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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走出國門的朋友曾向我介紹他的美國見聞，他說，美國人喜歡小題大作，他們在生活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常常搬出《憲法》當武器，來把事情“擺平”。比如，美國人在大庭廣眾之下給某些官員指謬，若有人出來幹涉，他們會說：“言論自由是《憲法》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讓人住口，門都沒有。”我覺得，美國人喜歡搬“法”，並不是因為美國人個個都是法律專家，而是說他們嚐到了《憲法》給的甜頭，從而成為《憲法》的自覺運用者和維護者。

時下，依法治國已經在全國上上下下達成了共識，法製代表文明和進步，這個道理恐怕連小學生都懂。有道是好事多磨，走向法製化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常有帶有戲劇性的事件發生，我們常常在報刊上看到法與權的激烈較量。在報刊上公開曝光的內容，往往是國法戰勝了某些腐敗分子手中的權力，自然大快人心。但決不能讓勝利衝昏了頭腦。事實上，很多地方的人們已經習慣按上麵說的辦，而不是按照法律辦事。特別是一些人以權枉法，很多人對此習以為常，人們在生活中遇到不公正待遇，往往不是想到法，而是想到人，於是，走後門好像成了人們在困難時刻的最佳選擇。

我私下想，中國經曆的封建社會很長，以至於人們產生了思維慣性，要實行法製，一些人還不太習慣，這並不難理解。不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要想依法治國，誰也不能繞過《憲法》，而《憲法》與每個人都休戚相關，可謂幹係重大，應該說《憲法》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法。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對關係自身利益的大法漠不關心，以至知之甚少，許多人認為與自己無關。確實耐人尋味。

我國於1954年製訂了共和國第一部憲法。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曾說：“憲法是根本大法，憲法通過後，全國人民每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人員帶頭執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本來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可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十分複雜的原因，人們沒有很好地尊重《憲法》，甚至粗暴地踐踏了《憲法》。特別是拋開《憲法》，相繼開展了“反胡風”、“反右”運動，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這些明火執仗的違憲運動，不但不被人們所製止，反而被譽為“革命行動”，成萬上億的人或明白或糊塗或主動或被動加入到這場違憲運動中來。國家的《憲法》成了任人踏來踏去的泥丸，這是《憲法》的悲劇，是一代人的悲劇，是共和國的悲劇。浩劫之後，人們開始反思其根源，曆史的、現實的、主觀的、客觀的、深層的、淺層的，林林總總，見仁見智。竊以為，反胡風也罷，反“右”也罷，搞“文革”也罷，其實質就是無法無天，以破壞法律開始，以生靈塗炭、暴殄天物告終。沒有法製，那是一個多麽可怕的世界，說你有罪你就有罪，沒罪也有罪；說你反黨你就反黨，沒反黨也反黨；說你是內奸你就是內奸，不是內奸也是內奸；說你是壞人，不是壞人也是壞人。劉少奇在“文革”中遭到造反派的嚴酷批鬥，他曾試圖用《憲法》保護自己，他對造反派頭目說：“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我是一個公民，為什麽不讓我講話？憲法保護每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是要受法律嚴厲製裁的。”後來劉少奇說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話：“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

國家主席尚且如此，一般平民百姓就別奢望受到《憲法》保護了，隻能聽天由命，任人擺布。所謂“生死由命，富貴在天”，這大概是許多人內心的一個獨白。至於“文革”中有多少無辜的人死於非命，大概很難統計清楚。最近，筆者看了“文革”期間一些名人的自殺小檔案，的確觸目驚心：田家英、老舍、葉以群、李立三、容國團、傅雷、範長江、吳晗、翦伯讚……

有道是，不能讓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當曆史的車輪駛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我們不能也沒有理由再蔑視《憲法》，除非我們變成了瘋子。竊以為，我們打出各種思想的旗幟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視法律這麵旗幟，我們現在大力倡導高舉思想旗幟的同時，應大力倡導高舉《憲法》這個偉大旗幟，高舉《憲法》的旗幟，就是尊重《憲法》，認認真真執行《憲法》，使《憲法》成為政府以及個人行為的根本準則，反對由個人主觀意誌劃定這個框框，那個圈圈，《憲法》就是最權威的圈。此外就是，在《憲法》這個大法之下，製訂若幹小法、子法，這些法律堅持維護公平、公正和正義，人們的任何行為都要依法辦事，從而形成一個講文明、講公正、講秩序、講正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個公民都是法律的受益者，同時也是《憲法》的忠心維護者，法律成為每個人的忠實朋友，《憲法》在每個人心中紮下根。

在2000多年前，韓非子就說：“一民之軌，莫如法。”古希臘赫拉克利特說：“人民應該為法律而戰鬥，就像是為了城牆而戰鬥一樣。”高舉《憲法》這個旗幟是建設文明富強國家的基礎和前提，筆者不是法律專家，在此不過拋磚引玉，引發更多人的思考，使更多人關注這個問題。讓更多的人走近《憲法》，這是國家之幸，民族之幸。

（原載2001年第1期《法製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