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朱元璋得天下後，手下人將陳友諒的一張鏤金床弄來送給他。朱元璋說：“這張床與孟昶的七寶溺器有何區別？”命人當場把床毀掉。這時，站在旁邊的侍臣說：“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以取敗。”朱元璋聽了立即斥道：“就是富了又豈可驕？顯貴了又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處富貴者，一定要抑奢侈、宏儉約、戒嗜欲。即便這樣，猶恐不足以慰民望，可況窮盡天下技巧，滿足一人之享受乎？其致亡者宜矣。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朱元璋的戒奢之心，從一些平凡小事中皆可以體會到。還有一次，司天監的官員將元朝皇帝享用的水晶宮刻漏呈上。那時沒有鍾表，中國的計時方法，便用刻漏。元皇帝的這座水晶宮刻漏，備極精巧。中間設兩個小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朱元璋對獻寶的官員說：“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是在作無益之功而害有益之事。倘若元皇帝將寶玩之心用來治理天下，他怎麽能亡國呢？”說完，又命令把這刻漏打碎。

作為開國之君的朱元璋，其高明之處，就在於始終存在的戒奢之心。政權的衰敗，往往從奢華開始。一個貪圖享樂的君主，追求的是天下的美色好貨。由奢而貪，政風必然大壞。

朱元璋當皇帝的時候，不但將官員呈獻的寶物悉數毀掉，就是正常的衣食供張，他也盡量節省。浙江金華所產的香米，朱元璋很喜歡吃，他完全可以把這香米列為“貢品”，讓金華年年上供，但他擔心地方官員趁機勒索小民，於是決定在禦苑中辟出幾十畝水田種香米，以資供食。像這樣的例子還有一些，如太原產優質葡萄酒，自元朝起就列為貢品，朱元璋念“民力維艱”，也將它取消了。

朱元璋出身窮苦，他的戒奢從儉之心，幾乎是自始至終。他自律甚嚴，對待朝廷官員也十分苛刻。有一次，朱元璋在奉天門口，看到一名散騎舍人穿的衣服非常鮮麗，便問這名散騎舍人製作這套衣服的價錢，答曰五百貫。朱元璋聽罷大怒，叱責說：“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縷積寸成，勞苦不堪，及登場下機，公私交相勒索，收入大半不能己有。長年含辛茹苦，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你卻對農桑辛苦一無所知，製一件衣服花五百貫錢，這是農民數口之家一年的花費。你如此驕奢，豈不是暴殄天物？”

曆史中沒有記載，朱元璋如何處罰這位散騎舍人，但卻記錄了這段話。

朱元璋治國，有許多令人不敢恭維處，亦有許多不可思議處。但他的戒奢之舉，卻值得稱道。曆史上的開國皇帝，都懂得物力維艱，因此，大都能做到節儉。朝廷的清廉之風，使供役的百姓大得實惠。司馬光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皇帝不奢侈，朝廷的一切用度降到最低，則國可泰而民可安。但隨著太平日子的長久，繼任的皇帝們漸漸淡化了以民為本的憂患意識，“飽暖思**欲”的享樂思想占據上風。明代永樂皇帝始，享樂的社會風氣即開始出現苗頭，自仁宗皇帝開始，一百多年間，皇室與貴族集團的奢侈是一個比一個厲害。奢侈的前提是要手中有錢，皇室為保持自己享樂的必需，隻有加大賦稅的征收，如此一來，百姓就不堪盤剝了。

到了嘉靖朝，明代已進入中葉，社會上到處彌漫著腐朽的風氣。為官者為滿足一己之私，大都在“食”、“色”上做盡文章。因此貪墨賄賂之風，在官場上大行其道。當時，擔任山西按察使的陝西耀州人喬世寧，在其所著的《丘隅意見》中沉痛地寫道：

今天下之民貧極矣。竊觀民所由貧者五：水旱一也；遇盜賊起者二也；賦役日繁重三也；吏貪暴四也；風俗侈五也。水旱者，天也；遇盜賊，不可豫謀者也；賦役亦有必不可已者；救時急務，惟懲貪禁侈而已。俗侈起於京師，吏貪始於上官。今戚裏仿大內，大家仿戚裏，眾庶仿大家，習以成風，傳式海內。故京師不禁而欲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自守令以上至於藩臬，又至於卿寺，皆遞相賄賂，以求遷補。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故諺曰：“得詔書但掛壁。”其此之謂哉。

喬世寧的此一態度，是官場的不和諧音，但無疑是文官集團中難得的清醒者。難能可貴的是，他把天下的奢侈之俗與貪墨之風，直接歸咎於“大內”與“上官”，大內為皇帝居住之地，上官為皇帝親近之臣。他們奢侈的生活與貪墨的品質，直接導致了“天下之民貧極矣”。

當皇帝清明的時候，大臣們不必說這種譏刺的話；當皇帝昏庸的時候，說這樣的話，輕者辱身，重則殺頭。喬世寧的名氣沒有海瑞大，但他的這番話，卻比海瑞那篇著名的批判嘉靖皇帝的奏疏早了幾年。

上梁不正下梁歪，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朱元璋執政時，對身邊的大臣頗能約束，故奢侈之風不致產生。他不但不準大臣們錦衣玉食，就是對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無論是穿戴，還是婚嫁，都給予了嚴格的規定。百姓家的婦女，不準戴金首飾，不準穿綢緞，違令者嚴懲。當時有兩位南京的年輕人追求時髦，用紅布在褲腿上鑲了一道邊。街坊到官府上告，消息傳到朱元璋耳朵裏，他竟然大怒，下旨砍斷了這兩個年輕人的雙腿。不惜使用如此殘暴的手段對付老百姓，可見這位老皇帝禁奢的決心。

但奇怪的是，在他身後，特別是明中期以後，社會上的奢侈之風，竟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官場不說，單說民間的崇侈的風俗，也演變得很快，顧起元曾在《客座贅語》中對此有記述：

正、嘉以前，南都風尚最為醇厚。薦紳以文章政事、行誼氣節為常，求田問舍之事少。而營聲利、畜伎樂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麵，治酒漿、工織紝為常，珠翠綺羅之事少，而擬飾娼妓、交結姏媼、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

營聲利、畜伎樂、飾娼妓這些奢華的生活，從過去的“百不一二見之”到隆慶、萬曆年間的習以為常，可見社會的風氣已是江河日下。然而誠如喬世寧所說，單禁民間的奢華是行不通的，因為這一切**靡的作風，卻是從“大內”與“上官”那裏開始。嘉靖早期，著名的理學家湛甘泉在南京為官時，曾下令禁止市民在酒樓中吃整條的大魚，晚上嫖娼者，也被課以重罰。其結果是愈禁愈烈，湛先生隻落得一聲哀歎“世風不古”。

不過，關於奢侈的生活是否是社會的危害，當時亦有爭論。有一個叫陸楫的上海人，寫了一本《蒹葭堂雜著摘抄》，記述了嘉靖以前的史事、吏治、人物事跡、社會風俗等，其中有一篇反對禁奢的妙文，茲錄如下：

論治者類欲禁奢，以為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論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者，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為生者也。何者？勢使然也。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於蘇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不知其幾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眾也。隻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遊，遊必畫舫肩輿，珍羞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幾。故曰：“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族，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羨補不足者也。上之人胡為而禁之？若今寧、紹、金、衢之俗，最號為儉，儉則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諸郡之民，至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凡以其俗儉而民不能以相濟也。要之先富而後奢，先貧而後儉。奢儉之風，起於俗之貧富，雖聖王複起，欲禁吳越之奢難矣。”或曰：“不然。蘇杭之境，為天下南北之要衝，四方輻輳，百貨畢集，使其民賴以市易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見於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於奢。使其相率而為儉，則逐末者歸農矣。寧複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處海濱，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諺號為小蘇州。遊賈之仰給於邑中者，無慮數十萬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頗易為生爾。然則吳越之易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濟之耳，固不專恃乎此也。長民者因俗以為治，則上不勞而下不擾，欲徒禁奢可乎？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陸楫此論，雖然反對禁奢，但通篇讀下來，也看不出是為“大內”與“上官”的奢侈爭辯。他是從社會的供求關係來論述這一問題的。因此它不像是四百多年前的古人所寫的道德文章，而更接近於今天的經濟學人的觀點。他認為豪室巨族的奢侈，可以解決很多窮苦小民的就業。“彼以粱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這是很有見地的論述，換成今天的話講，叫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如果社會上的消費人口增加，則創造的就業機會就多，就會有更多的農民離開土地，“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遺憾的是，四百多年前的明朝，不可能出現一個以商品經濟為前提的消費時代。豪室巨族的財富，也根本不可能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獲取。不然，喬世寧就不會把“大內”與“上官”的奢侈與貪墨，看成是“天下之民貧極”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