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樹與讀人

原先,住在城內,有時愛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坐坐。後來,搬到城外,就不那麽方便了,擠車決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遂去得少了;再後來,人漸漸地老,也就漸漸地懶得動,隻是每年的書市,偶爾興起,會去湊湊熱鬧,買兩本打折的書,除此,輕易不特意彎到那裏去了。

早些時候好去太廟,純係一種說不上名目的個人嗜好,隻是願意坐在那裏靜靜地看樹,尤其願意看頗有一把子年紀的樹。樹老了,和人老了也差不多,有它的個性,有它的不同於一般的獨特神態,有它那種使人肅然起敬的歲月滄桑感。

我管這種坐在樹下的休憩行為,叫做“讀樹”。樹木如人,人是一本可讀的書,樹也是一本可讀的書。盡管,人這本書,沒有樹這本書厚實,但是,樹這本書,卻沒有人這本書複雜。

年輪,便是時光在樹木中的凝固物,可是,沒有連根砍掉鋸斷之前,那一圈圈深深淺淺的歲月隱秘,都密藏不露,不為人知,也不想為人知,更不在乎人知或不知,這是樹的性格。人,卻不這樣,除了遁世者,男女老少都惟恐別人漠視自己的存在,尤其有點名氣的文人,大大小小成器或不成器的男的女的作家,最害怕的事情,莫過於不把他當回事,將他忽略或者忘卻。這就是樹與人的不同之處,也是我願意多親近古樹,而寧肯疏遠老年名流的緣故。

微風輕拂之中,枝葉搖擺之際,聽那窸窸窣窣的響動,你能感覺到樹木也是很有靈性的生物,和所有老年人一樣,大概也是很愛回首往事、感歎當年的。應該說,這些仍舊健在的太廟古樹,至少見識過北京人從爺爺的爺爺那輩以來的往事:誰忽然紅了,誰一下黑了;誰日前贏了,誰後來敗了;誰拔份一時,誰窩脖一世;誰平步青雲,誰樂極生悲;誰說胖就喘,誰盛極而衰……雖然古樹無法指名道姓地一一說出,但它繼續存在的這個事實,便可讓後來人明白,不管是顯赫的,卑微的,了不起的,馬馬虎虎的,腳一跺地亂顫的,蠅營狗苟、稀裏胡塗過一輩的人物,怎麽樣的折騰,鼓搗,翻跟頭,跳得天高,最終都逃不脫伸腿瞪眼、狗屁著涼、退出舞台的那一刻。而樹,年年常綠,歲歲更新。

所以,“讀樹”之樂,就在於能夠參悟出這些簡單的人生道理。

坐在那裏,看陽光下的樹影,慢慢移動的軌跡,心也就自然地平靜下來。樹影漸漸拖長,漸漸淡化,漸漸消失,這時候,物我兩忘,相坐無語,隻有樹與人的心靈交流。那真是一種愉快的享受。然而,人與人,卻很難達到這樣境界。不久前,讀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他倒是寫出了這樣令人神往的一個場麵,並使我想到了許多。

“我又回想起他坐在書齋的書桌旁,在燭光下看到他穿著白法蘭絨外衣,過了一天好日子,心情顯得和藹。我們談著一些偉大的和美好的事物。他向我展示出他性格中最高貴的品質,他的精神點燃了我的精神。兩人心心相印,他伸手到桌子這邊給我握。我就舉起放在身旁的滿滿一杯酒向他祝福,默默無語,隻是我的眼光透過酒杯盯住他的眼睛。”

虔誠的愛克曼如此心儀於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那無言的交融,頗相類似於我在太廟裏“讀樹”時“相看兩不厭”的境地。毫無疑義,歌德是值得後生心向往之的文學大師。與這樣一棵根深葉茂的參天老樹對麵而坐,哪怕隻是“高山仰止”地瞻望,也會獲得一種精神上的鼓舞。

但是,反複地讀了這部書以後,恕我直言,這位好心的愛克曼先生,從1823年初次在魏瑪會見歌德起,一直到1832年歌德去世為止的九年裏,與這位大師保持了過多的密切接觸,了解得太真、太實、太多、太細,把他害了。因為,他覺得有義務,應該逐年逐日,記下這位大師的隻言片語,公之於世。

這就不是一件值得讚許的事情了。

我以為,若是想與大師名家保持最佳的和融狀態,應該去尋找他所寫過的,隔著燭光的,那一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朦朧感覺。

對於老人、老夫子、老先生,是大師或還不夠大師的老作家,自稱的或他稱的文壇前輩或泰鬥之流,宜尊敬,宜禮貌,宜恭謹,宜謙遜,切切不宜靠近,尤不宜親昵,更不宜登堂入室,深入其內心世界。最好保持一點點距離,遠遠地欣賞,可以觀察到籠罩在老人頭上的真的或不那麽真的五彩光環,可以感覺到他整體的真實的美或看上去的美,這就對了。

距離太近,便知道太多;知道太多,便難免毀譽;其實,對於作家最好的了解,還是要靠讀者自己對其作品的破讀。知道一,便是一,知道二,便是二,我隻能領會出一和二,因我的天資不夠,因我的悟性太低,可以待之來日再深入。別人說破嘴,不是我自己的體會,等於白搭。而現在,愛克曼想在書中告訴我他知道的三,那就麻煩。因為他這個三,有可能影響了我已經認知的那一和二。

太貼近,看到偉大,也就有可能看到難免要敗興的渺小;太細致,看到光輝,自然也會看到生出堵心之感的灰暗。雖然,瑕不掩瑜,但是,瑕疵擺在那裏,總不能掉頭不顧。因之,像植物學家,站在樹幹前,用顯微鏡看那皴裂斑駁的樹皮細縫裏的真菌、木蛆、寄生蟲,具體入微到這種程度,即使不出現顛覆感和破滅感,也會感到惡心的。

所以,對於名人大家,我習慣於敬而遠之,對於具有侵略性的名人大家,我采取惹不起但可以躲得起的逃遁態度。如果沒來由地一要我鞠躬,我就會罵街,去你媽的。

但對於歌德這棵文學常青樹,我倒是真的走進了他的故居,近距離地了解過一點。時間為80年代末,地點為魏瑪。正好是那個叫做民主德國的政權即將終結其曆史的日子。大批東德人離境的結果,使得秋天的這座小城,空空****,顯得格外的寂寥和蕭條。然而,歌德還在,朝拜者還有,這或許就是文學永遠鬥不過政治,但生命力卻永遠比政治堅強的例證,政治,總是一過性的,而文學,卻擁有永恒的魅力。

在施泊林咖啡館拐個彎,路過一座噴泉,在白天鵝飯店旁邊,所謂肥皂弄的那座黃色的大房子,就是我們魏瑪之行的目的地。然而踏進門檻,我真的很失望,作為魏瑪公國樞密顧問的歌德,我感覺到了,而作為偉大作家的歌德,卻怎麽也感覺不來。

我心目中的歌德,還是早年讀《少年維特的煩惱》時留下來的、那個穿著綠色短呢外套、充滿**的年輕人。自然,尋覓那位“多情自古空餘恨”的夏洛蒂的餘馨芳蹤,是大多數訪問者關注的事情。可殷勤的主人,卻堅持向我們的耳朵灌輸歌德、席勒、李斯特、巴赫與這座小城相關的響亮名字。那個多情女子,在這位已成聖人的歌德光環下,則是一個作為點綴用的可有可無的符號。然而,沒有她,會有歌德嗎?會有歌德的那部不朽的成名作嗎?

在血氣方剛的年紀,讀《少年維特的煩惱》,也曾迸發出**之火,因為歌德在燃燒,讀歌德書的我,自然也隨之燃燒。可等到我讀這部《歌德談話錄》,歌德成了聖人,讀這部講歌德的書的我,卻是凡人,凡聖之隔,就很難產生共鳴。等我這次來到魏瑪,我希望看到那個作家的歌德,卻處處可見必須脫帽致敬的爵爺歌德和聖人歌德,對不起,使我欣欣然來到魏瑪的遊興,頓時減掉許多。

我不大喜歡朝拜誰,不論他是哪位文學菩薩。

於是,便隨著主人在小城踱步,等一位什麽人物與我們共進午餐。我前麵講過了,我的個人“讀樹”的興趣,便把注意力放在魏瑪小城裏那種中國少見、外國常有的橡樹。這種碩大的闊葉樹,與北京太廟裏的鬆、柏、檜等針葉樹,似乎也存在著洋人的奔放、國人的內向那種性格上的差別。太廟這裏,隻有薄薄一層掉落的鬆針,而在魏瑪,滿街的橡樹落葉,厚到甚至絆腳的程度。

由此,我迂想過,針葉樹的拘謹,闊葉樹的放縱,也是東、西方文學發展道路不同的象征。19世紀的中國文學,未能產生汪洋恣肆的浪漫主義,很大程度上因為與歌德同時期的中國文人,幾乎來不及地向大清國皇帝磕頭膜拜,一口一聲“臣罪當誅兮”地誠惶誠恐。在如此卑微的精神狀態下討生活,文章也就難得浪漫得起來。

歌德故居,三層樓,幾十個房間,豪華得令人羨慕。天井中的小花園,泉水淙淙,花草萋萋,精致得令人咋舌。可見歌德不僅寫東西傳世不朽,談戀愛千古絕唱,享受生活也是臻於極致境界。然而,在他的寓所裏,看到作為詩人的東西並不多,而看到作為樞密顧問、作為老爺那些養尊處優的東西,好像更多一些。

所以,樓上樓下,走來看去,惟有掃興。

大概,這也是一種必然,作家一旦成名,所有寫他的書,也包括他寫自己的書,都含有一點擬聖化的傾向。前者,如同樹縫裏的木蛆那樣,靠樹吃樹,寫作家者,也就靠作家吃作家。要想靠得牢,自然要拔高,拔得越高,這個飯碗也更有得捧。後者,作家寫自己,也是因為別人不拔高,或拔得不夠他想像的那高度,才親自下廚操刀的。所有這類生前自己蓋廟、死後別人蓋廟的作家,基本信不得,你信了他,你不但是二百五,而且你原先的認知,也就不存在了。

這就是樹和人的不同,樹怕拔高,人不怕拔高,樹拔高一寸,會死,人拔得天高,也是不會死的;哪怕花錢雇了一桌吹鼓手,圍坐在那裏天花亂墜,讚不絕口,被諛頌的那一位,隻能生出暈暈乎乎的醉酒感,絕無生命危險。這也是文壇各式各樣的唱詩班至今弦歌不絕於耳的原因。

古樹與老人,相同之處,都有一份難得的滄桑感;不同之處,古樹無言,老人要份;古樹不在乎別人怎麽看,苦日無多的老人,卻總愛跟世界較勁,不拔高不行,拔不高也不行。有的人,初老尚好,猶知收斂,更老以後,靈性消失,感覺遲鈍,精力不逮,思想麻木,便要做出令人不敢恭維的尷尬事。

我們沒有理由責怪愛克曼最善良的心願,然而,我們有理由認為他隻知道老了以後的歌德,並不是完全的或真正的歌德。正如瞎子摸象,他僅僅摸著了他能摸著的那一部分。何況,所有到了這年紀的大師,都是不拔高不行、拔不高也不行的老小孩。

於是,我們看到了他筆下的歌德的另一麵。

1823年,七十四歲的歌德,愛克曼結識他的第一年,這位大師說:“產生偉大作品所必不可少的那種不受幹擾的、天真無瑕的、夢遊症式的創作活動,今天已不複可能了。在最近這兩個破爛的世紀裏,生活本身已變得多麽孱弱呀!哪裏還能碰到一個純真的、有獨創性的人呢!”

1824年,七十五歲的歌德,愛克曼結識他的第二年,1月份,這位大師開始向他抱怨:“人們對我根本不滿意,老是要把老天爺生我時給我的這副麵目換成另一個樣子。人們對我的創作也很少滿意。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用全副精神創作一部新作品來獻給世人,而人們卻認為他們如果還能忍受這部作品,我為此就應向他們表示感謝。如果有人讚賞我,我也不應慶賀自己,把這種讚賞看做是理所應得的,人們還期待我說幾句謙虛的話,表示我這個人和這部作品都毫無價值。”

到了4月份,這位大師告訴他,麵臨著“人數很多”的文學對手,並對他分析了敵情。第一類反對他的:“由於愚昧,他們不了解我,根本沒有懂得我就進行指責。這批為數可觀的人,在我生平經常惹人厭煩。”第二類反對他的:“由於妒忌,我通過才能所獲得的幸運和尊榮地位引起他們吃醋。他們破壞我的聲譽,想把我搞垮。”第三類反對他的:“很多人自己寫作不成功,就變成了我的對頭。這批人本來是些很有才能的人,因為被我壓住,就不能寬容我。”第四類反對他的:“我既然是個人,也就有人的毛病和弱點,這在我的作品裏,不免要流露出來,不過我認真促進自己的修養,孜孜不倦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作品,不斷地在前進,有些毛病我早已改正了,可是他們還在指責。”

1830年,81歲的歌德,愛克曼結識他的第八年,他索性毫無顧忌地說出他的憎恨來:“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許多人的眼中釘,他們很想把我拔掉,他們無法剝奪我的才能,於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時而說我驕傲,時而說我自私,時而說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

這位老人沒完沒了的埋怨,一直持續到1832年的3月22日逝世。

死前不久,他對愛克曼還爆發了一次:“你知道我從來不大關心旁人寫了什麽關於我的話,不過有些話畢竟傳到我耳裏來,使我清楚地認識到,盡管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生,某些人還是把我的全部勞動成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為我不屑和政黨糾纏在一起。如果我要討好這批人,我就得參加一個雅各賓俱樂部,宣傳屠殺和流血。且不談這個討厭的題目吧,免得在對無理性的東西作鬥爭中我自己也變成無理性的。”

這部書的中文譯者朱光潛先生,對歌德的這段夫子自道加以注釋:“歌德因政治上的保守而為當時進步人士冷落甚至抨擊,他到臨死前還耿耿於懷,這也體現了偉大詩人和德國庸俗市民這兩重性格的矛盾。”

這還不僅僅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了,而是人老了以後,老一旦成為精神上的負擔,比純生理的老更麻煩。無論對別人,還是對自己,弄不好,都會成為災難。所以,人之老,不如樹之老,樹雖老,可貴在不失態,不糊塗,不張狂,更不老而作孽。文人之老,作家之老,好像又不如一般人之老。而文學大師之老,包括真正的大師和不那麽夠格的自以為的大師,因為像蝸牛背負了太重的包袱,老起來以後,更令人為他捏把汗。

於是,我想起前不久,報紙上發表出來,一位老作家生前講的但要求在逝世後才能公開的一段遺言,倒是發生在我們這塊文學土地上,那種拘謹慣了的樹,生前不敢太放肆、死後倒敢大發作的一件趣聞。

如果說,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將《莫斯科印象》那部30年代記錄他訪蘇的真實日記封存起來,要求留待半個世紀以後才公之於世,表示出這位大智慧者的遠見,那麽,我們中國這位自以為是“完人”的老作家,其實不過是非完人的那種的牢騷、不滿、憤懣、失落,即使健在的時候,直言無諱地用大喇叭喊將出來,又其奈他何?充其量無非是一些自我感覺良好,目空一切和目中無人的自負、自大、自戀罷了,用得著學羅曼羅蘭的辦法,要通過時間的驗證,說明自己的正確嗎?

而且,規定的期限如此短促,眼睛一閉,即可公布,又何必多此一舉?除了說不好的什麽心理上的怯懦,想不出理由要留下這盤死後才供發表的錄音帶。

歌德與這位中國老作家不同之處,雖然同屬夫子自道,憤憤然的理由也許不同,但憤憤然的感情是差不多的,但從愛克曼記錄下歌德的談話裏,他對於前輩、同輩和後輩的肯定,不像我們這裏的那位老作家,在遺言裏把上下古今的同行,都掃入垃圾堆。也許正是這種對別人成就的坦然,和對他人充滿妒忌的不同胸懷,可以分辨出誰是真正的大師,誰是自以為是的“大師”。

歌德說過:

“每個重要的有才能的劇作家都不能不注意莎士比亞,都不能不研究他。一研究他,就會認識到莎士比亞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種傾向,無論在高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描寫得竭盡無餘了,後來的人就無事可做了。”

“莫裏哀是很偉大的,我們每次重溫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驚訝。”

“萊辛之所以偉大,全憑他的人格和堅定性,那樣聰明博學的人到處都是,但是哪裏找得出那樣的人格呢!”

“雨果確實有才能。”

“弗勒明是一個頗有優秀才能的人。”

“席勒特有的創作才能方麵,可以說,在德國或外國文學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

“曼佐尼什麽都不差,差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個很優秀的詩人。”

“我對拜倫的作品讀得愈多,也就愈驚讚他的偉大才能,除掉拜倫以外,我不知道任何其他人可以代表現代詩。”

“梅裏美確實是個人物。”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當然還可舉出很多,就從略了。

歌德,這位文學巨人,既不自我封王,也不糞土同行,盡管有時也偶爾開開玩笑:“聽眾對於席勒和我誰最偉大這個問題,爭論了二十年。其實有這麽兩個家夥讓他們爭論,他們倒應該感到慶幸。”但就衝這一句話,可以看到歌德從未認為他是個世界上橫空出世的惟一,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惟一,是文學史上就他絕戶老哥獨自的惟一。

凡大師(真的,而不是假的),應該像太廟裏那些古老的樹,在屬於自己的方圓世界裏,巍然挺立,不倚不傍,但並不反對別人的存在,也不在意別人活得比自己更好。天地如此之大,陽光如此之足,空氣如此之新,水分如此之多,讓每個人擁有他自己成長發展的份額,豈不“萬類霜天競自由”地相得益彰?若是能夠共襄盛舉,樂助其成,相互聯結成一片綠蔭,豈不“環球同此涼熱”,進入更美妙的文學世界?

人之老,若能如樹之老那樣,共沐陽光,同受雨露,那該是多平和、多自如、多愜意、多自在的晚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