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的話題

前不久，台灣詩人瘂弦來了，幾位朋友聚在一起聊天。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話題自然也就圍繞著對他來講一切都感到那麽新鮮的古都了。他不知道原來的北京是個什麽樣子，無從對比，但座間有位詩人，自小在這座古城長大，對於近年來蓋了那麽多高層建築而拆毀了那麽多四合院，以至於再也找不到原先那老北京的模樣，表示遺憾。

我尊重他的懷舊感情，但老北京的四合院，說實在的，我不認為是理想的人居環境。由於城市的膨脹，人口的劇增，四合院變成了大雜院，則尤其不敢恭惟。北京城裏，有一些為數不多的，很精致，改裝得相當現代化的四合院；住在這樣獨門獨戶四合院裏的人，與住在為數甚多的基本破敗或破敗不堪的四合院裏的小市民，對於是否應該保留古都風貌而不拆遷維持原樣，觀點是絕不相同的。對那些在報上、在會上、在電視台上經常發表複古言論的人士，是很不以為然的。

你趕情住在下雨天不用大盆小桶等著接漏水，刮風天不至於掀房頂不需要壓磚頭不至開天窗，廁所有抽水馬桶省得蹲茅坑看蒼蠅亂飛蛆蟲亂爬，冬天有暖氣不用生煤爐不至於煤氣中毒的樓房裏；純粹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要是你是我們這群人中的一員，就恨不能早點拆了這破舊四合院，搬到樓房去住。

我沒有做過調查，但我知道的那些民粹觀點是不那麽公平的。要保留胡同，要保留四合院，要保留算不得什麽名人的故居，要保留什麽舊戲樓、舊會館、舊客棧、舊建築物的朋友們，他們都住在新建的住宅區裏，把自己的房子裝修得不亞於五星級飯店客房的標準，卻忍心叫普通老百姓繼續擠在大雜院裏，像罐頭沙丁魚似地生活，以體現古都文化麵貌。

當然，應該有選擇地將古建築保存一些下來，因為，建築物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區的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那隻能是很少的，具有相當典型性質的建築物，不能夠是舊就好，就動不得，活人得給死人讓路。如果說北京人最值得保留的古老住宅，自然要數周口店猿人居住過的那個山洞，但是，讓時下那些強烈的複古主義者，搬到那山洞裏的話，恐怕他寧肯上吊，也不會在那裏安居樂業的。

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人民文化物質生活的改善，居住條件也在不斷變化之中，拆掉舊房，另蓋新屋，這是毫無疑義的。而未來住宅的趨勢，隻能往更完善、更舒適、更美觀實用，更符合現代人精神的大方向發展。四合院的建築思想，凝固著農業社會那種自我封閉、與世隔絕的封建精神，被曆史所淘汰，被推土機無情地推向垃圾堆，被新型的現代工業社會建築物所替代，是一點也不值得惋惜的。

北京的四合院，無論“庭院深深深幾許”的深宅大院，還是“蒼茫古木連窮巷”的胡同人家，門戶永遠都是緊緊關閉著的。我最初從上海到北京，對這個現象很覺新鮮；後來，才明白，這就是四合院人家的風格。其實，讀宋人詩，如蘇軾“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如王安石“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如劉攽“惟有南風舊相識，偷開門戶又翻書”，如李清照“枕上詩篇閑處好，門前風景雨來佳”，可以得知至少在宋代，家家戶戶並不都是“雨打梨花深閉門”的。

所以，中國人如不從心靈裏走出這種緊閉著的四合院，要想有大發展、大成就，恐怕也難。直到今天，這種“四合院心態”，還影響著中國人的心理健康。

我於1949年的秋天，來到了解放後的北京，自然也就住進了北京的四合院。住得較好的，院裏種了西府海棠，春天開放的時候，滿院顯得格外的亮麗；住得較孬的，全院共用一個水龍頭，一到三九天，水管一凍，人人沒轍；住得較大的，據說為“十三號凶宅”，其實也就不過院子套院子顯得陰森而已；住得較小的，一明兩暗三間東倒西歪的屋，我也是住過的。住了那麽多種四合院，體驗下來，雖有高低之別、好壞之分，但那方方正正的結構，坐北朝南的位向，上尊下卑的次序，內高外低的級差，是萬變不離其宗的。這種典型的體現封建社會等級觀點的建築物，自成一體的“小院昨夜又東風”的獨立狀態，“關起門來當皇上”的自我封王、妄自尊大，很帶有一點封建製度下諸侯分封的特點。

一條胡同裏，有若幹獨立的四合院，有的院獨門獨戶，有的院數家共居。除了居委會，也就是被詬為“小腳偵緝隊”的老太太們，檢查衛生，掃除四害，敲門進戶，察東看西，各個四合院之間，院內的各戶之間，都本著“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精神，大家保持著一種相安無事的局麵。“串門走戶”，“說東道西”，“伸頭探腦”，“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在北京的胡同人家的語言係統裏，不能算是褒義詞；相反，“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井水不幹河水”，才是四合院裏居民敬奉的最高原則。

漢字中有一個“囿”字，住在四合院中，對這個字體會最深。四合院就是這樣一個方框，方框裏什麽都“有”；因此封閉得緊緊的，是四合院最大的特色。由於封閉，便免不了保守；由於保守，自然也就狹隘；由於狹隘，對四合院外的人和院外的事物，必持一種疑懼的態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疑懼的結果，就會拒絕，就會不寬容，就會偏執；最後以至於排他、排外，這就是住得太久以後，潛移默化而成的“四合院心態”。

王蒙曾經寫過文章，說他住的四合院是一個多麽愜意的所在，院中有棗樹，樹下有蔭涼，可以做健身，可以打乒乓，但他最近還是搬到樓房去住了，有一次見他詢問他對於新居的感覺，滿意之情，溢於言表。五六十年代，我有幸住過幾處四合院，總的感覺不佳。最讓我捏鼻子的，是廁所；最令我傷腦筋的，是來去自由的貓和耗子，以及說得出名目和說不出名目的昆蟲；最叫我不敞快的，是普遍的采光不足；但是，最使我感興趣的，卻是這幾處四合院的安全設施，那大門上的頂門杠、門栓和暗藏於門栓內的“消息”，以及沒有電鈴以前的“拉鈴”，讓我感歎老北京人的工於設防的心計。所謂“消息”，相當於現代的暗鎖，全木製，極精巧，複雜的機竅，構思的巧妙，真難為前人琢磨得出來。不過，在佩服古代木匠聰明的同時，也能體會到禮貌謙恭的北京人，對於院外一切的那種十分在意的警懼心態。

早些年，要是一位不速之客，訪問四合院，站在門口敲門，裏麵是聽不到的。這時，必須拉動門上由一根鐵絲係著的小木條，院子裏的小鈴響了幾聲，才有人走出來。別以為主人馬上會開門，必須在門縫裏將來客“驗明正身”後，才打開“消息”，拉開門栓，啟動大門。這千萬不要奇怪，要是了解中國人生活在小農經濟社會下數千年，過慣了不靠人、不求人也不希望別人靠、別人求的自給自足、獨善其身的日子，對四合院那道緊閉的門，也就坦然了。

其實，在老北京皇帝住的地方，那高高的城牆，那牆外的護城河，那四角箭樓裏衛士警惕的目光，也是竭盡可能地內外隔絕。所以說，紫禁城，其實就是乘以許多倍的巨無霸四合院。雖然，琉璃瓦的色彩要比胡同裏灰色的院落亮麗，高大的宮殿要比百姓家的狹窄的門戶堂皇，但住在皇宮裏的帝王和住在四合院裏的百姓一樣，同樣都會受到這種封閉式結構的環境影響。別看紫禁城巍峨壯麗，金碧輝煌，那不過是更高更大更束縛人的四合院。居住環境對於帝王心靈所造成的負麵作用，似乎更大一些。因為老百姓的四合院還有鄰居，而皇帝的四合院隻有永遠的孤獨。

所以，我一直在思索，中國從漢、唐的外向型開放國家，逐步變為內向型的封閉國家。特別是明末、清末，中國人鐵定了心要與世隔絕，雖然是由許多因素促成的，但是，元以後，明清兩代人所形成的自閉心理、內向心態、保守精神、懼外情結與這種桎梏思想、束縛靈魂的四合院居住環境有些什麽因果關係，實在值得人們去研究的。

改革開放二十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那些持有四合院不健康心態的人，還在那裏“幾聲抽泣，幾聲淒厲”地埋怨這些飛快的進步呢！看來這些人還沒有從“囿”中超脫出來。看人有錢不痛快，看人花錢不痛快，看自己沒有多少錢而不痛快，他留戀他有錢而別的大多數人沒錢，每年一把花生米的時代。

前麵提到的那位詩人，期望再現老北京模樣，說到底，也是不能永遠維持下去的夢。因為，磚木結構的四合院，充其量使用期限不過百年左右。大清王朝鼎盛年代興建的王爺府邸，現在還有幾座仍保留著昨日的光輝？胡同裏的一般人家，年久失修，早已經破舊頹敗，至於擁塞得幾乎無法插腳的大雜院，更成為城市的負擔。

現在，常聽到為反對拆掉四合院而奔走呐喊的聲音。倘若這位呼籲者，現在還擠在大雜院中，連轉身都難的話，我想他對唐代杜甫那“安得廣廈千萬間”的詩句會更感興趣。詩人懷舊的感情，能夠理解但不能支持。意大利的龐培古城，被火山熔岩掩埋了多少世紀後被挖掘出來，那倒是原封不動的古羅馬時代的城市，但對任何參觀者而說，看看是可以的，真是讓他住在這座毫無生氣的城池裏，他定會迫不及待地逃走。

從1206年起，北京作為元代的大都開始營建，直至明、清兩代，經過八百年的積累，北京成了一個無數四合院的城市。這固然是幸事，但也是不幸事。進入21世紀，這種建築物對於居住者來說，已成為契訶夫短篇小說《套中人》的“套”了。那個叫別裏科夫的先生，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努力裝進套子裏，最後連他這個人，也像蠶一樣裹進了繭裏。中國有句成語，叫“作繭自縛”，就應用在他的身上了。蠶化為蛹，如果沒有突破的勇氣，化不成蛾，那就成為僵死的蠶。所以，四合院給它的居民帶來的病態心理，實在有害於人們的健康，這種閉鎖的人居環境，很類似於無形的蠶繭，一代又一代，將人們蛻變為別裏科夫式的僵蠶。

當19世紀列強敲開緊閉的中國大門時，在四合院裏負暄、踱四方步的大清王朝的官吏，先是由於對世界的無知、愚昧、狂妄、傲慢，以萬物皆備於我的天朝自居，一味拒絕，非要外國人跪下來磕頭。結果，洋人不但不磕，還用堅船利炮跟你對話，讓你吃了敗仗以後，立刻從自大到服低，從自尊到自卑，從拒不接觸到拱手讓人，從頑固抗拒到崇洋媚外的一百八十度轉變。這就是最典型的“四合院心態”的僵蠶反應。

也許這樣的說法有點誇張，但若細看北京的四合院，包括最堂皇、最具代表性的紫禁城，幾乎看不出任何門戶開放、麵向世界、張開雙臂、擁抱全球的跡象。所有對外的牆，幾乎嚴絲合縫，基本不向外開窗，即或有一扇兩扇采光的窗戶，也很高很小；於是，門是全院惟一的對外通道，通常都不寬闊。如果曾經是較大的門，也要在門上，再開一小門出入。進得院內，重重疊疊的門，曲曲彎彎的廊，門內屏風，廊外槅扇，層層設障，深藏不露，以達到間離的目的。

所以，住在這種封閉的院落裏，隻有天井那麽大小的活動空間，頭頂一方天，腳踩一塊土，幾代人“坐井觀天”下來，你能指望院中人生出多大冒險、探索、衝決、開拓的勇氣呢？那時候，一個女孩子要是做到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深居簡出，便被人當做懿範而讚頌了。所以，中國進入19世紀以後的積弱之勢，當然不完全是建築物的過錯，但居住環境決定著居住者的精神狀態，這個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於是，數百年來，在這個封閉的方框內，有人自得其樂，有人自我滿足，有人夜郎自大，有人自我封王，便不是什麽值得驚訝的事了。對方框外的一切，那種拒絕感，那種陌生感，那種警懼感，那種不信任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正常反應了。由於這個方框在空間概念上是有限的，因此，缺乏寬容，缺乏包涵，對於異體的排斥，對於外人的戒備，便是四合院居民最最小心眼而不大氣的表現，也是四合院家庭糾紛的根源和大雜院無盡無休爭吵的最原始的起因。更由於四合院是無法再拓展的空間，其中任何一人要想得到更多，就有另外一人被剝奪；所以，由於利益的驅使，雞毛蒜皮、斤斤計較、鼠目寸光、窩裏起哄，就成為四合院裏那一支永遠唱不完的鍋碗瓢盆交響曲。

任何一個城市，如果不能隨著時代的進展而變化的話，這座城市就必然要衰落下去。北京城可以建設得越來越現代化，但北京人要是不能超越那種“四合院心態”的話，就像背負著沉重翅膀的鳥，要想飛得更高更遠，那可是步履艱難的事咧！

什麽時候能夠說一聲“再見吧，八百年的‘四合院心態’！”也許就是中華民族的騰飛之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