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生計
李清照（1084—1155） 宋朝女詞人、婉約詞派代表，齊州章丘（今山東章丘）人。她的詞作，前期多寫其悠閑生活，後期多悲歎身世。亦能詩，留存卻不多。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李清照40歲前，猶在薄風細浪中；她40歲以後便跌到一劫不複的深淵，再不平穩。圖為清朝崔錯《李清照像》（現藏故宮博物院）。李清照淡妝素服，斜倚奇石而坐，右手托腮，左手撫膝，做沉思狀。
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當作於1103年（崇寧二年）的秋天。“花自飄零水自流”這一句，實在是條極不吉祥的預言，像埃及金字塔裏那條法老的詛咒“誰要觸動了我，誰就不得好死”那樣，其應驗之靈之準，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際遇，那難以自主的命運，果然脫不開“花自飄零”四字讖語。
李清照作此詞時，芳齡二十，是與趙明誠婚後的第三年。花樣年華，新婚燕爾，應該是女人最好的歲月。然而，正是從這首詞開始，被流水不知帶往何方的飄零命運，也就開始了。這位才女，其命運不濟的一生，其不知所終的結局，既是一個女人的悲劇，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劇，更準確地說，是中國封建社會這個政治絞肉機，生生將一個最有天才的女詩人毀滅的悲劇。
故事得從1100年（元符三年）說起，正月，哲宗駕崩，趙佶嗣位，是為徽宗。這位在中國曆史上數得著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來。他那助紂為虐的助手，便是臭名昭著的蔡京。如果說北宋王朝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那這兩個如暹羅雙胞胎親密的一對混蛋，則是加速北宋亡國的推進器。若無他倆，這個病入膏肓的王朝，也許還能在病榻上牽延數年，可是經趙佶、蔡京以及童貫、楊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師成、李彥等一幹人瘋狂地折騰以後，這個本來已奄奄一息的王朝，便氣絕身亡。
李清照的不幸從1102年（崇寧元年）開始。七月，蔡京得勢；八月，詔司馬光20名重臣子弟不得在京師任職。這道聖旨，對她來講，絕非好兆。在中國，無論過去的政治運動，還是以後的政治運動，株連、同坐、擴大化，是必然之義。寧“左”勿右，嚴懲不貸；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哪怕錯了以後再進行平反，也要挖地三尺，務求完勝。中國人要是極端化起來，相當可怕，運動初期，發動群眾，那烈火烹油之勢，那雷霆萬鈞之力，由不得李清照不考慮自己父親的命運，由不得不擔憂自己在劫難逃的牽連。而且，所有投入這場政治運動的幹將打手，上至決策人物，下到跑腿嘍囉，無不一副殺氣騰騰之臉、一雙摩拳擦掌之手、一對人皆為敵之眼、一掛食肉寢皮之心，真是讓她心驚肉跳，無法安生。
一心複仇的蔡京，先為右相，複為左相，高舉紹述大旗，一手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一手大開殺戒，將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籍為“元祐奸黨”。七月乙酉，“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宋史》）、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的李格非（李清照之父），在劫難逃。定案“元祐奸黨”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罷官。從此，李清照就走上了“花自飄零水自流”的不幸道路。九月，蔡京及其子蔡攸並其客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三級，計四十多人，均予升官。對所謂奸邪人，又分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級，凡542個人，分別予以貶降。這其中，將元祐、元符舊黨中堅人物的執政官文彥博、宰相司馬光等22個人，待製官以上的如範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轍、蘇軾、呂公著、呂誨等，凡119個人籍做奸黨，禦書刻石，立於端門，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軍廣西象郡。十二月，限製行動自由。1103年（崇寧二年）三月，詔黨人的親子弟，不得擅到闕下。四月，毀司馬光、呂公著等繪像，及“三蘇”、秦、黃等人文集。九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奸黨碑”。黨人碑刻309個人，李格非名列第26位。
1104年（崇寧三年），詔禦書所書寫之奸黨，不得在汴梁居住，凡親屬無論親疏，都遣返原籍。1106年（崇寧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晝見，詔求直言，方有毀碑之舉。1108年（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黨禁至此稍弛。（據《李清照集箋注》）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為蘇門弟子，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於金，人以為知言”而聞名，聲播海內。以禮部員外郎，拜提點京東刑獄，作為河南、山東一帶的司法廳長、警察總監，也非等閑人物。由於蔡京切齒仇恨蘇軾，對他的文章，對他的書法，對他的碑刻，對他的出版物，無不一網打盡，比之“文革”期間除“四舊”還要徹底。李格非受業於蘇軾，劃為黨人，列入黨籍，遭遇清洗，也就難逃一劫。平心而論，混賬如趙佶者，盡管修理文人不遺餘力，加之蔡京助紂為虐，大搞宋朝的“文革”。宋朝的這次政治運動，倒沒有開過殺戒，沒有砍人腦袋，總算不違祖宗規矩。不過，他先打“元祐奸黨”，後打“元符奸黨”，雷厲風行，嚴懲不貸，鬥爭從嚴，處理也從嚴，充軍發配，妻離子散，打得京師內外，大河上下，殺氣騰騰，鬼哭狼嚎，也是蠻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運動過後，還有平反改正、落實政策一說。“元祐奸黨”案，從1102年到1108年，僅隻六年，實在讓人不禁感歎係之。北宋自神宗變法以來，到徽宗的“雙打”，知識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燒餅，烙了這麵再烙那麵，烤焦這邊再烤那邊，今天把這撥打下去明天把那撥抬上來，後天給打下來的這撥昭雪，再後天又將抬上來的那撥打下去。這過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的免官、下放、複職、再謫的政治噩運。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間，因蜀黨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寧年間洛黨抬頭，又被打下去。在中國無論過去，也無論後來，隻要是這種收拾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多組成對立的兩麵，一為正直君子，一為無恥小人，其分野是非常清晰的，其結局也是十分明確的。
有才華的文人，當不了打手，隻能當寫手；而狗屁不是的小人，拿筆杆不行，拿棍棒卻行。一般來講，古往今來，君子絕對搞不過小人，小人絕對能把君子搞倒搞臭，而且保證不會手軟，往往極盡刁鑽刻薄之能事，搞得你連想死也不能那麽痛快。“士可殺而不可辱”，辱比殺更能挫折識文斷字之輩。宋徽宗搞的這種銘刻在石板上的“奸黨碑”，可以算是中國“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比西方的恥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當代政治運動中，出現過的大字報、戴高帽、批鬥會、噴氣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鑒宋徽宗的這一手。
現在已經找不到李格非到廣西以後的情況資料，但他女兒卻因為是奸黨的親屬，在開封的日子不怎麽好過。第一，她不能不掛念謫放遠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運。“株連”一說，雖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統治者，無不奉為圭臬。宋朝當時不可能沒有以蔡京為首的“雙打辦公室”，以高俅領銜的“清查奸黨工作組”。在中國，隻要一搞運動，整人者，層出不窮；告密者，紛紛出籠；檢舉者，望風撲影；打小報告者，如影隨形，立刻就是小人輩出、奸佞紛呈、惡狗滿村、爬蟲遍地的興旺景象。一個詩詞寫得如此出色、人品修得如此出眾的女詩人，能逃脫得掉這許多“業餘警察”的眼睛嗎？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趙明誠很愛她，這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裏，她唯一的精神支柱。這位在太學讀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沒有跟她真離婚或假離婚以劃清界限，也沒有立時三刻大義滅親讓她掃地出門，而是四處求情，輾轉托人，送禮請客，以求寬容，挨一天算一天，盡量拖延著不走。
實際上，趙明誠完全可以求他的父親趙挺之，這位官至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相當於副首相的高級幹部，隻消說一句話，誰敢拿他的兒媳怎樣。然而，此人很不是東西，“炙手可熱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對這位長輩的評價。我不知道趙佶搞這次政治運動，會不會成立一個中央領導小組？如此今古一體的話，向來就是反蘇軾、反蜀黨、反“元祐黨人”的趙挺之，這個“急先鋒”不是這個機構的成員才怪？江青不就擔當過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嗎？估計，他很賣力氣，很受趙佶賞識，很快擢升為尚書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運動，有倒黴者的同時，必有得利者。倘無論功行賞，誰肯去當打手？
趙挺之不會為“雙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緩頰的，一方麵是親不親，路線分；另一方麵便是一種陰暗心理了，此人幾乎謅不出幾句像點樣子的詩詞，很生悶氣，這和當年江青死整20世紀30年代文化人一樣，對他的兒媳有妒火中燒的文人情結啊！
正是這許許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當不是滋味，才有這首前景渺茫、後果難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貞評說此詞：“可謂憔悴支離矣。”（《弇州山人詞評》）這四字評語，可謂大奇。隻有個中人、過來人，才能作此等語。因為王世貞之父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圖》，嚴東樓想要，他不敢不給，但又舍不得，隻好搞了一份贗品送去。誰知被人揭發，由此忤怒嚴嵩，便找了別的借口將他關進大牢。王世貞營救無計，眼看其父瘐斃獄中。這種相類似的感受，從時代背景這個大的角度，來忖度李清照寫作時的心態，是說到了點子上的。
李清照崛起於北宋詞林，實在是個異數。
她有一篇在中國文學史上最為直言不諱的批評文章，開頭處先講述了一個故事：
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敞，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谘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詞論》）
這位突兀而來的李八郎，淩空出世，滿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實也是她震驚京師、征服文壇的寫照。
當這位小女子由家鄉山東濟南來到開封的時候，詞壇好比那曲江進士宴，無人把她放在眼下。斯其時也，柳永、宋祁、晏殊、歐陽修、蘇軾、張子野、晏幾道、秦觀、黃庭堅……詞藻紛出，華章迭起，一闕歌罷，滿城傳寫。凡歌場舞榭，盛會宴集，三瓦兩舍，遊樂醵聚，嘯歌唱賦，非蘇即柳，不是“大江東去”，就是“曉風殘月”，鶯鶯燕燕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為之喧鬧嘈雜，詞壇光彩悉為須眉奪去，文學風流盡在男性世界。
這位新人不能不煞費躊躇了，性別歧視是不容置疑的，更主要的是來晚了的她，發現這桌文學的盛宴，已沒有她的一席之地。文學有時比政治還勢利，比經濟還現實，錯失時機，淹蹇一生，滿腹才情，螢草同腐，完全是有可能的。得先機者、善哄抬者、搶風頭者、敢弄潮者、比較不那麽要臉的硬充數者，往往倒能得到便宜。因此，一旦別人捷足先登，後來者就隻有站著看熱鬧的份兒。況且，在文壇上，蹲著茅坑不拉屎的家夥，尤其不識相，是決不甘心給別人讓位的。所以，必如李八郎那般，穿雲裂石，金聲玉振，餘音繞梁，三日不絕，一舉點中眾人的死穴，目瞪口呆，啞口無言，才會被人承認。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壇那張桌子上，擠進去一張椅子。我揣度她會覺得那很下作，因為她說過的：“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富貴”是物質，在李清照筆下的這個“富貴”，卻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壇討一口飯吃，那是巴爾紮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幹得出來的肮髒勾當，這位大家閨秀肯定是不屑為之的。
盡管有關她的生平記載缺乏細節描寫，更無繪聲繪色之筆墨，但從她這篇藐視一切、睥睨名家的《詞論》推斷，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寫則也罷了，既要寫，必定以驚世駭俗之氣，不主故常之變，初寫黃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讓開封城大吃一驚。
果然，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飛鴻掠影，石破天驚，“當時文士莫不擊節讚賞”（明朝蔣一葵《堯山堂外記》）。
阮閱《詩話總龜》後集《麗人門》雲：“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雲：‘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言甚新。”
陳鬱《藏一話腴》甲集雲：“李易安工造語，故《如夢令》‘綠肥紅瘦’之句，天下稱之。”
黃升《花庵詞選》雲：“前輩嚐稱易安‘綠肥紅瘦’為佳句，餘謂此篇（《念奴嬌·蕭條庭院》）‘寵柳嬌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據研究者言，同時代人對於李清照的評述，大都近乎苛刻，對其生平尤多訾議。但從以上的宋人評價，可以想象當時的汴梁城裏，這位新出爐的詩人肯定是一個最熱門、最流行的話題。如曹植《洛神賦》所寫的“翩若驚鴻，婉若遊龍”那樣令人感到新鮮、感到好奇。她的端麗形象，恐怕是北宋滅亡前，那末世文壇的最後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遠走之苦，戀念之深，綺麗的離情，委婉的別緒，無可傍依的憂愁，無計排遣的惆悵，字字句句，無不使人共鳴。全詞無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陰霾，籠罩全詞。這還不過是她飄零一生的序曲，嗣後，靖康之國滅，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艱難，孤奔之無助，更是無窮無盡地與政治扭結在一起的悲劇。甚至直到最後，死在哪年？死在哪裏？都成一個無法解開的謎。
盡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給後世的不多的詞、很少的詩、極少的文章，無一不精彩，無一不出色。甚至斷簡殘篇，隻言片字，也流露著她的睿智。在中國文學的天空裏，李清照堪稱女性文人中最為熠熠發光的星。
宋人中填詞，李易安亦稱冠絕，使在衣冠，當與秦七、黃九爭雄，不獨雄於閨閣也。（明朝楊慎《詞品》）
清照以一婦人，而詞格乃抗軼周、柳。張端義《貴耳集》極推崇其元宵《永遇樂》《聲聲慢》，以為閨閣中有此文筆，殆為閑氣，良非虛美。雖篇帙無多，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為詞家一大宗也。（清朝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一個作家、一個詩人，能給後人留下充分的話語餘地，說好也罷，說壞也罷，能夠有話好說，那就不簡單，可謂不虛此生。作品問世，不是馬上嗚呼哀哉，不是轉眼煙飛焰滅，而是說上數十年，甚至數百年，像李清照這樣，才是所謂真正的不朽。至於時下我等廁身之文壇，耳聞目睹，躬逢其盛的“不朽”，無論個人吹出來的，還是哥兒們、姐兒們捧出來的，無論怎樣厚顏無恥，大言不慚，至多隻能說是一種樂此不疲的文學**而已。
李清照的這首很政治化而無任何政治蛛絲馬跡的《一剪梅》，長期以來是被看作一首閨情詩、一首思婦詞，被人吟哦傳誦。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還有編輯多情地加上的題注：
易安結縭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
甚至還有更豔麗的演義，那塊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跡的此詩真本，到了元代還被畫家倪雲林所收藏雲雲。如果真是這樣羅曼蒂克的話，那倒是適合拍好萊塢愛情電影的上好素材。
其實，這是麵對政治迫害的戀戀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訣別。不能抗命的無法逃脫，難以名狀的淒涼情緒，無可奈何的強迫分手，心碎鬱悶的長遠相思，就絕非泛泛的離情別緒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層次的悲恨怨憤。要真是“花自飄零水自流”，花歸花，水歸水，各走各的路，倒是相安無事的。可是，落花無意，流水有情，“雙打辦”也好，“清奸肅黨辦”也好，頻頻敲開她家的大門，不斷關照她何時啟程。於是，“遠遊”的，隻能是她。告別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齊州章丘，也就是山東濟南，獨飲她飄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與此同時，北宋當局的腐敗政權，也開始江河直下地向滅亡走去。宋徽宗在位25年，寵用奸宄小人，殘害忠臣良將，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揮霍浪費，內有農民起義，外有強敵逼境，隻知貢幣求和，以得苟且安生。在中國，人人都能當皇帝，人人都想當皇帝，但不是人人都能幹好皇帝這差使的。宋徽宗趙佶其實應該當一名畫家、一名詩人、一名風流公子，與李師師談談戀愛，也許是此中當行的風頭人物。治理國家，經營政府，內政外交，國防軍事，他就是一個地道的白癡了。
到了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趙佶實在幹不下去了，退位給趙桓，自任太上皇。李清照也就跟著大倒其黴，雖說是個人的命運，在大時代的背景下無關宏旨，但隨著異族侵略者的金戈鐵馬步步南下，一個弱女子也不能不與家國的命運聯係在一起。如果說“花自飄零”的話，在她40歲以前，猶是在薄風細浪中回轉，那麽40歲以後，便跌落到一劫不複的深淵，永無平穩之日。
李清照先受到其父，後受到其夫之父，兩起截然相反的政治風波牽連，也曾飽受冷遇嚐盡白眼，也曾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不知哪一天又有什麽禍事光臨？但她終究不是直接當事人，花雖飄零，還隻是萍蹤浪跡，波回岸阻，中流**漾，無所憑依罷了。盡管“紅藕香殘玉簟秋”有點淒冷，盡管“輕解羅裳，獨上蘭舟”有點孤獨，然而，她與趙明誠那兩相愛戀著的小環境，還是溫馨的；共同之好，積二十多年之久的金石收藏，那意氣相投的小氣候，還是很融洽的。那些年月裏，有過痛苦，也有過歡樂；有過挫折，也有過成功；有過碰壁，也有過收獲；有過陰風冷雨，也有過鳥語花香。
1126年，趙佶的兒子趙桓繼位，是為“靖康”。第二年，金兵破汴梁，北宋政權便畫了句號。這年，李清照43歲。
至靖康丙午歲，侯（即其夫趙明誠）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有矣。（《金石錄後序》）
殘酷的戰爭，迫使他們不得不過起浪跡天涯的逃亡生活。胡騎南下，狼煙四起，烽火鳴鏑，遍野而來。那看不到頭的黑暗，擦不幹淨的淚水，永無休止的行色匆匆，沒完沒了的趕路顛簸，便一直伴隨著“花自飄零”的詩人。疾風險浪，波濤翻滾，雲湧霧障，天晦日暗。可想而知，飄零在水裏的花瓣會有什麽結果。
現在，很難想象九百多年前，一為書生、一為弱女的這對夫婦，將至少有兩三個集裝箱的文物，上千件的金石、圖畫、書籍、珍玩等物，為了不落入侵略者手裏，追隨著敗亡的逃跑政府，是如何由山東青州的老家啟程，一路曉行夜宿、餐風飲露、舟載車運、人馱馬拉，輾轉千裏運往江南的？
他們總是追不上逃得比他們還快的南宋高宗皇帝趙構，他們追到江南，高宗到了杭州；他們追到浙江，高宗又逃往海上。中國知識分子那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讓他們雖然意識到最後那一無所有的結果，然而，卻麵對這些辛苦搜集的文化瑰寶，不保護到最後一刻，不敢輕言放棄，無論如何也將竭盡全力保全，也不使其失散湮沒。
可他們的苦難之旅，又有誰能來分擔一些呢？無能的政府不管，無恥的官僚不管，投降主義者看你的笑話，認賊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這也阻擋不住他們鐵了心跟隨著奉為正朔的流亡朝廷，往南逃奔。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苦戀情結，寧可自己死去也不敢將收藏品丟失、放棄、轉手的這對夫婦，一定要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盡到綿薄之力。你可能會嘲笑他們太愚、太腐，但你不能不尊敬他們這種難能可貴的品質，要沒有這樣一份忠忱之心、竭誠之意，哪有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的輝煌？
到了欽宗靖康二年，也就是高宗建炎元年，他們的全部積累，不但成為他們夫婦的負擔，甚至成為李清照不幸一生的災難。
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地，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再具舟載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為煨燼矣。（《金石錄後序》）
存放在故土的遺物，悉被胡騎付之一炬；千辛萬苦隨身運來的，又不得不再次割愛。當這些窮半生之力、傾全部家產、費無數心血、已是他們生命一部分的金石藏品，無論多麽珍惜也隻有忍痛拋棄，那真是難舍難分。丈夫還要到別處赴任，隻剩下她煢孑一人，遠走他鄉，“時猶有書兩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獨自照管著這一大攤子家當，她肩上所承擔的分量，也實在是太重了。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擊接踵而至，丈夫這一去，竟成死別。
（明誠）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餘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抱負，與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馳馬去。
途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書報臥病。餘驚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裏。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餘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
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至今讀來，那段惆悵、那份追思，猶令人怦然心動。
在中國曆史上，真正的讀書人，為這個民族，為這塊土地，可以有所作為，可以施展抱負的領域，其實是非常有限的。凡是有利可圖，有名可沽，有福可享，有美可賞的所在，還未等你涉足，早就有手先伸過去了。而這雙手，一定生在有權、有勢、有威、有力量、有野心、有欲望的人身上。區區文人，何足掛齒？誰會把你的真誠願望當回事。你一旦不知趣地也要參與、要介入，也許你未必想分一杯羹，隻是盡一點心、效一點力，那也會遭到明槍暗箭、雷池設防的。
然而，中國的讀書人無不以薪火相傳為己任，無不以興滅繼絕為己責，總是要為弘揚文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庶不致辜負一生。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趙明誠，節衣縮食，好古博雅，典當質押，搜羅金石，本來就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大敵當前，危機四起，殫思竭慮，奔走跋涉，以求保全文物於萬一，這在他人眼中更是愚不可及的書呆子行為。到了最後，她的藏品失散、丟棄、遺落、敗損，加之被竊、被盜、強借、勒索，“何得之艱難失之易也”，“所謂巋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愛惜如護頭目”，連她自己也忍不住嘲笑自己，“何愚也邪”！
經過這場生命途程中最漫長，也是最艱辛的奔波以後，又是一係列的麻煩、不幸、官司、謠諑，包圍著她，使她在精神的奪力下，消耗盡她的全部創作能量。她本來應該寫得更多，然而卻隻能抱憾。
胡適說過：“李清照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有天才的女子。”然而，在這個世界上，最不能得到寬容的是太出眾的才華，最不能得到理解的是太超常的智慧，最不能得到支持的是太完美的成功。凡才華、智慧，無一不是在重重阻斷下難產而出；凡成功、凡完美，無一不遭遇到嫉妒和排斥。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她得到了文學史上的輝煌，然而她在這個小人結群、豺狼當道、精英受害、君子蒙難的時代裏，除了“花自飄零水自流”之外，簡直別無生計。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山東濟南人。生於公元1084年（神宗元豐七年），卒年不見載籍，約為公元1156年（高宗紹興二十一年），故而具體死亡日期和地點，卻湮沒無聞，無從查考。一個曾經美麗過，而且始終在文學史上留下美麗詩詞的詩人，大才未展、大誌未盡地退出，其飄然而逝杳然而去的形象，其落寞之中悄然淡去的身影，給人留下更多的則是遐想。
如果，再回過頭去品味她那首《烏江》詩：“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無論她怎麽樣死去，她那雙詩人的眼睛，終是不肯閉上的。
若是假以時日，給她一個能夠充分施展的機會，這位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於隻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給後世了。然而，悔則何益？“花自飄零水自流”，對於文人無奈的命運，也隻能是無聊的空歎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