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久不作

打開《全唐詩·李白卷》，第一首，就是這首《古風》。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多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複玄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我誌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一些評論家和研究者認為：這首《古風》反映了李白的文藝思想雲雲。

這樣說當然也沒錯，不過，要是有可能與李白先生求教的話，他未必會首肯，更不會認同自己是這樣子的人士：具有責任感，負有弘揚雅正之音的使命。雖然在這首詩中，他憂心忡忡地呼籲“大雅”之作的出現，洋溢著“撥亂反正”的精神，但以他一生的文學實踐衡量，現在流傳下來的九百多首詩和幾十篇文章，他老人家也並不完全遵循這個準則，更不會始終如一地在身體力行著了。

有人認為這是李白晚年的作品，這是根據他引用孔夫子的話“甚矣，吾衰也”而來。我認為一個人到了真老的時候，往往諱言其老，而李白在六十一歲逝世以前的那段日月，作為一個充軍貴州的囚徒，絕不是那麽快活的，不可能有興致去研究文學動態。但這首詩，也不會是他春風得意那一陣寫出來的，那時，他在長安城裏，活得太滋潤，太優哉遊哉，“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哪還有心思顧及文學！我認為，這首《古風》，有可能是他天寶三年（744年）離開長安以後，已經很失落、但未很失敗的期間寫的。

寫正統的詩，他未必堅持正統。對一個徹頭徹尾的浪漫主義者來講，要他做到絕對的皈依正統，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無異於精神的奴役。如果我們理解李白，他在人格上，更多的是一個悖背正統的叛逆者的話，也許就不能苟同這首詩能夠代表他全部的文藝觀點了。

在文學史上，凡大師，無不處於矛盾和思想衝突之中，李白尤甚。一方麵，對於利祿聲名、輝煌騰達的企羨之心，對於立功當世、以邀聖寵的非凡之想，強烈得使他幾乎不能自已；一方麵，又想浪跡天涯，徜徉山水之間，嘯歌行遊，把酒賦詩，及時行樂，不受羈束。但世界上有幾個真正甘於寂寞的文人呢？不過在口頭上如此標榜罷了。唐代，有許多在長安撈不到官做的文人，假門假寺地要去隱遁，可又不肯走得太遠，就到離長安不遠的終南山當隱士。隔三差五，假借回城稱鹽打醋的理由，又跑到城裏來窺探動靜。

作家也好，詩人也好，安分者少，所以，李白也不例外。總是在山林間，不為世知，也不是辦法，當苦行僧，沒得酒吃，嘴裏淡得出水，詩寫得再好，若不能把自己推銷出去，也是白費功夫。於是詩人急了，早先，他就給荊州刺史韓朝宗上書自薦：“十五好劍術，偏於諸侯，三十成文章，曆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何“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渴望之情，溢於言表。後來，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自抒胸懷，“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抱負之大，就更不得了。

這就是詩人的狂放性格了，太充分的自信，與吹牛相差無幾。不過，就算是吹吧，你也不能不為這位大詩人吹得那份大氣磅礴、地動山搖而服氣。反觀近來那些口出狂言，以為語驚四座者，相比之下，恐怕隻能等於**患者偶爾**的小意思罷了。

別看李白急切地想建功立業，報效朝廷，“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但是，他心靈深處那壓根兒的反潮流，“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是他永遠也解不開的矛盾。最後，他連唐玄宗的文學侍從、供奉翰林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也幹不下去。本來李白一門心思，參政議政，以為從此大顯身手，大展雄圖，誰知李隆基卻隻要他寫詩，“雲想衣裳花想容”，哄楊貴妃開心而已。

在帝王眼裏，奔走宮廷的禦用文人，與華清池搓背擦澡的小太監一樣，不過是侍候人的。被賀知章捧為“謫仙人”的李白，怎麽受得了這種“倡優同畜”的待遇？終於打了辭職報告，卷起鋪蓋，告別長安。也許，他未必真心想走，說不定一步一回頭，盼著宮中傳旨讓他打道回朝，與聖上熱烈擁抱呢！我們這位大詩人，在興慶宮外，左等不來，右等不到，隻好撅著嘴，騎著驢，出春明門，東下洛陽，去看杜甫了。

這就是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出世與入世，在野與在朝，又想吃又怕燙，要不吃又心癢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也是曆代統治者對文人不待見，不放心，斷不了收拾，甚至殺頭的原因。

所以，李白這首《大雅久不作》，隻能作為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來看。清人沈德潛編《唐詩別裁》，也將他的這篇作品，與他整體創作區別開來。“太白詩縱橫馳驟，獨古風二卷，不矜才，不使氣，原本阮公，風格俊上，伯玉《感遇詩》後，有嗣音矣！”

“矜才使氣”，才是詩人李白的創作和為人的風格。我們談作家，談作品，一定要區別其複雜性、具體性、多義性、特殊性，采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方法，往往難中鵠的。每一個作家，都是他自己，也就是黑格爾說的“這一個”。作家與作家之間，異同之處，應該要大於相同之處。作家自己的作品與作品之間，也應該如此才好。一個與別人過於相同，與自己過於相同的作家，我敢肯定，是不會有太大出息的。

但是，一些評論家和研究者們，無論是拚命染黑頭發、不甘過氣的名流前輩，還是剛長出小胡子、作深沉狀的新銳先鋒，無論是用耳熟能詳的老語言，還是用佶屈聱牙的新詞匯，來分析作家與作品時，總是習慣於“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考量方式，對於這類執行“六經注我”政策的先生們，實在令人好不痛苦。

於是，不禁使人想起希臘神話裏那個達瑪斯忒斯。

這個攔路大盜，可真是厲害，誰要不幸住進他的客棧，比落到《水滸傳》裏那孟州路上，十字坡旁，母夜叉孫二娘開的人肉包子店裏，命運也好不了多少。凡住進他黑店的客人，個頭長於鐵床者，截短；短於鐵床者，抻長。我不知道當下這班評論家和研究者，怎麽得到達瑪斯忒斯的衣缽真傳，以鐵床邏輯行事的。反正，在新時期文學中，一些被尊之為“爺”一級的評論家，那種揚之即生、抑之則斃的霸道，恐怕就是達瑪斯忒斯鐵床的極致表現了。

由於納入這種模式化的考量框架之中，李白這首對於文學狀況不怎麽滿意的詩，一下子就有點“高瞻遠矚”的味道了。其實，這首《古風》中寫出來的“聖代複玄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的頌德詞句，應該看得出來，詩人一方麵借重官方，加大他對於“大雅久不作”的批判力度；一方麵也有討好主流意識的用心在。以求賞識和冀得擢用，一直是李白的致命傷，否則，他不至於站錯隊，“為君談笑靜胡沙”，去為野心家永王璘效力，而流放夜郎了。

在這首詩中，隻有這兩句：“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可稱詩膽，也是李白寫這首詩的主旨。編《唐詩別裁》的沈德潛，在選用這首詩後，特地加了個注：“昌黎雲，‘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太白則雲，‘自從建安來，絢麗不足珍’，是從來作豪傑語。”說明他認同這個看法，但是又注了一句：“‘不足珍’謂建安以後也。《謝朓樓餞別》雲：‘蓬萊文章建安骨’，一語可證。”他引李白自己的詩，把建安諸子區別在“綺麗不足珍”之外，實際上，這位曾是乾隆禦用文人的沈老夫子，是完全同意李白和韓愈的觀點。

自古以來，在文學領域裏，雅正之聲和綺麗之音，這兩種思潮的抵牾，孰高孰低，孰輕孰重，一直是爭議的題目之一。在李白以前的半個世紀，陳子昂那首有名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悵惘；在李白以後的半個世紀，韓愈的“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的否定，都證實了從兩晉南北朝直至隋一統的三百多年間，綺麗之音，愈趨奢靡**巧，浮豔頹廢，致使文學走進了死胡同，喪失生機。正如有些人玩文學，玩到最後，把自己也玩進去一樣；看來，李白的“大雅久不作”，“綺麗不足珍”，顯然是有感而發。

李白借用孔夫子的感喟“甚矣吾衰也”，說自己老了，沒有力氣寫大作品了。但是，他的意思很清楚，文學不能盡是風花雪月，吹拉彈唱，**，**功夫，更需要像《詩經》中《大雅》那類具有史詩性質的鴻篇巨製。要是好久好久沒有出現這類嚴肅的、認真的、深切的、有文學價值的反映曆史和現實的作品，是無法向時代交待的。

所以，他在詩中表決心，“我誌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要以孔夫子著述《春秋》的嚴肅，整理《詩經》的熱忱，重塑時代的黃鍾大呂。詩人雖是這樣表態，但也不妨礙他去寫“春風不相識，何時入羅帷”，“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等玲瓏剔透的小詩。雅正之聲不可或缺，綺麗之音不可偏廢，這兩者，其實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隻有周作人，隻有沈從文，隻有張愛玲等幾位頂尖的“紅人”，能支撐得住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嗎？這幾位被評論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態的鼓吹而成神成聖的作家，在他們筆下的20世紀前半葉，除了精致的綺麗之音，諸如紳士閑適，墨客雅興，男情女欲，悲歡愛仇，香奩脂膩，簾卷春色，小草小花，青山綠水外，還能給讀者什麽呢？一部沒有了魯、郭、茅，沒有了巴、老、曹的現代文學史，拿在手裏，還會有多麽重大的分量呢？

在進入21世紀，開始一個新的千禧年的時候，重新讀李白這首《大雅久不作》，不知為什麽，倒頗有一點耐人思索之處。尤其在“吾衰竟誰陳”的感慨中，透出詩人對於文學狀態那種深深的遺憾，還帶有一些無奈，不能不感到一種震動。

曆史，有時會不厭其煩地重複，文學史也同樣，有時會呈環行狀態的運動方式，走了一大圈彎路以後，又回到始發點。在上一個千禧年來臨的時候，公元1000年，算起來應該是北宋真宗鹹平三年，從文學史的角度觀察，簡直令人不勝訝異，唐以後的梁唐晉漢周，又重蹈兩晉以後的宋齊梁陳隋的覆轍，等於重新拷貝了一回。“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的局麵，又一次出現。1000年的中國文壇，不免顯得荒蕪冷落。說是空空如也，有一點委屈時代，說是不甚好的年景，或許更接近事實。比之兩百年前，李白、杜甫的盛唐，比之一百年前，李商隱、李賀的晚唐，即使浮想一番那群星璀璨的局麵，也就夠後人眼花繚亂的了。但第一個千禧年鍾聲敲響的那刻，翻開中國文學史，宋之初，可堪稱道的作家和作品，屈指可數。

“唐之文，涉五季兩弊。”《宋史》的這個評價是很確切的。五代時以華豔詞藻寫男女情事的作品，以《花間集》為代表的那些旅愁閨怨，合歡離恨，輕狂冶遊，燕婉情私，也差不多寫到盡頭了。北宋初期的詩文，仍受五代影響，沒有什麽起色，也很正常。文學進入了低潮期，也就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確實也是這樣，大約過了半個世紀，公元1050年，到1100年，便出現以範仲淹、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以及蘇軾等為代表的北宋文學輝煌期。文學的斷檔，倒有可能正是為下一個繁榮時代積蓄力量的時期。

我在想，當代中國文學，經曆改革開放20年來，各式各樣的實驗和嚐試以後，成績不可不說是偉大，收獲不可不說是豐碩。其中，綺麗之音這部分，似乎也到了淋漓盡致的田地，不知道還有什麽不能寫，不敢寫，和不會寫的。相比之下，大雅之聲這部分，也就是史詩式的不朽之作，還在人們殷切的期待之中，望眼欲穿。坦率地講，像唐宋八大家那樣對中國文學產生影響的巨人，像唐詩、宋詞那樣千古傳誦的名篇，能與之相比擬的當代作家和作品，一時間，竟不能屈指數來，還是很令我們後人感到汗顏的。

然而，在新人輩出、後來居上，總結經驗、開拓未來的年代裏，沒有理由不相信明天會更好。因為，宋齊梁陳隋也罷，梁唐晉漢周也罷，都是中國曆史上最為動亂不寧、戰禍相繼的年代，這期間的文學史出現空白，斷檔，走彎路，是不以為奇的。如今，民族騰飛，國家複興，那麽，與之相稱的“盛世文章”，“漢唐景象”，也是自然而然必將到來的事情了。因此，在這千載難逢的盛節裏，真誠期望第二個千禧之年，帶來中國文學更大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