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海瑞

公元1567年（嘉靖四十五年）2月，海瑞上疏，數落朱厚熜：

“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五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

屈大均的《廣東新語》，描寫了這位皇帝讀疏後的反應，很生動：“世廟閱海忠介疏，大書曰：‘此人有比幹之心，但朕非紂也。’持其疏，繞殿而行曰：‘莫使之遁。’一宮女主文書者在旁，竊語曰：‘彼欲為忠臣，其肯遁乎？’世廟尋召黃中貴問狀，對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殺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斃。’世廟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

於是，海青天名垂青史。

假設有人編一部《中國貪汙史》，大概少不了赫赫有名的貪官嚴嵩，假如有人另編一部《中國廉政史》的話，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則更是領銜主演的人物。無論前者和後者，巨貪和大廉，都出在明代嘉靖年間，我想，絕算不得是這位皇上的榮光。

在中國，某個朝代出貪官，也許並不能證明皇帝昏庸無能是個窩囊廢。即使最精明的君主，駕馭偌大的國家機器，日理萬機，百慮一失，也難免疏忽。何況，貪官又不會在臉皮上刻出字來，“吾乃碩鼠是也”。在未捉出之前，誰不人五人六，像模像樣。再說，在舊社會，“十年寒窗”，“學而優則仕”，“仕”者，官也。在戲曲裏，戴紗帽翅的角色出場，“千裏為官，誰不為錢？若不為錢，誰來當官？”這四句念白，足以表明權力和金錢的互換關係。所以，貪官，是常見的，老實說，清官，倒不常見。

當清官，窮得要死，苦得要命，誰幹？因而翻開《二十五史》的任何一史，無不貪官如毛，碩鼠遍地，有時，皇帝就是天字第一號的貪汙犯。出清官，必是國家問題成堆、積重難返之際。一定由於皇帝昏庸，而且比較長時期的，達到相當程度的昏庸，弄得貪汙普遍化、腐敗合法化、瀆職正常化、賄賂公開化，到了國將不國、神州陸沉的時候，極個別的不肯同流合汙的清官才會凸顯出來。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越是腐敗的朝代裏越出清官的原因。

所以，有清官，對皇帝來說，不是一件體麵的事，一旦出現了一個不怕殺頭的清官，這台國家機器在運轉上也肯定出了大毛病了，估計最高統治者離完蛋也不會太遠了。果不其然，海剛峰一出現，朱厚熜的日子，就屈指可數了。

因此，若無嘉靖，若無嚴嵩，若無滿朝的不正之風，也就顯不出海瑞的節操和風範，也就不可能使他成為中國曆史上，排名不數第一也數第二的清官了。嘉靖禦臨天下45年，已經到了無可救治的程度，海瑞這才會指著鼻子罵皇帝，“陛下之誤多矣”，“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什麽叫“不直”？老百姓早就不把你這個皇帝當玩藝兒了。

一般說，先有個別的貪汙現象，發展到大麵積的貪汙加之腐敗的現象，然後更進一步，則是上下勾結、內外串通、左右縱橫、四麵八方的貪汙腐敗成風。從朝廷到地方貪官多如牛毛，從政治到經濟腐敗無所不在，少數清官才能突出，才會出現清官現象；凡帝國到了這一步，如果原來的皇帝是個庸君的話，這時，十有八九成為昏君。而一成為昏君，也就離謝幕不遠了。明白這一點因果關係，就知道清官為什麽隻能受到老百姓的擁戴而不為他生前以及身後的各統治者所容，最深層的原因恐怕就在這裏。這就好比一開門烏鴉衝著你叫，不是因為它叫，給你帶來晦氣，而是因為你要倒黴，它才叫的。對烏鴉“呸呸呸”地表示嫌惡，其實沒有道理。

明朝官員的貪汙現象，問題出在底下，根子卻在上頭。貪汙到了這樣大量、普遍、公開甚至合法化的程度，是從帝王開始，由上而下，至宗藩外戚、至宦豎權臣、至將帥督撫、至知府縣吏、至一切衙役隸卒，凡官皆貪，不貪者鮮。據《楊繼忠傳》：“（忠）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答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忠一人耳！’”據《吳嶽傳》：“嶽清望冠一時，禔躬嚴整。尚書馬森言平生見廉節士二人，嶽與譚大初耳。”滿朝文武，隻找到這幾位不貪的官員，明朝的中後期，在中國曆史上，數得上是貪汙大朝了。

朝政黑暗、特權橫行、法令鬆弛、行政腐敗，是造成官員貪汙行為的主要原因。不過，讀明代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我們知道明代官員的薪俸是中國曆朝中最低的，他們不想成為餓莩，不額外求財，又有什麽辦法？如大家在“文革”期間都很熟悉的評法批儒的明代文人李卓吾，在河南輝縣任儒學教諭相當於縣教育局一位督學，在北京國子監當教習相當於大學講師，在禮部作司務相當於辦公廳行政處長，又到南京刑部得到一份員外郎的閑差，等似現在的部門巡視員，其官俸微薄到難以糊口。他在離開河南時，窘迫到不得不把妻女留在那裏托友人照顧。直到他放外任，當了雲南省姚安府的知府，那是一個有實權的廳局級幹部，才有“常例”（被允許的貪汙）和其他灰色收入（雖不允許但可以納入私囊的貪汙）。這種實際上在鼓勵官員從非法途徑獲取金錢的政策，是引發更大貪汙的主要原因。

那時官俸發放，有米有鈔，比例不一，財政部門發放薪水的時候，米賤折鈔、鈔賤折米，在盤剝上極盡克扣之能事。尤為可笑者，在北京的官員，發的米要憑票到南京去領，於是，手中的票，隻能三文不值兩文地出讓，逼得官員不得不另開財路，以謀生計。據《顧佐傳》：“居歲餘，奸吏奏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楊）士奇曰：‘爾不嚐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仆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歎曰：‘朝臣貧如此。’”

本來很低的工資，又常常不足額發放。據《李賢傳》：“正統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師者盈萬，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實支僅一石，降人反實支十七石五鬥，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宜漸出之外，省冗費，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看來打白條之風，倒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所以，官員們倘不貪汙，貧窮化便不可避免。據《段民傳》：“卒於官，年五十九，貧不能殮。”《吾紳傳》：“紳清強有執，澹於榮利，初拜侍郎，賀者畢集，而一室蕭然，了無供具，眾笑而起。”《軒傳》：“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為異。”《楊準傳》：“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斂。”《高儀傳》：“舊廬毀於火，終身假館於人，及沒，幾無以殮。”《陶琰傳》：“琰性清儉，飯惟一蔬，每到官及罷去，行李止三竹笥。”

海瑞，當不例外，在任淳安知縣時期，自己磨穀脫粒，種菜自給。有一次他給母親做壽，隻買了兩斤肉，成為人們奚落他的口實。萬曆年間，張居正當國，派禦史去考察，“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禦史歎息去。”（《海瑞傳》）

能夠堅持節操者，在一部《明史》中，實屬少數，而始終如一廉政者，則更不多見。“鑾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鞬至困頓不能自給。其用行邊起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橐郊迎，恒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事竣，歸裝千輛，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習鑾傳》）。既然貪汙是官員的一種生存手段，貪汙已成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貪汙是這種病入膏肓的社會製度下的必然伴生物，不貪白不貪，貪也不為恥，還有什麽必要潔身自好呢？

即使出現幾個清官，除了本人青史留芳以外，實際上屁事不頂。中國的皇帝，尤其那些獨夫民賊，在滾下龍椅或者未被勇敢者將其拉下馬前，誰也不能拿他怎樣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三百多個皇帝，大部分還是靠老天爺將他收拾掉的。終於，三宮六院也吊不起胃口了，終於，兩腿蹣跚了，兩眼無光了。海瑞這封上疏，頂多使嘉靖受了些刺激，病情有所加重，催促他快一點走向死亡，恐怕是他僅僅能起到的一點作用了。

當然，海瑞也付出了代價，據《海瑞傳》記載，朱厚熜拿到等於罵他不是東西的上疏時，與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所說略有不同。他一把將上疏摔在地上，氣得跳腳，喝令左右：“馬上給我把這個姓海的逮捕，別讓他跑了！快，快！”

在皇帝身邊的宦官回他的話：“都說這個人是有名的癡子，他為了上書，準備好了要坐牢殺頭，先就買了一具棺材，和妻子訣別，家裏的僮仆也早嚇得各自走散，看來他是不打算逃跑的。”

“抓起來！”嘉靖吼。

這還不好說，海瑞正等著法辦。

抓到詔獄，主管官員按子罵父罪，自然是非開刀問斬不可。但建議砍掉海瑞腦袋的報告，壓在皇帝的手中，一直不畫圈。嘉靖不傻，他不想成全海瑞，更不想自己落下混蛋紂王殺忠臣比幹的臭名。就這樣，拖到駕崩，海瑞撿了一條命。

但是一個半個清官，是挽救不了這個積重難返的貪汙王朝的。相反，由於他堅持道德力量和重刑懲罰，與那個在製度上已病入膏肓的王朝，根本不是對症下藥的萬靈之劑。

海瑞的悲劇，就在於他認為道德的約束力，可以製止住全社會的頹敗風氣。個人一塵不染、兩袖清風的垂範作用，能夠推動整個公務員階層的廉政建設。治亂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剝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嚇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實，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隻能作用於有道德的人。而不講道德的冥頑不化者，惡劣成性者，以身試法者，鋌而走險者，道德又其奈他何？

正如馬路上設有斑馬線，對視若無睹的我行我素者，是起不了什麽作用的，除非他被撞傷到垂死的地步，才後悔不走斑馬線。同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隻是對願意仿效者能產生向心力和感召力，而那個一聽焦裕祿名字就煩死了的幹部，肯定瞎子點燈，白費蠟。

他並非不知道，嘉靖的老祖宗，開國之君朱元璋規定，“枉法贓八十貫論絞”，“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用如此重刑來遏製貪汙，又何曾濟事？在《王廷相傳》裏，有此人的一封觸怒嘉靖的上疏，說得很清楚：“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汙則小臣悉效，京官貪則外臣無畏。”

嘉靖駕崩，海大人很快就平反了，昭雪了。盡管他有了令人景仰的清官聲名，但朝廷裏的主政者，包括新上來的皇帝，都對他敬而遠之。作為門麵點綴可以，要想委以重任則不行，怕海老人家較真兒，以免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因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架構，是一個寶塔形的，由大小官僚組成疊羅漢的方陣。每個官僚在他那個位置上，既踩在下麵那個職務低於他的官僚頭上，自己的頭上，又有另一個職務比他高的官僚的腳踩著。因此，一旦其中哪個頭或哪隻腳，不聽話、不服從、不按部就班、不肯買賬搗蛋，這架構就要出現或大或小的危機。

他們害怕這個海瑞進入到這個架構裏來，會破壞這個超穩定的秩序。甚至到了萬曆年間，張居正為首輔，也不敢給他任何任命。“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禦史廉察之。禦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禦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用。”

盡管大家眾星捧月，高山仰止，海瑞很不開心，因為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從隆慶皇帝到內閣大臣，不給他分配工作：第一，他沒有鈔票上下打點，鋪平道路；第二，他清官之名聲，是一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焉”的聖人級人物，不能為，也不屑為。因此，很長時間內，當這種強烈的“立德立言立功”的補天願望不能得到滿足時，便會仰天長嘯，錐心泣血。最後海青天以辭職的辦法要脅內閣給他工作，不給就寫公開信罵街，“滿朝之士，悉皆婦人”，把主政者罵了個臭夠。

於是，隆慶三年（1569年）被授予正四品，南直隸巡撫，駐蘇州。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所言，海瑞是個“不自知其不可通”的死硬派，他不了解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他不知道大廈將圮隻手難以支撐。一上任，“海忠介清廉特立，自是熙朝直臣，第其為吾鄉巡撫時，有意鋤巨室，以至刁風四起，至不可遏。”（徐樹丕《識小錄》）

由於他的不識時務，實施某種程度上的劫富濟貧政策，搞得蘇州一帶的官僚地主、士紳名流，無不反對，隻好告退，離職還鄉。直到1585年，萬曆清算了張居正以後，所有受到張居正排擠打擊過的官員，包括年已七十有二的海青天，一律重新起用，於是，他老人家又從海南島仆仆風塵地來到南京。

接張居正為首輔的申時行，其實並不想安排他，又不能不安排他，因為他已經成為一種正義的化身、民眾的偶像，因此，寫了一封信給海瑞，“維公祖久居山林，於娃朝為闕典”，那意思是說，你老人家不出山，是個遺憾，但現在把你請出來，也不過起個政治花瓶作用。

但是，他一接手右僉都禦史，報做的第一件事，就做了兩條大板凳放在公堂之上，宣稱為專打貪贓枉法者和為富不仁者的屁股而設，這位剛愎自用、矯枉過正的老漢，覺得打屁股還不過癮，給皇帝建議，得恢複老祖宗的辦法，凡貪官都給他剝皮揎草。結果鬧得輿論嘩然，禦史彈劾他導使皇帝法外用刑。海老碰了一鼻子灰，才悻悻然住手。從此，對這位道德大主教，神宗索性采取供起來的辦法，有職無權，有位無事，直到萬曆十五年（1587年）年末，老先生終於在寂寞中悒悒去世。

嗚呼，海剛峰的一生，是一位以肅貪倡廉為己任的鬥士，他本期望他的不懈努力，能對帝國的廉政建設，對官吏的道德重振，有所作為，有所改善。然而，朱明王朝，到了神宗（就是在定陵裏躺著的那位），從上而下的貪汙腐敗風氣，變本加厲，已不可收拾。《明史》說：“明亡，實亡於神宗。”海瑞的所作所為，對腐朽的大明王朝可以說是不起任何作用，隻好看著朱皇帝打下的天下，走向衰亡。

紀曉嵐主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海瑞《備忘集》評價不低：“孤忠介節，實人所難能，故平日雖不以文名，而所作勁氣直達，侃侃而談，有凜然不可犯之勢。當嘉、隆間士風頹靡之際，切墨引繩，振頑醒聵，誠亦救時之藥石，滌穢解結，非林黃，芒硝不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但對海瑞具體的所作所為，也有不能苟同之處。譬如說他“巡撫應天，銳意興革，裁抑豪強，惟以利民除害為事，而矯枉過正，或不免一偏。”譬如說他“力以井田為可行，謂天下治安必由於此，蓋但睹明代隱匿兼並之弊，激為此說，而不自知其不可通。”

不管怎麽評價海瑞，但他“卒時，僉都禦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為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裏不絕。”（《明史》）

就海瑞臨終的一兩個鏡頭看，對這樣一位終身貧窮而為百姓追念的清官，也足以使我們後人欽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