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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本中說，大禹品德高尚、治水有功，深得萬民的擁護，乃聖人一個。細琢磨起來，這些話很值得懷疑。我個人覺得，從總體上說，大禹不能算聖人，這是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曆史中，曾起到過極壞作用、給中華民族帶來無窮災難的世襲製就是大禹發明的，世襲製導致了幾千年的製度腐敗。就憑這一點，我們就不能肯定大禹，實際上，說大禹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一點也不為過。

在大禹之前，天下的治理者的地位實行的是禪讓製，實際上就是大家推舉賢人當領導人。按說，這種體現民意的選舉製具有科學進步的意義，類似於西方國家選舉總統，當然那時的選舉機製尚不完善，但畢竟是領導國家的人由大家選出的，而且這些領導人不是終身製，一般來講，領導人感到年老體衰時就讓位。據說，堯從十六歲開始治理天下，在位七十年，到八十六歲那年，他覺得自己年老體衰，想要找一個人來接替他。他向全國各地發出公告，號召人們推薦賢能的人。過了不久，人們推薦了舜，於是舜就接替了堯。後來大禹在治水過程中業績不凡，舜就把君主的位置讓給了大禹。按著“禪讓製”規矩，後來人們又推舉伯益為大禹的繼承人。然而，大禹卻心懷私心，殘酷地踐踏了“禪讓製”，把王位傳給了兒子啟，從此開了天下世襲製的先河。

據說，伯益為捍衛“禪讓製”，曾召集東夷部族向啟進攻，而啟早有防備，經過一場大戰，啟把伯益的軍隊打敗了，此後，還有一個部族首領有扈氏站出來指責啟，要求他把王位還給伯益，啟大怒，又發兵把有扈氏打敗了，從此，選賢任能的“公天下”製度變成了父死子繼的“家天下”製度。

在我看來，大禹治水確實功不可沒，確實是為老百姓做了好事，特別是他在治水過程中，曾三過家門而不入，體現了他的敬業精神。然而，相對於他所建立的壞製度——世襲製來講，這顯然是一毛對九牛，也就是說一毛的善對九牛的惡。從這一意義上講，大禹是一位大惡之人，他治理天下的目的就是由為公轉為謀私，是為其兒子謀取地位。千百年來，我們一直對大禹的小善津津樂道，而對於他的大惡卻視而不見，甚至加以掩蓋和美化，諱莫如深，我不知這裏有什麽思想作怪，是什麽心態在作怪。

對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講，建立一個什麽樣的製度至關重要，壞的製度會使民族走向衰落，好的製度會促使民族走向振興。正所謂“好製度使壞人變好人，壞製度使好人變壞人”，這是常識，毋庸繞舌。翻開二十四史，世襲製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實在太深重了，簡直是罄竹難書。老子當了皇帝，不論兒子是傻子、瘋子、呆子，不論是阿貓、阿狗、阿豬、阿鼠，照樣有繼承老子地位的權力，老子一完蛋，他們便堂而皇地登上至高無上的龍椅，君臨天下，治理國家，全國老百姓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中，你說這老百姓還有好嗎？在封建社會，一個民族最重要的位置常常坐著一位素質很差的人，你說這是不是一個民族的悲哀，而發明這一製度的大禹是不是難辭其咎。

大禹作為一個古人，我們是沒辦法去追究他的“曆史責任”的，但我們對大禹的惡視而不見，仍然奉大禹為聖人那是十分可笑可悲更有害了。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曆史人物的評價，體現著該民族的價值取向。比如，喜歡戰爭的民族把戰爭狂人奉為英雄，愛好藝術的民族把藝術家視為精英，熱愛體育的民族把體育明星舉得很高等等。美國人崇尚選舉製，他們把華盛頓視為英雄，因為華盛頓建立了總統選舉製和任期製，並創下了任期不超兩屆的先例。如今，美國人仍為華盛頓所建立的製度而自豪。再如，法國人注重法製，他們就崇尚拿破侖，國為拿破侖建立了《拿破侖法典》，成為法製理論的奠基石。我想這些建立人類科學製度的人，怎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呢。相比之下，大禹建立的是什麽製度呢？

如今我們之所以能容忍大禹的惡德、仍然奉大禹為聖人，說明很多人仍對大禹建立的世襲製持認可或默許態度，說明我們大腦中封建思想遠遠還沒有消除，而近年來出現的影視劇粉飾皇帝、以至讚美皇帝、弘揚“吾皇聖明”的熱潮就是最好的明證。製度上的落伍是最可怕的落伍，當我們把建立先進製度的人奉為英雄的時候，我們的民族就大有希望了。

（原載2001年12期《計劃與市場·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