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風骨

因為寫過一篇有關周作人曆史的文字，受到誚議，嘲之曰“奉旨罵賊”。其實，既是賊，奉旨罵或者不奉旨罵，又有什麽關係？隻要罵的這一位，確實做過賊骨頭，罵就沒有錯。舉例而言，總不能因為這個賊的麵孔長得標致，你愛之彌切，喜之彌甚，就容不得別人罵他。或者，也不以因為這個賊寫了一手漂亮毛筆字，你欣賞備至，五體投地，就要我們忘了他的賊身份。

賊就是賊，一定要把賊當神仙供，“天地君親師”後加上這個賊，香火供奉，那是個人自由；但不許別人講這個賊的一句壞話，那就是霸道了。孔夫子早就說過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總不能因時代“進化”，思想“解放”，到了對漢奸、賣國賊，人人必得“捧”之的地步吧？

清人劉聲木在其《萇楚齋隨筆》卷二《南宋鄧肅等論楊雄》中講到：“楊雄，後世以其能文，極力為之文過……好其文，並及其人，欲使其彌天罪惡消滅於無形。其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居心尚堪問乎！”看來，因其能文，而為其文過者，古已有之，也就不覺得有什麽新鮮感了。

中國舊時文人，都講“道德文章”；從理論上說，文人的“道德”和“文章”，兩者應該是統一的或盡量做到統一。但是，幾千年來，相當多的人並不“道德文章”，甚至更有文章甚好而道德極差的文人。怎麽辦？一般都采取不深究的辦法，隻當看不見，何況中國人有隱惡揚善的美德。

對於當漢奸的周作人，其實大家一直心照不宣，向來是道德歸道德，文章歸文章分開來看他的。五十年來，相安無事，大家也約定俗成，作如是觀。近年來，忽然發現這是一座“金”礦，出版他的書，可以賣錢，於是猛出；寫他的文章，可以得稿費，於是猛寫；為他鳴冤叫屈，可以撈一頂“撥正反亂”的桂冠，於是猛來勁。

本來是個糞桶，蓋住了，掩鼻而過，也就拉倒。偏要插進攪屎棍去，於是，惡臭熏天。這就是時下在周作人屁股後麵，那班老的少的擁簇者做的“好”事。

本來，過分奢談他文章如何地好，竭力忽略他道德實在地差，已經相當違背客觀事實，混淆視聽。邇來，更是變本加厲，金身重塑，香火供奉，連他那段當華北偽政府教育總監，為虎作倀的醜史，也因為文學行情看好，跟著要改寫，那就真是豈有此理的混賬了。

貳臣，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就夠可恥的了，漢奸，比貳臣更遭人唾棄，更讓人痛恨。因為貳臣隻是叩了上一朝皇帝的頭後，轉過臉來又向下一朝皇帝山呼萬歲而已，雖然這種迅速的轉變，很不要臉，起勁地向新主子獻媚，令人惡心。但在罪惡的層次上，比起當東洋或西洋的哈巴狗之流，或許要差池一些。因為，貳臣過了幾朝幾代以後，醜惡的色彩相對淡化，而中國人對認賊作父的漢奸，是永遠也無法寬恕的。

這也是以往抗日題材影片中的維持會、新民會、皇協軍、翻譯官這類俗稱“二鬼子”的角色，為什麽無一不被刻畫到壞得流油，無一不讓人恨得牙癢的緣故。有時候替編、導、演想，難道不怕落入臉譜化、程式化的窠臼。後來，悟通了，對於中國人來講，像漢奸這樣的話題，是做不得翻案文章的。涉及到民族感情、國家尊嚴、人心所向、全民認知的原則問題，則尤其不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韙，逆大多數中國人的意誌。

八十年代初，有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試圖突破，想出出抗戰題材之新，寫出一部電影文學劇本來，講述一個被日本鬼子強奸了的中國農村婦女生出來的孩子的故事。劇本的最初題名，頗為直露，就叫《孽種》，衝這兩個字，大概也就想像出會有些什麽情節了。這是一個令人從生理到心理都感到很不舒服的題材，聽說，後來改了，如何改，改得怎樣，也就不知下文了。

顯然，此公這部電影文學劇本的構思，是受到西方時尚流行的影響或者**。當時，重新思考戰爭和戰爭中的人性，成為文學和影片正當時令的題材。於是，洋作家、洋導演出了這樣一個暢銷的名堂以後，可憐的扁臉黃皮的中國作家、中國導演，也就跟著“克隆”。反正咱們中國地大人多，要什麽故事有什麽故事，要什麽人物有什麽人物，準還能學得像模像樣。

這類作品，說得好聽些，叫借鑒，說得不好聽些，叫模仿，是那些缺乏想像力和創造力，更缺乏自信心的文學家、藝術家，偷工省力之舉。但是，老兄啊！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你身體裏流著的是中國人的血脈，總不能數典忘祖。這祖，就是血管裏數千年文化傳統熏陶下的價值觀。外國人或許能夠容忍這個“孽種”，中國人，至少那些尚未完全西化的中國人，對這個“孽種”，會感到堵得慌。

中國人不但對於外國，甚至對於外族，乃至於對於同一族群的不同陣營、不同集團、不同派別，也會涇渭分明，黨同伐異，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我們都讀過《三國演義》，關雲長土山失利，講好了條件，降了曹操，雖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也未能打動他。最後，“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他，還是過五關、斬六將跑了出來。即便如此，他的義弟張翼德還要斬了他呢！

有出戲，叫《古城會》，就寫的這段故事。無論如何，投降，是事實，大節虧了，一失足成千古恨，關雲長一下子找不到感覺，那西皮流水也真是唱出了他那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呢！隻此一點，便了解“漢賊不兩立”的精神傳統，在這塊土地上，是何等的曆史悠久，又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中國人，其實很講中庸哲學，獨獨在大節上，非常之絕對，絕對到了不間毫發的地步。

這種斷然不能容忍背叛變賣行為的絕對精神，確實是屬於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心態。這是和幾千年來在中國土地上發生過太多的災難，人民受到太多的痛苦有關：改朝換代的血雨腥風，異族入侵的戰亂流離，外國侵略的屠殺毀滅，每當老百姓成為俎上肉任由宰割的時候，總有這種食同胞肉的引狼入室者，喝同胞血的為虎作倀者，雪上加霜、火上加油地使苦難翻番。

我記得《孽種》劇本問世後，當時，從上至下都在感情上不能接受。這類題材的影片在外國，也許可以拍，但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死了兩千萬人的中國，大概是很難可以的。所以，想把周作人樹為新聖人或者說他是個好漢奸，會被人看做是喪心病狂的行為。即使把魯迅打倒一千年，一千年後，周作人仍是漢奸，而魯迅仍然是民族精神的火光。

如果有人修《民國史》，周作人未必能進得了《貳臣傳》，因為貳臣隻是效忠了上一朝以後，改換門庭又為下一朝賣力。若真有這部第二十六史的話，周作人應該是與溥儀、王揖唐、汪精衛、周佛海等賣國賊一起在《漢奸卷》中就位的。

翻案，是曆史上常有的事，暴君秦始皇不是翻了麽？奸臣曹操不是翻了麽？但漢奸、貳臣的奸佞、叛逆，是不容改寫也無法改寫的。隻是可以把這一頁擱置起來，但做手腳想把這一頁扯掉，大概很難。記得清王朝鼎革之際，不得不對前朝降過來的武將洪承疇、文臣錢謙益之輩，優禮有加，尊讓三分，待以上賓，共商國是。那時，入關後立足未穩的多爾袞，把洪視為股肱，委以心腹；孤軍深入江南的多爾袞之弟多鐸，對錢所以客客氣氣，溫文爾雅，都出於一種政策需要。抬舉這些有影響的人物，籠絡人心，對鞏固新王朝的統治，是有好處的。

一般人不會這樣考慮，當時，確實有人哪壺不開提哪壺地跑去問洪承疇：“將軍啊，崇禎已經當你為殉國英雄，舉朝公祭過了，你怎麽還活著為新朝效力呀？”當他被清政府封為親王，回家光宗耀祖之際，想不到他老娘一頓拐杖劈頭劈腦打來，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老太太，擲地有聲地說：“我們家隻有明朝的總兵，沒有清朝的將軍！”這種節義觀，也許對擁護周作人的信徒來說，一無可取之處。但正是這種人格上始終如一的要求，是中華文化傳統維係數千年賴以不墜的精神基礎。

百年過後，大清王朝，政權穩固，江山坐定，於是，曆史又回複其本來的真實麵目。一是弘曆整頓風氣的政治措施，他認為應該提倡人民對他的忠誠不貳，不能鼓勵臣下朝秦暮楚的變節行為；二是中國文化中這種“漢賊不兩立”的絕對精神，所表現出來視貳臣、漢奸、賣國賊為大惡的水火難容的心理。於是，乾隆推翻了他先人賜予這些降臣的諡號、襲封、恤典，並對國史館編撰們發出指示，洪承疇隻配放在《貳臣傳》中，而錢謙益，在弘曆眼中要更不值錢些，說此人在《貳臣傳》中還得次一級，隻能放在乙編。

這或許就是對於中國文人特別苛求的不幸命運。

其實，清政權建立之初，不知用了多少明代的降官降將，但當時的人和後世的人，卻總是盯住這期間的幾個文人不放，這確實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潔癖在起作用。一方麵，“江左三大家”的錢謙益、吳梅村、龔鼎孳，稱得上是風流倜儻的文學“明星”，聚光焦點；不愧為顯赫一時的文壇領袖，眾望所歸。於是，人們的期望值，就水漲船高，有理由要求他們做出高風亮節的舉止。一方麵，白頭少年錢侍郎，陪騎白馬，作戎裝的美人柳如是，招搖過世；生性狂縱的龔少卿，擲金一千五百兩，娶得名妓顧順波，金屋藏嬌；風流蘊藉的吳太史，一曲陳圓圓，傳遍了大江南北，洛陽紙貴……風頭出足，風光無限，人們豔羨之餘，難免產生“木秀於林”的危機。

更重要的一個方麵，既成“明星”，就免不了有“明星崇拜”，這是古今同樣的道理。有“明星崇拜”，就有“追星族”。可以想像，這些被崇拜的明星，忽而成為被唾棄的貳臣賊子，如此嚴重的失落，能不令追星族生出特別的憎恨嗎？這恐怕是三位江東名士，成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眾矢之的的根本原因。為周作人鼓吹不遺餘力者，要懂得這點群眾心理，也許就不會枉費心機去塗脂抹粉了。

錢謙益受到指責最多，乾隆就帶頭看不起他，專門寫過一首詩，把他奚落一個夠。“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甕，屢見詠香囊，末路逃禪去，原是孟八郎。”普通人對錢謙益的失節，在他生前就當麵加以譏訕。“牧翁遊虎丘，衣一小領大袖之服，士前揖問此何式？牧翁對曰：‘小領者，遵時王之製；大袖乃不忘先朝耳。’士謬為改容曰：‘公真可為兩朝領袖矣。’”（清·佚名《絳雲樓俊遇》）

吳梅村略好一點，他還有一點清醒的自省意識，但最後終於剃去明代的頭發，留起清朝的辮子，北上為新政權效力時，也被人嘲諷過的。“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丘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啟之，得絕句雲：‘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為之默然。”（清·劉獻庭《廣陽雜記》）

龔鼎孳的名聲本來不佳，是個來回折餅，頃刻之間三易其主的走馬燈式的人物，更為人所不齒。“李自成陷都城”，還挺賞識這位大文人，給了一個“北城直指使”的官給他做。跟著，清軍圍城，他一看大勢不好，連忙打開城門，投降多爾袞。“授吏科給事中，遷太常寺少卿”，又做清朝的官。有一次，“大學士馮銓被劾，睿親王集科道質譏。”龔鼎孳來勁了，為了討多爾袞的歡心，“斥銓閹黨，為忠賢義兒。銓曰：‘何如逆賊禦史？’鼎孳以魏征歸順太宗自解。”結果，偷雞不著蝕把米，“王笑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闖賊擬太宗！’”壓根兒看他不起。（《清史稿》）

文人末路，一至於此，也怪不得別人，純係自找的了。

因為，與錢、吳、龔同時，或先後的像孫奇逢、陳洪綬、張岱、傅山、黃宗羲、朱舜水、方以智、顧炎武、王夫之、朱耷、李顒、呂留良等人，或堅決不仕，或歸隱山林，或削發為僧，或反滿抗清，也還是能夠保持住人格上的完整的。

正因如此，吳梅村活得並不開心，“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苟活”，“脫屣妻拿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浮生所欠隻一死”，從這些詩句中，不難聽出他懺悔和自責的心聲。他“臨歿顧言：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時一境不曆艱苦”的說法，也值得同情。他要求死後“斂以僧裝”，不穿清朝的衣衫，石碑上要求刻“詩人吳梅村之墓”，不署清朝官銜，也算是在表明自己的心跡吧。（《清史稿》）

錢謙益在北京的國史館，當了半年編修，托病回到江南，還多方接觸當時地下的抗清力量，希望有所作為，也許為了改寫自己那一頁不光彩的曆史吧。龔鼎孳雖然不很振作，但在獎掖後進、提攜新秀、發現俊才方麵，倒是不遺餘力的，這或許是他的一種聊勝於無的自我贖解吧。然而，即使這小而焉之的失節，無論怎樣的彌補，也並不能逃脫曆史的嘲笑，何況周作人乎？

魯迅先生有《集外集拾遺補編·〈蓮蓬人〉》詩：“掃除膩粉呈風骨，褪卻紅衣學淡妝。”

“風骨”二字，真是值得為文的中國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