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一點曆史

魯迅先生每到年底，都要統計他一年購書的花費，用了多少大洋，買了多少書籍，這份賬單，就附在當年日記的後邊，一目了然。看到他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記錄下的這一篇篇書賬，肅然起敬的同時，也由不得感慨係之。起敬是對於先生的購書之多和讀書之廣；感慨是對於先生這樣舍得投資於書籍消費，和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真是活到老，學到老，這種書賬，一直記錄到他離開這個世界為止。

如今的學人、作家，統稱之為知識分子的這一群人，也就是所謂的讀書人，能夠如魯迅先生這樣購書讀書者，大概是不很多的。否則，就不會像我們這一代舞文弄墨的人，經常在文章裏出一些紕漏，鬧一些笑話，被明白人捉來戲笑侮羞一頓，而麵紅耳赤，而啞口無言了。誰讓我們不好好讀書？誰讓我們讀的書少？誰讓我們強不知為已知？這也是活該了。

但是，談到購書，也的確有當代知識分子的難處。第一，是收入，當今的工薪族，每月領到的那幾個錢，除了糊口以外，究竟還有多大的餘力，使你敢往書店裏去買你想買的書，我是心存疑問的。有錢的人不買書，買書的人沒有錢，並不是今天才有的社會現象。第二，更實際的問題，即或你愛書若命，哪怕節衣縮食，也要把書買回來的話，在哪兒存放，則是更令人撓頭的了。妻兒老小，鍋碗瓢盆，都擠在鬥室之內，縱使有購書的欲望，也隻好咽口唾液作罷論了。

但是，讀書人與書，總是有一種分不開的情分。有書可讀的時候，手不釋卷；無書可讀的時候，也是要想盡一切辦法找書來讀的。但是，我記得在僅有八出樣板戲和浩然先生小說的一片文化沙漠時期，不但無書可買，更是有書也不能讀，“封資修”三個字，便把讀書人與書分了開來。

於是，我想起那歲月裏一個至今難忘的鏡頭。

70年代，那是“文化革命”的中後期，有一天，忽然於書店的一角，瞥見書架上又重新陳列出中華書局點校本的大三十二開的“二十四史”，突覺眼前一亮。我已記不起來當時看到的是《南史》或《北史》，還是《宋書》或《齊書》了。於是，便問售貨員，是賣的嗎？那時候，有兩種書是普通人不敢問津的，一是放在櫥窗裏做做樣子的“非賣品”，二是於書店的旁門進去，憑證或憑票購買的“內部書”。那售貨員點頭，表示你要買，我給你開票。這樣，我很尷尬，因為我其實不想買。天曉得，那時窮到極點的我，已經把家裏的藏書，用小車推到收破爛的門市部論斤賣了，以求換得幾文錢，來填飽一家數口人的嘴，哪裏有錢買書？如果一方麵賣書，一方麵又買書，我想，除非神經不正常。於是，又看了一眼那架上的“二十四史”，證明我所見非是虛幻景象，便走出書店。

大街上，陽光明媚，清風徐來，也許天氣晴好，人的心情也就暢快，我被這種絕對屬於“四舊”的書籍重新登場，而燃起了些微希望，這是否意味著某種政策上的改變？但標語口號滿街、廣播喇叭山響的現場氣氛，使我覺得這種樂觀情緒，是毫無來由的。不過，我對這些在紅衛兵和造反派眼中，絕對稱得上是“四舊”的書籍，無論怎樣的剿滅而不死，又一次出現在人們視線中的這個事實，深信中國文化的偉大，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誅殺的。走在街上，浮想聯翩的我，不由得莞爾而笑。“文化革命”本來就是革命文化的，而“二十四史”，嚴格來說，是數千年來帝王將相的活動記錄，堂而皇之地擺在書架上，實在是很具諷刺意味的。

從秦始皇焚書開始，中國文化不知經曆過多少次劫難。在人們印象裏，好像隻有嬴政才是惟一的罪魁禍首，其實不然，就在這部“二十四史”中，所記錄的王莽之亂，董卓之亂，八王之亂，侯景之亂，安史之亂，還得包括尚未記錄在冊的最近發生的十年動亂，凡被命名為“亂”的曆史時期，再加上每一次改朝換代的戰爭，每一次外民族的侵入中原，都是文化遭到劫難之時，也是圖書受到毀滅之日。

然而，哪怕隻存一縷香煙，其勢不繼，也不必絕望，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是永不熄滅的聖火，總會頑強地挺立生存下來，總會有薪火相傳的一代代熱愛中國文化的中國人興滅繼絕，承往開來。往遠看：盡管秦始皇焚書，山東儒士仍有冒著生命危險，將簡書私藏在夾壁牆中者，司馬遷這才可能根據那些未被燒成灰燼的殘餘竹簡，寫出了一部從遠古時代直到漢王朝的史書。當董卓遷都，把洛陽夷為平地，書籍**然無存的時候，曹操花重金從匈奴單於那裏，把大學問家蔡邕的女兒蔡文姬贖回來，讓她把記得起來的古籍，逐一地記錄下來以免失傳。往近看，即使十年“文革”，還是有目光遠大的領導人、學問家、出版家，將這一部達四千萬字的史書，標點校注，呈獻給國人，真可以說是善莫大焉的功德事。試想，一個罔顧自身曆史的民族，會有出息嗎？所以，書架上的這套書影，那一霎間給我的印象，仿佛在黎明時刻閃出的第一線曙光，當時心中的激動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果然也是如此，從新華書店發現的這點鬆動的痕跡，倒不是偶然現象，盡管造反派口口聲聲要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實際上那種狂熱，開始降溫。隨後，我老伴單位的圖書館，也可以借出卷帙浩繁的中華版“二十四史”的各部史書。一次許可借一冊或兩冊，這樣，短短幾年裏，我差不多將能借到的各部史書的分冊，一本一本地全部瀏覽了一過。1957年，我因寫小說而劃右派，然後到工地勞動改造，最後又病休，月入隻四十多元，豈敢有購書的非分之想。於是，在漫長的六七十年代裏，借閱是我惟一的讀書方式。

我對於史書或野史筆記的興趣，緣起於我曾經擁有過的中華書局的“二十四史”校注本的一史，即前四史中的《三國誌》。陳壽作史、裴鬆之作注的這部並不很長的書，幾乎囊括了魏晉時期的文化精華，每讀每新。說來也頗淒楚可笑，在那十年裏，處於風聲鶴唳的狀態下，很長時間裏，並未舍得處理掉這套給我許多啟發的史書，但隨著政治運動的愈益深入，好事之徒的愈益增生，找碴尋釁的壓迫也愈益加多，害怕被造反派擄抄的擔憂心情，自然愈益沉重。因為那些人常是不可理喻的，與其說不清楚而沾包，不如索性當廢紙賣了。結果到了80年代，受漓江出版社的委托，重新評點《三國演義》時，不得不再去琉璃廠舊書店裏，另覓一套，放置案頭，以備參考。看書後的定價，原來五元的舊書，此刻已漲到四十多塊錢了，真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無可奈何之感。

所以，當我80年代重新寫作，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以後，希望手邊有一部隨時可讀、隨手可查的“二十四史”，便成了心中的夢。但到書店一看，便望而止步了。並不是我買不起，而是，房舍狹小，至少得兩個或三個書櫥，方能裝下，這樣，構成我屋裏半壁江山，其他便什麽也幹不了了。因之，隻好歎息而歸。今年，這部曆時二十年整理出來的“二十四史”點校本，又出版了二十冊的縮印本。字體雖小，但清晰可讀，於是，下了決心，買下一套。如果，我也像魯迅先生記書賬的話，那麽，這一年，我的一次性文化投資，達四位數，也算破記錄的行為了。

曆史，雖然從時間角度看，很快就會過去的，但留下來的教訓，卻是恒久的。因此，學一點曆史，尤其學一點中國曆史，即使是很皮毛，也可以得到許多教益。而且這部堪稱為中國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大書，簡直就等於是一座寶山，你隻要走進去，絕不會讓你空手而返的。不過，馬上七旬的我，還有勇氣和時間將這四千萬字重讀一遍麽？想到這裏，不禁惋惜那些於折騰顛倒中蹉跎過去的歲月。對於這種曆史的無奈，夫複何言，也就隻好抱著讀多少是多少，得一點是一點的聊勝於無的想法，走進這部大書，倒是積極的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