文章。他寫的《農民之子與農民軍人》，主要是為閻連科在軍旅文學創作進行定位，用閻連科的創作印證他對軍旅文學走向的判斷，並沒有詳細闡明閻連科的出現對他理論體係確立的價值和意義。
然而，這種小小的缺憾，並沒有減弱朱向前理性的成熟所帶來的對創作的深層把握力。他因在不長的時間裏發表了這三篇文章，而獲得了審視研究對象的超越性的高度。閻連科的出現，有力地支持了朱向前的批評，形成了當代文壇難得一見的創作和批評共時互補的景觀。
閻連科以近十年辛勤的勞作，已經成為農民出身軍旅作家麵對軍隊這一描述對象的首席發言人。他在軍旅作家群中的位置（單說他描繪軍隊的作品），已經和朱蘇進同樣醒豁和重要。他描寫前軍人和低層軍人的中篇小說有：《小村小河》《祠堂》《鄉難》《瑤溝人的夢》《瑤溝的日頭》《婚幻》《中士還鄉》《晶瑩十二歲》《往返在塬梁》《自由落體祭》《從軍行》《尋找土地》《和平雪》《夏日落》《和平寓言》《和平戰》《在和平的日子裏》《和平殤》《四號禁區》等十九部。其中“瑤溝係列”和“和平係列”都引起過文壇廣泛注意。把他的這些作品和朱蘇進的作品進行比較研究，是個專門課題，此不贅述。
閻連科以十九部中篇、百萬餘字，完成了一次對軍隊的主體——農民軍人金字塔底部（從前軍人到尚無獲得帶家屬資格連級幹部）從社會心理到文化心理、從靜態到動態、從常態到異態、從個體到群體等全方位的真實描述，為認識當代中國軍隊提供了一幅《清明上河圖》式的長卷，為軍旅文學的下一步發展和繁榮打上了不易被時間磨去的文化底色，為後來者定下了不會導致歧路的出發點。這些作品的文化基點即是：“鄉土中國和農民軍隊。”
閻連科1994年秋和朱向前就農民軍人問題進行了一次對話。閻連科坦率地說：“就像你的理論角度的別無選擇一樣，我這也是別無選擇的選擇，我隻能寫這些和這樣寫。你還記得1991年夏天我從文學係畢業前夕咱們之間的那次長談嗎？那次你就跟我大談農民軍人問題，並具體分析了我與李存葆、莫言相比較的優劣勢，其實那次談話正對我胃口，也可叫作正中下懷，對我起到了鼓舞和打氣的作用，因為那時候我自己也正在琢磨著求一點變化，求一次轉移，求一個突破。”
能得到一個作家這樣的反饋，真值得朱向前喝二兩小酒消受消受。這種作家和批評家心有靈犀的感受，真稱得上是雙方的幸福。
這種幸福對朱向前絕對不是空前絕後的。
1995年，朱秀海的長篇小說《穿越死亡》出版了。這部小說，從人物關係的設置到具體場景下人物心態的細微表述，都可視作朱向前“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農民意識和軍人意識”、“尋找合點”等理論的具象化表述。主人公江濤是將門之子，副團長劉宗魁是農民之子，以下營、連、排人物的設置，也都這麽錯落地安排，然後，作者把他們都放在戰爭狀態下試煉，讓他們相互碰撞，碰爛了衣服，碰破了肉體，再放出靈魂相互審視，最終在國家意誌和民族利益的層麵上達成和解。這部作品雖然可批評處甚多，但因對這支部隊的認識有理性的高度，因而成為描寫南線戰爭的階段性總結之作。
朱秀海創作這部書之前，是否重讀過朱向前的文章，並不重要。我們認為，創作和批評出現的這種契合彌足珍貴。
六
朱向前的批評顯然屬於作家型批評。20世紀文學和19世紀文學相比較，其最重要的特征表現在內省精神的照耀下對人的意識的充分表達和充分個人化的各式各樣的實驗。在這種大背景下，作家型批評的影響越來越顯著。新近出版的《20世紀世界小說理論經典》一書，收入重要文章七十篇，其中四十八篇出自作家之手。純粹理論家的文章，隨著二戰的結束，其影響力日益衰微。進入60年代，隨著拉美文學的爆炸，在小說理論上出現的最響亮的聲音，幾乎全是由作家發出的。這是一個很值得中國文學界注意的現實。
朱向前不是科班出身的批評家。科班出身的批評家，或多或少都有職業上別無選擇的不自由。自從踏進中文係的文藝理論專業的門檻，他們未來的批評家道路已經前定了。為了將來能把這碗飯吃出點滋味，吃出來個長久，他們不得不在老師的影響下，選擇出一個很可能不適合自己口味的已成體係的理論，作為自己的方向。出了校門麵對文學世界，他們的門派觀念已顯現出來。80年代中期以前，這類批評家品種單一，絕大多數都操作社會曆史派的話語。進入90年代，俄蘇批評觀念一統的局麵打破了，進入了一個批評理論背景競賽的戰國時期。這類批評家大都供職在名牌大學和國家權威文學研究機構，為了使自己的批評能很快顯示出與眾不同的話語和體係，“拿來主義”甚至“搬來主義”就成了終南捷徑。這類批評家的貢獻在於詮釋西方20世紀的批評成果，欠缺在於個性的缺席。同時，朱向前也不同於那些立誌成為批評家的批評家。這類批評家的一切知識準備都為著成為批評家這唯一的目的。為了在批評界安身立命，他們廣泛地涉足每一個文學門類，不停地變換著批評話語，這類批評家的貢獻在於提高公眾的鑒賞水準，欠缺在於自我的時常迷失。
朱向前成為一個批評家，可以說沒有一點前定的因素。他半路出家，並不是因為看到作家修行道路難成正果的黯淡後的改弦更張，而是好奇和興趣引發了用批評話語進行傾訴的欲望，“寫了幾篇後就一發不可收了”。因此，他的批評開始時並沒有刻意尋找理論背景，也不在任何一個主義的大旗下麵，麵對的是一個個問題，並想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他選擇作家傳記型批評方法作為自己批評的切入點，又可以說是個命定的選擇。對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現象的發現和追蹤研究，用的就是傳記批評策略。作家的血緣和童少年時期所處的特定文化背景，被朱向前特別加以強調了。他認為，這些無法割舍掉的因素，決定著作家生命的底色，決定著他的哲學觀念的確立，決定著他麵對世界的目光，決定著他的文學世界將以什麽方式呈現。
對軍旅文學現象，譬如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存在，譬如兩代作家在三條戰線上作戰，譬如第三代軍旅作家群，朱向前采用的是對文化背景的異同的分析來進行定位。對於軍旅作家的重點個案研究，除了強調大的文化背景外，朱向前更多地用作家個人經曆的獨特來論證作家文學世界的主要特征。
這種特別強調作家個人化特征的批評方法，無疑屬於聖伯夫、弗洛伊德、榮格這一路大師形成批評傳統。它的力量是顯而易見的。《半部傑作的詠歎》，是朱向前在重點個案研究中，主要采用傳記心理批評方法的成功的嚐試。不管這篇文章對朱蘇進的全麵評價有多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它對朱蘇進“將軍情結”的揭櫫，並以此論證出朱蘇進筆下隻能產生大大小小蘇子昂的結論，無疑是二十年來文學批評的一次值得珍視的收獲。這種手法，好比是把衣冠楚楚的作家剝成個赤條條，公開了他股上長的牛皮癬或胎記。在現今中國流行的所有批評方法中，這是最費工夫、最顯功力，同時也最富勇氣的一種。
顯而易見，朱向前的批評的個性視角的切入把他與其他批評家區別開了。發表於1993年的《新軍旅作家“三劍客”》，集中地體現了這種批評方法的可能性風景。麵對三個作家，朱向前采用了四個切入點。對莫言的切入點有一個半，即童年經驗和半個尷尬的婚姻：對朱蘇進的切入點是“將軍情結”和半個病曆研究；對周濤的切入點是雜交文化背景。對這三個作家的研究，最有見識力的仍是對朱蘇進的發言。參照一份殘缺的病曆後，朱向前的筆已經觸到了朱蘇進極端個人主義和玄想式理想主義產生的深層土壤。因為中國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國文化人的特有的文化人格，使得作家的隱私疆域無限擴展，這無疑為個性視角批評設置了諸多雷區。因此，中國批評界一向鮮有探險者。朱向前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就更顯可貴。《半部傑作的詠歎》和《新軍旅作家“三劍客”》兩篇長文發表後產生的良好影響，已有力地證明了個性視角批評發展前景的廣闊。隨著創作主體在文學中的地位的越發醒目，作家型批評所體現出的“內行看門道特征”、“美文特征”，無疑會把文學批評帶入一番新天地。
小標題的命名就很夠味道。“朱蘇進：在綠色王國裏金雞獨唱”，“周濤：神山中放飛的稀世之鳥”，“莫言：爆炸在1985”，每句話都能勾勒出一副靈動的形象，每句話都包容著對一段文學掌故的理性總結。
這裏我們忍不住想引用一段可作人物素描來讀的文字。
“三劍客”中，或如朱蘇進以“耐力”見長，起步穩健，均速前進，占據前鋒位置就當仁不讓；或像周濤以“後勁”取勝，逐漸加速，後發製人，後來者居上；或者幹脆就像莫言以“爆發力”而得逞，突如其來有似天馬行空，留下一道奔影絕塵讓人難望其項背。如果說莫言的方式是不怕熱鬧，越熱鬧越刺激越來勁，於百舸爭流大潮奔湧中水漲而“船”高的話，那麽朱、周的方式則是耐得寂寞，愈寂寞愈自信，愈自信愈沉著，在幾經潮漲潮落之後水落而石出。
下麵這一段可以看作上好的夾敘夾議描述。
莫言不是在高粱叢中采花釀蜜的蝶和蜂，也不是高粱地裏孵過一兩窩蛋的候鳥；他就是一棵高粱，是從那塊地中長出來的，他就是一塊土坷垃，和那片土地融為一起。或者幹脆說，他就是受孕於那塊高粱地的日精月華風霜雨露孕育成的一個精靈、一縷遊魂。他生長於斯，飄**於斯，吟唱於斯。對於發生在這土地上的一切的一切，他都“如魚得水，冷暖自知”。他的全部歌唱就是這塊土地全部的苦難、光榮與夢想。
再看下麵這一段，是不是可以讀出果戈理《欽差大臣》式的諷刺味道？
為什麽一定要他們“投降”呢？（這是不是有點想“入主中原”的味道？）而且你既然認定那是一個刀槍不入的“橡皮城堡”，那你為什麽又對它耿耿於懷呢？說穿了，其實內心裏仍然渴望得到那個“界”的承認，在豪語、激憤和不屑一顧狀的另一端恰恰泄露了浮躁和脆弱的心理，或者叫作強悍其外、脆弱其裏吧。這就大可不必了。把文章做好比什麽都管用，何必計較一“城”一時的褒貶呢？好文章總是有知音的，終究不會被埋沒的，正所謂“甘苦寸心知”“江河萬古流”罷。
這是批評，這又是創作。作為批評，它體現批評家鮮明的理論支點，表達著批評家對作家的理性把握與判斷，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作家局限性地依存的心理基礎，披露了一般讀者難以企及的作家內心的陰影和遮蔽物；作為創作，它描述了研究對象的相貌、經曆，提供了研究對象成長過程的主要情節和典型細節，揭示了研究對象的豐富的內心世界，再現了研究對象一個階段的主要人生旅程。這種形式的文學批評，把文學批評的內涵和外延都拓展了。批評家可以看其操作方略，作家可以看其實力，讀者可以得到作家和作品渾然一體的整體形象。
朱向前頗為自得地認為《新軍旅作家“三劍客”》是他個人的階段性總結之作。的確，朱向前寫下這篇長文後，便有了他和他的研究對象一起形成的十幾年軍旅文學的主要精神脈絡，再加上他的其他重要論述，便形成了十幾年軍旅文學的基礎骨骼和框架。放眼全國的批評家，沒有哪一個的重要文章集合一起，就能較為準確描述出一個品類文學十幾年的總體流程。我們強調朱向前批評的這一特征，絕對沒有把朱向前當作什麽全能冠軍發個金牌的意思。因為朱向前自己也清楚，軍旅文學在中國新時期以來文學格局中的地位並不十分重要，沒有出現可代表一個時期文學最高成就的像《古船》《白鹿原》一樣已顯出一些經典意味的長篇小說；我們看重的是朱向前的研究方法和務實精神。在我們這個做什麽都有等不及的浮躁的年代裏，對一個用十年精力追蹤一個研究對象，並研究出有“這一個”意義成果的人，我們難道不該向他表達一些必要的尊敬嗎？再下蹲一點說，朱向前在軍旅文學這個“小國”卓有成效的實績，對那些“大國”的發言人該有一點啟示吧？據朱向前披露，關於“三劍客”的文章發表後，批評界的同行讀到後曾感歎：你要是把朱蘇進和周濤換成王蒙和賈平凹該多好！這一“內參”是不是可以看作批評界對朱向前這種批評的同行式的肯定呢？
朱向前是達到了一個巔峰。巔峰的意義一方麵在於可以在這個位置上回眸攀登的足跡，為自己舉行一個沒有缺憾的慶典；另一方麵在於需要朝更高更闊的地方眺望，選擇適合自己體力和耐力的下一個攀登目標。稍有不慎，巔峰就是下坡路的起點，便是顛覆史的首頁。
朱向前力求開先河式的進入角度，擒賊先擒王的批評方略，縝密而規範的批評態勢，靚麗而又氣勢闊大的美文話語，使他的批評獲得了尖銳、鮮豔、明晰的特點。同時因過分突出個性帶來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造成的疏漏、殘缺，因要清晰體現作家型批評的風骨，顯出似是形而上思考不夠深入而引起的深度打擊力不夠；因要明晰地畫出自己的疆域導致判斷式、結論式語句太多而凝結出淡淡的縱橫家之氣。這些缺憾其實都與他的守江山的心理有關，與他對朱蘇進這樣曾給他的批評帶來過各種利益的作家的過分偏愛有關。求全和守成心理，使他在有些時候放棄了對自己批評體係權威性的維護。
《新軍旅作家“三劍客”》一文把軍旅文學三位作家放在一勺燴，就是求全守成心理的表現。這種作法利弊各半。利在能在一篇文章看出軍旅文學疆域的主要風景。弊在定位、雜糅之難。莫言和另外兩個作家，顯然不在一個層麵上。周濤的主要成就又在多與軍旅文學不搭界的散文上麵。朱蘇進的創作觀念又與朱向前的理論支點背道而馳。因此，在一篇文章中就不好用一把尺子。於是，在一篇文章裏，一邊要揠苗助長，一邊又要削足適履了。這可能就是同行們讓朱向前把周濤和朱蘇進換成賈平凹和王蒙的原因。周濤可以把自己的散文稱作神品，可以說“你不知道我是怎樣寫這本書的，我簡直不能自己——我操，這樣精彩的語言是我寫出來的嗎”這樣的話，本已用不著批評家再對他發什麽言了。也許我們孤陋寡聞，至今沒見過有誰去評論《聖經》的是非得失的。對周濤的“神品”，讚美詩唱得沒到高音C，他也會定你個褻瀆神聖。
朱向前寫道：“事實上，莫言無歡少愛的童年記憶和深重的婚姻情感曆程，就像兩個巨大的能量源，不僅催發了他的早期作品如泉噴湧，而且以它淒迷而憂傷的美麗光暈籠罩並照亮了它們。把握住了這兩點，也就掌握了解讀莫言全部前期作品的兩把鑰匙。”這顯然是很見功夫和眼光的立論。可是，朱向前又在文中加一注“由於多方麵的原因，關於莫言的婚姻和他創作之間的聯係目前仍是個敏感話題，不便深究”。確實不能深究，一深究，對朱蘇進病史的研究就更顯得寡淡了。
莫言的碩士論文便是寫童年經驗和他的創作關係的。僅靠這把鑰匙，朱向前自然可以把這個劍客武裝起來。可是，如果再用上婚姻這把鑰匙，莫言這個劍客手中就有兩把劍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把莫言突出出來，三劍客在文章中的平衡格局便不複存在。朱向前故意折斷莫言的一條翅膀，好讓三劍客能一同在地上行走。在《新軍旅“三劍客”》這篇文章裏，朱向前割舍了下麵一段對莫言的分析。
童年已是往夕，回憶起來雖有些淒迷和憂傷，卻因時間的間離而生出美。然而，沒能（或是無法也無力）掙脫的深重的婚姻，卻是飯桌上的三餐，無法回避。莫言爆炸式成名後，也便同時喪失了對個人自由的幾多機斷處置權。同時，作為一個孝子，一個人父，不得已要在每個炎炎夏日回鄉參加麥收。不幸的童年和沉重的婚姻，便形成了遠的輕、近的重的雙重擠壓。這種擠壓，一方麵促使他的感覺無節製釋放，另一方麵又迫使他在一個知名作家的起點上對生與死、困頓與逃離、存在與虛無等悖反問題進行根植高密東北鄉文化背景上的形而上的思考。這個思考過程，伴著《歡樂》《十三步》《食草家族》和《酒國》。最近，莫言結束了夫妻長達十餘年麥田相會的日月。這種距離的消失，也必將縮小莫言的自由空間。他的內心的矛盾，撕裂般喊出的雙聲語也將更加尖利。莫言能否在更加淒厲的精神磨礪和越發沉重的現實中，來一次自我的形而上的全麵超越，顯然是他能否走進文學大家行列的關鍵。
八
盡管朱向前的批評仍在豐富、發展、完善的進程中，但他確已形成了獨特的“這一個”。十年間，他完成了一個軍旅文學批評家的形象塑造，和韓瑞亭、周政保、範詠戈、黃國柱、丁臨一、張誌忠、陸文虎、汪守德等人一起，承擔了評判、解析軍事文學的任務，並成為一個最重要的發言人。他借助對軍旅文學的全麵研究，確立了自己獨特而卓有成效的文學研究方法，和基本顯出輪廓的批評體係。這個方法就是“不做高頭講章，也不做隔靴搔癢”的貼近創作的批評方法。這個體係是以文學作品的文化底蘊作背景，以作家的文化承載、個人經曆為切入角度，在時代精神的照耀下進行研究，簡言之就是：文化背景、個性視角、時代精神。
我們深信：在不遠的將來，朱向前注定先屬於中國文壇，然後再屬於軍旅文學。可以套用朱向前《新軍旅作家“三劍客”》的結語給這篇長文作結了——不管本文對朱向前的批評的分析批評有多少失當和謬誤，也不管對朱向前麵對的作家們的解析和重讀有多少偏激的失準，我們都希望他把它們當成是一聲加油的呐喊。我們並且希望今後一旦有機會再來評說朱向前時，就不僅僅是在軍旅的範圍進行，而是在更深遠廣闊的背景上展開。
1996.10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