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樸實

應該去看看他。

推開門，從積滿灰塵的地上拾起這張粗硬的紙片的時候，我這樣想。

這是一塊從包裝紙箱上撕下來的紙片，厚厚的，硬硬的，很不規則的。留在上麵的幾行字，和這紙片一樣的風格，象是一些樹枝兒搭起來的：“譚談，聽說你到冷水江來了，我來看你。你不在。我還在老地方，想見見你。”下麵署名是：周忠漢。

他來了？還呆在老地方？

我沉默了，心在別別地跳。

屈指算算，十八個年頭了。這老兄，一直果在那荒蕪、偏僻的山頂上？那一年，我們一起從部隊複員到這座礦山，都分在礦區最繁華的地段工作。當時，我二十四歲，他長我一、二歲，都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他還在部隊時就結婚了，愛人是礦上的一名女工。回到礦山不久，他就當爸爸了。偏偏在這時，組織上決定調他上山，他心裏不大願意，但他不善言辭，要他找領導上說一句話，比要他下井上一個班還感到為難。他終於帶著家人和家當，上山去了。那座山，我們叫不出它的名字，大家都管那裏叫四風井。他上山不久，我邀了幾個伴，到那裏去看他。上山沒通公路，一條羊腸小道，串連著這裏的坡坡嶺嶺。花了兩個多小時，才走到那裏。山坡上，僅搭著兩棟棚子似的簡易平房，住著二、三十個工人，十分的荒涼、清冷。他見到我們，非常高興，從山裏揀來蘑菇，扯來小筍子，還炒了臘肉，美美地招待了我們一餐。此後不久，我便離開了這座礦山。直到十年以後的一九七九年秋，我在《工人日報》當記者時，回到這座礦山來采訪，一打問，他們夫婦仍舊在山上。山上仍舊沒通公路。我在礦部一位幹部陪同下，翻過木絲坳，走了十五、六裏山路，去看他。

他挖了自己種的腳板薯，又煮上春、夏時日采來的蘑菇招待我。餐桌邊，我們交談著。我才知道，他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老大和老二，都上學了。可山上沒有學校，隻好放一個在奶奶家，放一個在外婆家。這時，我才更深一層地體會到這山頂上生活的艱難！

不覺問，又是七、八年過去了，他竟仍然在那山頂上。去年底，我到這座小城來深入生活，兼任這裏的市委副書記。他那座礦，是自己的一方偏僻的“領地”。他這麽遠跑來找我，是不是有求於我，要我幫忙將他調下山來？我捏著那塊紙片的手，不禁抖動起來。是嗬，他領著他的妻子和孩子，在那裏默默地度過了十八年，這是他一生中最寶貴的年華嗬！他應該下山了，應該下山了啊！

我終於上路了。現在，山上通了公路。小車，在這條一個之字又一個之字的公路上奔跑著。為了便於解決他提出的什麽要求，我特意讓小車開到那個礦區最繁華的地段，把工區黨委書記老張拉了來。路上，我忍不住問老張：“他幹得怎麽樣啊？”“很難說具體。沒聽人講他好，也沒聽人說他壞。這也許是我太‘兵僚主義’，也許是他太普通了。”這話我信，在漣邵礦區四萬多名工人裏，他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那麽，他有沒有提出過要下山呢？”“也沒有呀！”

很快，車子爬到山上，停在井口邊的坪裏。老張領著我朝山坡上的那棟平房爬去。隨著我的幾聲大喊，從一個門孔裏走出來一個矮矮的女人。那是他的妻子陶素蓮。

“忠漢呢？”

“洗澡去了。”

一會，一個穿條褲衩光著膀子，**出一身結實的肌肉的漢子，從坡下陡陡的石級上爬上來了。是他，是我的戰友周忠漢。

“身體可好？”

“好！”

“家裏呢？”

“好！”

“孩子們呢？”

“好！”

他一邊給我們端來自己煮的糯米甜酒，一邊用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言辭回答我。經我細細盤問，方知他的大孩子初中畢業後在家待業，老二和老三讀書。還是那樣，一個在奶奶家，一個在外婆家。

“你，有什麽想法就講呀，我特意把你們書記喊來了。”我慎謹地啟發他。

“沒、沒什麽想法。”

“有沒有想過要下山？”我知道他秉性遲鈍，便進一步地啟發。

“想過。可是，我又想過，這山上橫豎要人搞呀！”

我沉默了。心裏熱熱的。忍不住抬起頭來，放眼望去。頓時，眼前蒼山如海。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山頭，全都默默地立在自己的位子上，樸實無華。我頓覺麵前的世界，是那樣的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