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我萌發了創作長篇曆史小說《張居正》的念頭時，就有朋友勸誡我說：“你進入明史研究可得當心，那可能讓你交上黴運，吳晗的《海瑞罷官》是毛澤東發動‘**’的導火索。”朋友的話有幾分道理，長期以來，明史研究中的禁區甚多。究其因，乃是因為明朝的社會形態，與今天的相似之處甚多。由於意識形態的緣故，許多闡微搜剔的工作，便不能暢快地進行。但我覺得朋友的擔心是多餘的，社會畢竟在前進，許多禁錮正在慢慢地融化。

可以說，四十歲前，我對明朝的曆史茫然無知。民間傳說“朱元璋炮打慶功樓”以及永樂皇帝誅殺方孝孺等等故事，都是在我少年時代接受的明史熏陶，它使我對朱明王朝的印象極為惡劣。我進行長篇曆史小說《張居正》的寫作，開始靜下心來，作了五年明史研究。首先是研究嘉靖、隆慶、萬曆三個時代的斷代史，且由政治而旁及其他。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思維的觸角開始向上下延伸。說老實話，大量的閱讀並沒有讓我產生快感，相反，許多疑惑像夢魘一樣在我的腦海裏揮之不去。

審視中國數千年的曆史，追溯那些已經逝去的王朝，我們不難發現，每一個王朝由興盛走向衰落，規律大致相同。王朝創建者的智慧與能力，對社稷的領悟，對蒼生的關注，決定了他們創立製度的動機以及管理國家的能力。孟子說“吾養吾浩然之氣”，養氣不但對於個人，對於一個國家來講，也至關重要。

漢語是象形文字，研究每一個字的組成，就會驚歎中華民族的祖先是多麽的睿智。例如“病”字，丙加一個“疒”旁組成了病字。丙是天幹十字中的第三字，按五行來講，丙屬陽火，丁屬陰火。陽火一旺，人就會生病，《易經》乾卦中第五，辭曰“亢龍有悔”，這個亢龍，就是陽火旺盛的飛龍，它雖然翱翔九天，引得萬人矚目，但它已經是一條有病的龍了。以此類比於國家，即是盛極而衰的開始。

一個人要想終生不得病，第一養生要義就是去除體內的火氣。一個國家也是這樣，要想平穩發展，第一要素也是要避免“走火入魔”。這去火的過程，就是“養氣”的過程。

一個人的精氣儲於。腎囊，一個國家的精氣則蓄於精英。因為古往今來的曆史反複證明：精英是社會發展的引擎。讀者或許要問：“你這麽說，把蒼生百姓置於何處？殊不知，得民心者得天下。”話是這樣說，但民心的落實，還得靠精英做他們的代言人。皇帝——精英——百姓，這三者若能有機地統一，則國家穩定，社會和諧。這雖然是現代政治的理想，但此一觀點的提出，卻是中國古代的哲人。是賢人在朝還是賢人在野，是古人判別政治是否清明的一個重要標準。賢人，即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精英。一個國家、一個政權，要想養出自己的“浩然之氣”來，首先就是要培植和善待精英階層。

毋庸諱言，當今之世精英的含義已經惡俗化。一些富商、名人、政府工作者被視為社會精英，而廣泛受到追捧。但老百姓（也就是弱勢群體）並不買他們的賬。因為他們身上並不具備精英人物的三個前提：道德自律、憂患意識與擔當精神。我之所以將精英比之於賢人，是因為古代的賢人，其地位僅次於聖人。比之達人、才人有著更高的影響力。聖人是指出人類生活方向的人，賢人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人。聖人書寫人類的曆史，賢人書寫社會的曆史。所以說，賢人在朝就政治清明。

觀諸明朝，我不能不感到沮喪。因為曆史的機緣，農民出身的朱元璋依靠武裝鬥爭奪取了政權，創建了大明王朝，由於朱元璋狹隘的農民眼光，他幾乎從一開頭就排斥精英。盡管從他留存下來的各類談話與諭旨中，我們看到一個“思賢若渴”的聖君形象。但實際情況是，他眼中的精英，實際上是能夠替他管理國家的各類專才。在明代的製度創立中，他過分相信自己的道德判斷。這個在田野與寺廟中度過童年與少年，在戰場上度過青年與壯年的皇帝，幾乎不具備寬廣的曆史視野。苦難與殺伐的經曆，使他的性格粗鄙化而缺乏作為統治者必備的儒雅。這樣一來，他始終對讀書人懷有猜忌與仇恨。終明一代，隻有兩個讀書人獲得封爵，一個是劉基，被封為誠意伯；一個是王陽明，被封為新建伯。這兩個人，是典型的賢人、精英，但他們的受封，不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學問，而是因為他們的軍功。

比之朱家後代皇帝的昏庸，朱元璋的確稱得上是一個英明君主。他的“親民”思想表現得非常突出。這民，並不是國土上所有的臣民，而主要指的是農民。他訂立的國家製度，其出發點就是保護農民的利益。對士族，他多有壓製；對商人，他是侮辱大於鼓勵。

今天，我們可以說朱元璋管理國家是“意氣用事”，但在當時，所有為他服務的官員莫不將他的聖旨奉為圭臬。朱元璋按自己對精英的理解來選拔官員，其結果是，官員的選拔製度成了逆淘汰，即奴才都走進了廟堂，而人才則終老於江湖。精英若想進入朝廷為官，首先得培植自己的奴性。

盡管從一開始，明朝就發生了製度缺陷這樣的悲劇，此後又爆發一次又一次社會危機，可是，它為什麽還會將政權維係長達二百七十六年之久呢？

在所有的不明白中，這是最使我不能明白的問題。

二

在各種明代的典籍與筆記中，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互相抵觸的記述。這本書上記載：南京城中的兩位年輕人，因為違反了朱元璋頒發的穿衣的禁令，私自在褲腿上鑲縫了一道紅布作為裝飾，而不得不接受鍘斷雙腿的殘酷刑罰；而另一本書上則記載了又一個穿衣服的故事，明中葉以後，隨著朝廷綱紀的鬆弛，南北二京，出現了不少的服妖。其時，朝鮮的馬尾裙在北京甚為流行。一條馬尾裙的價格，數十倍於蘇杭出產的最好的絲綢。因此，擁有一條馬尾裙，不僅僅是財富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象征。有一位官階二品的工部尚書，不惜花重金買回一條馬尾裙，倍加寶愛。三年來，隻要在公眾場合上看見他，身上必然穿著這一條馬尾裙，即便上朝覲見皇帝也不例外，在京師傳為笑柄。

穿著馬尾裙上朝與穿一條用紅布鑲了褲腳的褲子，前者顯然更加怪異。但是，前者的招搖過市，僅僅隻是留下笑柄而已。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南京，那兩位被砍斷雙腳的年輕人，卻給明朝初期的曆史，留下一股淡淡的血腥。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其實，時間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綜觀人類的曆史，在漫長的歲月裏，並不是以真理為坐標來規劃自己前進的方向。找到真理然後又喪失真理，然後再尋找……如此循環往複，時間往往能校正一個王朝的錯誤，同時，也可以讓某一個統治集團顛覆自己的理性。

盡管明朝帝國的創立者朱元璋，從一開始，他的理性就不大靠得住，但他的樸素的農民感情以及農民的智慧，或者說農民的狡猾，使他創建的明朝製度有非常明確的指向：即一切為了鞏固朱家的皇祚；一切為了底層百姓的實際利益。不過，他對農民的感情，僅僅局限於讓他們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享受田野的牧歌。在政治以及個人自由領域，他始終保持高度的鉗製。他厭惡商人，痛恨城市的流民，小時候的苦難經曆讓他終生不能消除“仇富心理”，這樣一些心態讓他的治國方略獲得了底層百姓的支持，所以開國之初，國家呈現出一派生氣。

但朱元璋的錯誤在於，他將“民”與“士”對立起來。孔聖人從治國的角度講過一句非常經典的話，叫“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由此，他得出結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為這句話，古代的當政者，津津樂道的一個詞是“馭民之術”。把老百姓當做牲口一樣來駕馭，這是一種盛氣淩人的專製的表現。朱元璋盡管親民，但他並沒有放棄統治者的傲慢。而且，他還將這種傲慢從民眾移植於士族。中國的“士”，主要由讀書人組成，不同於今天的是，古時的讀書人，多半是有產階級。因為，他們不但是知識的擁有者，亦是貴族精神的體現者。在漫長的曆史中，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士”作為獨立的社會階層可以對皇權起到抑製與抗衡的作用。我認為，“士族政治”亦可稱之為貴族政治。這種政治的特征是講求社會的穩定，人格的尊嚴。自秦政之後，貴族政治在中國已基本消亡。皇權的專製淹沒了一切。但是，無法表達貴族政治意願的“士”，卻一直以個體的方式存在。當他們的理想訴求一次次遭受殘酷的打擊後，他們被迫退而求其次。“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自覺降格為統治者的馭民工具，這是民族的悲劇。所以，後來的“士”，已無複春秋戰國時期那種鮮活的貴族精神。

但是，不管士人的精神如何受到扭曲，畢竟，中國貴族精神的薪火還在他們中間流傳，這也是曆代王朝的統治者最不放心的問題。唐與宋兩朝，中國的士人尚在政治舞台上發揮較大的作用。盡管他們的政治想象力已大大萎縮，但在治理國家時，他們還可以表現自己生命的**。到了明朝，入仕的讀書人連唐宋的遺風流韻都不敢奢望。朱元璋隻希望在他的國度裏出現大批的工具性的人才，而並不願意看到與“政統”抗衡的“道統”成長起來。思想者在他的眼中，隻能是瑟縮的簷雀而非翱翔九天的鯤鵬。

立國之初，朱元璋深感治國的人才奇缺，有一天他找來中書省（後來被他廢掉的這一相當於宰相府的機構）的大臣，對他說：“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至成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士，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眾者，參軍及都督府俱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謁闕麵陳其事，吾將試之。”

這一類的話，朱元璋講過很多。單看官方的史籍中留下的聖諭，我們會覺得朱元璋是一個非常尊重人才的聖君。但實際情況是，幫他運籌帷幄打下江山的三大士人朱升、劉基和宋濂，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此後的解縉、方孝孺，以及明中期以後的張居正、戚繼光、李贄、袁崇煥等等，有誰不是在曆史中留下悲慘的結局呢？

朱元璋喜歡用奴才，這是不爭的事實。在拙著《張居正》中，我曾借張居正的口說過這樣一句話：“當奴才不要緊，怕的是隻當奴，而沒有才。”明朝曆代官員，有不少奴性十足的人。對這種人，竊以為亦不可一概否定。套用一句現代術語：“所有的商品，都是為市場準備的。”購買者的意願決定了商品的價值。奴才的最大消費市場永遠在皇帝那裏。

單論奴才，品種不一樣，在皇帝那裏得到的信任度也不一樣。單純隻有奴性，雖可見寵於一時，終因不能辦成什麽事情而遭到遺棄；奴性多一點而才能少一點，可當皇上的家臣；奴性少一點而才能多一點，皇上會對他“限製使用”，不到“挽狂瀾於既倒”之時，斷不會受到重用，王陽明、張居正便屬於此類。皇帝最喜歡的一類，便是奴性與才能俱佳的人。這一類人，亦不可一概而論。他們既可成為幹臣，也可能成為滑吏，關鍵看他個人的操守與奴性的表現。為社稷而奴，為蒼生而才，是不得已的選擇；為皇室而奴，為私利而才，才應該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永樂皇帝有一次對他相信的大臣說：“某某是君子中的君子，某某是小人中的小人。”他是從人品操守的角度來評價，這兩個人都是他依賴的股肱。他並不因為某某是君子而特別重用，某某是小人就棄而遠之。這種泛道德的用人觀，再次說明明代的皇帝們的“痞氣”與“匪氣”，他們缺乏貴族的高尚，導致政治的進一步惡俗化。

三

從曆史的角度看，秦始皇橫掃六合統一中國，雖然功不可沒，但中國政治的拐點亦自他手中產生。此前的中國政治，是士的政治，亦可稱為貴族政治；此後的政治，是皇權的政治，亦可稱為專製政治。這種皇權的專製，在明清兩朝達到極盛。辛亥革命推翻帝製，應該是中國政治的又一個拐點，從專製走向民主共和。但是，它過多地依賴西方的文化資源，而忽略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士的政治，因此並不成功。

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文化的元典精神，是健康的、明朗的、積極的、鮮活的。自秦政之後，這種精神遭到無情的扼殺。魏晉時期的文人，試圖恢複去時未晚的貴族精神，但是，強大的皇權阻止這種理性的回歸。自那以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道統”的領袖。在明朝，雖然王陽明的心學曾經影響了幾代知識分子，但終非驚醒夢中人的黃鍾大呂。

四十歲前，當我不了解明代曆史的時候，我對現實生活的觀察與思考，往往找不到解釋的根據，甚至將西方的民主自由作為坐標，來衡量我們的政治生活。現在看起來，這是犯了“右派幼稚病”。首先要認識清楚，民主與自由雖然是關聯的，但不能等同起來，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政治，雖然沒有民主，但卻是自由的。明朝之後，個人的自由遭到空前的摧殘。從朱元璋創立明朝的1372年算起，到中國曆史的另一個拐點，推翻清朝帝製的1911年為止，這五百多年間，中國人的心靈一直是在壓抑、扭曲之中。除了皇帝之外，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活得有尊嚴，有安全感。走進明朝，仿佛走進了由宦官、特務、幸臣與小人組成的專製統治的博物館。不是那兩百多年間沒有精英人物出現，隻是這樣的精英，隻能當明代政治舞台上的配角，但在悲劇的舞台上，他們卻是主角。

以上是我在研究明朝之後產生的思考，它不見得準確，但卻是我無法回避的一些問題。至今我仍在努力，想把那些不明白的東西弄明白，但這樣做非常困難。就像一個外科醫生，他可以熟悉一個人的骨骼和髒器，但是，他無法進入這個人的神經係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