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一

宣宗是明朝第四位皇帝，他的父親仁宗皇帝朱高熾，是明成祖朱棣的大兒子。仁宗長得太胖，臃腫的身材使他在騎馬擊劍中屢屢敗北。一向以驍勇好戰著稱的朱棣，經常召聚皇室子弟們比武，仁宗苦不堪言，因此朱棣不怎麽喜歡他。但朱棣對皇太孫——也就是後來的宣宗卻一直寵愛有加，認為這個宣宗無論是聰明才智，還是性格剛毅，都比他的父親強。

朱棣從侄兒建文帝手上奪取政權之後，麵臨著儲君的選拔問題，按他的父親朱元璋的規矩，應傳位給大兒子朱高熾。但他有心傳給二兒子朱高煦，其因是這個朱高煦性格很像他。在三年的“靖難之役”中朱高煦一直緊跟著他，鞍前馬後，立下赫赫戰功。但是，他的這個想法遭到了許多大臣的反對。盡管朱高煦的擁躉也不少，但廢長立次畢竟不占理。猶豫了很長一段時間，朱棣還是將朱高熾立為太子。但是，立儲之後，朱棣又有些後悔，覺得這樣對不起二兒子。在舉棋不定的時候，他找來了一向倚重的太常寺卿袁珙，這個袁珙是姚廣孝推薦給朱棣的一個江湖術士，看相言人禍福，無不奇中。朱棣讓袁珙給仁宗看相，袁珙看過後，對朱棣說了四個字“後代皇帝”，意思很明確，接班人就是他了，不能換。朱棣不死心，又讓他看宣宗的相，袁珙又說了四個字：“萬年天子”，這個判語下得更好，既然仁宗有這麽個好兒子，朱棣一脈的皇祚就可保之久遠，也就徹底打消了換掉仁宗接班人的念頭。

從過後發展的曆史來看，袁珙這是做了一件好事。仁宗朱高熾雖然懦弱，但心地善良。

且說朱棣奪位之後，一直在北方征戰，留下當時還是太子的仁宗監國。仁宗多半時間住在南京，一次應召前往北京，途經山東鄒縣，看到路邊上有不少男女老幼提著籃子拔野菜，便停下馬來問緣由，被問者跪下回答：“歲荒無以為食，隻好以此充饑。”仁宗聽後惻然，下馬走進一家民舍，看到屋內百姓皆鍋灶冷清，衣不遮體，不由感歎說：“百姓如此疾苦，朝廷竟不聞乎？”於是找來山東布政使石執中，責問道：“你的治下老百姓這麽貧窮，你怎麽隱瞞不報？”石執中回答：“凡是受災之處，臣已奏請停收今年秋稅。”仁宗說：“老百姓都快餓死了，僅停收秋稅是遠水難救近火，要立即放賑。”石執中奏答：“臣遵旨，每戶放賑三鬥。”仁宗答：“三鬥不夠，每戶六鬥。”石執中感到為難，因為仁宗雖然監國，但皇上畢竟是成祖朱棣。這個朱棣連年征戰，朝廷財政入不敷出。各地方官為了征收糧賦，以滿足朱棣強大的軍費開支，常常不擇手段。監國的仁宗深知此中原因，也隻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作一些調整。當成祖去世仁宗繼位後，他對北方的少數民族的軍事行動由攻轉守，讓老百姓有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他對戶部的官員說：“民恃田土而得衣食，饑年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必撙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受災之處早奏賑恤，有敢違者，守令處重罪。”

仁宗享祚時間不長，不到一年時間。但他的親民思想影響了宣宗。登基不久，宣宗親自處理的一件事就極得民心。當時，河南省新安縣知縣陶熔眼見本縣農民因受災而無法度過春荒，決定打開函關驛的糧倉放賑。開倉之後，陶熔才上奏朝廷，並說明秋後如數補上。陶熔這麽做可謂犯了大忌，因函關驛的糧倉雖然在新安縣境內，但縣衙隻有管轄權，而沒有使用權。陶熔知道這一點，所以才先斬後奏。從常理上講，陶熔這是親民的舉措，但卻觸犯了朝廷法紀，有司準備對他按律治罪。宣宗知道後，立即找來有關大臣當麵下諭：“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輾轉勘實，賑濟失時。知縣急於濟人，先賑後聞，是能稱任使，卿勿拘文法責其專擅。”由於宣宗的強力幹預，陶熔不但沒受到懲罰，反而升了官。

大凡一個王朝的政治走向，都有大致的脈絡可行，明代的第一個皇帝朱元璋，一生致力於政權的穩定與製度的建設，第二個皇帝朱棣，登基後最關注的事情一是處理北方九邊的軍務，二是將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遷都之舉，也是為了控製北方邊疆的局勢。這兩個皇帝所作的功業，有其連續性，其所作所為，都是為了讓朱明政權有一個生存的環境。應該說，經過兩位皇帝五十餘年的努力，這一點已基本做到。輪到仁宗登位，套用舊小說裏的話，可謂“河清海晏，四海升平”，內憂外患，大致平息。

完全可以說，仁宗皇帝完成了由“立國”到“親民”的轉換。而第四代的宣宗皇帝，更是大力弘揚仁宗皇帝的親民政策，並將老百姓的福祉作為自己執政的第一目標。

專門記述明皇帝語錄的《典故紀聞》，關於宣宗的親民，有如下幾條記載：

宣宗即位，工部言內府供用紵絲紗羅缺，請下蘇杭等府織造。宣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

宣宗嚐召戶部尚書夏原吉，諭之曰：“朕念自古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祗畏，用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來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於春，尚慮小民阽於饑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省征徭，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發倉廩賑貸之。”

宣德時，內官張善往饒州監造磁器，貪黷酷虐，下人不堪。所造禦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事聞，宣宗命斬於都市，梟首以徇。

宣德四年，宣宗諭六部都察院曰：“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為心。顧國家用度有不得已取於民者，朕猶惓惓軫恤民艱。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心。凡朝廷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賴十數為之鷹犬，百倍科征。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訴告。爾等非不知之，蓋實縱其所為。風憲耳目，非不聞之，亦略不糾舉，此豈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當洗心悔過，以革前弊。朝廷有緊切重務，慎選廉公官員催辦。不急之事，悉不許差人，假公營私，擾吾良民，違者罪之。”

內官袁琦、內使阮巨隊，初往廣東等處公幹，以采辦為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宣宗命淩遲琦斬巨隊等十人。

從以上五則來看，宣宗皇帝是一手抓利民，一手抓廉政。任何一個朝代的任何一個皇帝，若要處理好國家大事，首先要解決的便是官與民這一對矛盾。官的主要問題一在昏庸，一在腐敗。民的首要問題是要有安居樂業的條件。而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前提，是當官的要勤政廉潔，心中裝著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貪欲。宣宗從小在祖父與父親兩代皇帝的教導與示範下，於政事的曆練，已是駕輕就熟。他的始終如一的親民思想，絕不是作秀，而是發自內心的冀求。所以，他對於擾民害民的官員非常痛恨，懲治起來絕不心慈手軟。就說那個被他殺掉的袁琦，是他小時候的“大伴兒”，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男保姆。袁琦一直伴隨宣宗度過童年、少年和青年。宣宗對袁琦非常信任，甫一登極，就任命他為司禮監掌印太監。這個職位稱為“內相”，是皇上的大內總管。袁琦自以為深得宣宗寵信，故在廣東采辦禦用物品時大肆敲詐百姓，宣宗於是將他淩遲處死。通過這件事，所有為官之人都知道宣宗的肅貪是動真格的，於是有所收斂，賄門與幸門一時間堵塞了許多。

宣宗懲治了官身上的“貪”字，回過頭來再治理老百姓身上的“貧”字，阻力就會小得多。

二

卻說宣德六年早春的一天早上，京城尚在嚴寒之中。宣宗將部院大臣召到皇宮左順門。宣宗在門廳裏坐下後，招手讓吏部尚書郭璡走上前，從懷中取出一卷紙劄說：“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其所，則在賢守令。因作此詩。卿常為朕擇賢，毋使農民受弊也。”

郭璡誠惶誠恐接過禦製的《憫農詩》，詩是這樣寫的：

農者國所重，八政之本源。

辛苦事耕作，憂勞亙晨昏。

豐年僅能給，歉歲安可論？

既無糠核肥，安得繒絮溫？

恭惟祖宗法，周悉今俱存。

遐邇同一視，覆育如乾坤。

嚐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

惟當慎所擇，庶用安黎元。

此詩絕無文采可言，但評判此詩的價值，亦絕不能用文藝的標準。宣宗無意當詩人，不肯在雕章琢句上下工夫，偶爾寫詩，也全是為政治服務。作為帝王，這不是缺點，而是一種優點。宣宗在這首詩內，一再感歎農民的艱辛，他的這種憂患意識的形成，一是受乃父仁宗皇帝的熏陶，二是自己親政以後的經曆。這裏再講一個故事：

宣德五年的春上，宣宗奉太後之命，前往萬壽山祭掃仁宗陵墓。回來路上，他看到路邊遠處地壟上有農民耕種，於是駐輦，在二三隨從的陪侍下來到田間看望種地的農民。他從耕者手上接過耒耜推了三下，對隨從說：“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年勞作乎？人常言勞苦莫盛於農民，信矣。”耕者開頭並不知道操耒者是當朝皇帝，一旦知曉後，當即跪下拜呼萬歲，然後恭謹回答皇上的提問。從萬壽山歸來，宣宗感慨萬千，於是寫了一篇文章，單記此事：

庚戌春暮，謁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農者俯而耕，不仰以視，不輟以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跪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間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曷不易爾業，為士、為工、為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裏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負販，不出二三百裏，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而憂。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業是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不憂，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嘉賜其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睹，惟知商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嚐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中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率晝出坐廳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嚐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遺之，而遂記其語。

宣宗皇帝把這兩篇文章交給了時任都察院左都禦史的蹇義。都察院的職責是監督官員的行為，糾彈不法者。其作用類似於今天的中紀委。宣宗皇帝把這篇文章交給蹇義，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他對擾農害農懈於政事的官員加大稽查與打擊力度。

從執政者的角度講，勤政、廉政已屬非常不容易，在這個基礎上，再提出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方針政策，就更為可貴。宣宗把親民作為基本國策，親民的重中之重又放在農民問題上，這一點，在他留下的諭旨與談話中，隨處可見。大凡一個好的政策，一經提出，就得始終如一地堅持，如果不抓落實，再好的政策也是畫餅充饑。宣宗深知這個道理，為了把憫農的國策落到實處，從登基之日開始，他幾乎每年都有新動作。用今天的話講，皇上有思想力，大臣必須有執行力。若執行力不夠，則再好的思想與國策都無法得到有效的貫徹。宣德六年春，宣宗發表了上麵引述《憫農詩》，第二年即宣德七年春上，他又公布了新寫的《織婦詞》：

昔嚐曆田野，親睹織婦勞。

春深蠶作繭，五月絲可繅。

繅絲準擬織為帛，兩手理絲精揀擇。

理之有緒才上機，弄杼拋梭窗下織。

斯螽動股織未停，雞聲三號先夙興。

機梭軋軋不暫息，辛勤累日帛始成。

嗚呼，育蠶作繭，未必如甕盎。

累絲由寸積為丈，上供公府次豪家，

織者冬寒無挾纊。

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燁燁華其身。

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沉思一憐汝。

農人與織婦，都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弱勢群體。皇帝以九五至尊之身，親自寫詩表述他們的痛苦，對全國的各級官員，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在這首詩前，宣宗還寫了一個短序：

朕嚐曆田野，見織婦采桑育蠶繅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為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為圖，揭於宮掖，布之戚裏，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宣宗在序中明白告訴世人他“非好為詞章”，之所以屢屢作詩作賦作文，乃是為了使用這一簡捷便利的方式，一再向大臣們灌輸他的憫農思想。他的曾祖父朱元璋在進行明代的製度建設時，亦是鼓勵農耕，獎勤罰懶。他就農業所製訂的政策，非常細致。比如說每戶農民房前屋後應該種多少棵果樹，多少棵桑樹，都有詳細的規定。可以說，在朱元璋的時代，重農的政策大體備矣。但真正抓落實，還是在宣宗皇帝手上，此時，距朱元璋的大明王朝的開創，已有六十多年了。

所以說，宣宗一朝，稅簡徭輕，官場的腐敗得到遏止，農民真正得到了休養生息的機會，這是一段好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