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厚實的生活去突破

每一個時期有每一個時期的熱門話題，每一個行當有每一個行當的熱門話題。近年來，我們湖南文學界的熱門話題，莫過於如何重振湘軍雄風了。

最近，結合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重新學習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同誌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文學藝術方麵的論述，尤其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這個熱門話題，也做過一些思考。這裏，我來說幾句大實話。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們湖南文學界，的確書寫過在文壇“稱雄”的一頁曆史，被外界稱為“文學湘軍”，受到全國文學界的矚目。湧現了一批優秀作品，產生了一批優秀作家。在全國各種文學大獎中，我們這支“軍”的作品，占了極重的比例。

那時候，我們這支“軍”，確是刮過一陣雄風。

我們是靠什麽刮起這股雄風的呢？

**，給人們帶來災難。它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破壞，不可低估。“四人幫”把文藝誣為“文藝黑線”，被徹底砸爛。許多作家，被發配到邊遠山區，舉家插隊，以一個普通農民的身份，在底層生活多年。我國的文藝，曾經出現隻有一本小說、八台戲的凋零局麵。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重性。**破壞文藝事業，打散了文藝隊伍，把一個個作家趕出了大院，貶到了基層。作家們卻在這種底層的生活中，在與人民朝夕相處休戚相關的生活中，獲取了創作的養料，變得生活的富有。記得在和葉蔚林的交談中，聽他回憶過他舉家遷到江華，和妻兒在一個生產隊插隊當農民的情景。那時，誰家蓋新房，他也去幫工，去扛木料，去挑磚遞瓦；誰家死了人，他也攏場，幫助做這做那，也去吃“白豆腐”。試想，葉蔚林如果沒有那段時期的生活，他能寫出《藍藍的木藍溪》、《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這樣震動文壇的作品來嗎？少功十六歲就下到汨羅，和農民一同勞動，一同生活。如果沒有那幾年的知青生活，他會有後來的《月蘭》、《西望茅草地》這樣的作品嗎？孫健忠文革前就帶著妻兒到湘西龍山洛塔安家落戶。文革中、文革後又經常回湘西，一住就是半年，厚實的生活帶給了他厚實的創作，使他寫出了《醉鄉》、《甜甜的刺莓》這樣的精品力作。有些作家，雖然沒有受貶，雖然不是知青，但他們本身就是工人、是農民、是軍人，一直生活在基層，經受著這場風雨。“文革”中雖然撂筆了，卻有了幾年的思考，對人生、對社會，有了更成熟、更深刻的認識。“四人幫”一垮台，春風吹進文壇，他們就把自己多年的感受、思索，一古腦兒倒了出來。莫應豐的《將軍吟》、蕭育軒的《心聲》、《希望》、古華的《爬滿青藤的木屋》、水運憲的《禍起蕭牆》不就是這樣產生的嗎？

最近，根據省委的部署，我們單位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我和大家一同重溫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在五十年前的這次講話中說：“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又一次在我的心頭燒起了一把火。我想，每一個文學現象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麵的。我省文學界早幾年刮起的那股“雄風”，也許有很多很多因素。但是，作家們厚實的生活積累，是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呢？

於是，我想這樣說：那時，我們是靠厚實的生活，刮起這股“雄風”的。

當一批生活厚實的現實主義作品轟響過後，由於作家們原有的生活積累已經用空，又沒有認真地、及時地補充新的生活，這時候拿出來的作品，再也“轟”不響了。湖南的文學慢慢地冷落下來。這，引起文學界一片議論：湖南的文學走入了低穀。

湖南的作家們麵臨著一個問題：如何突破。每一個作家如何突破？我們這個群體如何突破？

湖南的文學麵臨著一個問題：如何走出低穀？

作家們最推崇一句話：甘於寂寞。但，作家們恰恰最難做到甘於寂寞。過去的那一套不行了，轟不響了，不能再重複自己，當然更不能重複別人。文學需要創新，需要探索。一些作家開始了新的探索，新的追求。這種願望和行動，無疑是積極的。於是，我們湖南又領開了文學“潮頭”，又書寫了很熱鬧的一頁。隨著少功的一篇《尋找文學的根》的文章，南南北北，一批作家撲向挖掘自己地域的文化傳統，出現了這一個係列、那一個係列的作品。我們湖南文學界，有過一句當時頗為時髦的話：尋找楚文化（作家們有時候打趣說：尋找醜（楚）文化。）文學進入了深山老林，文學挖出了我們民族許多的醜惡現象。誠然，這種文學現象的出現，對拓寬文學界的思路、促使作家們思索新的問題，是起過積極的、有益的作用的。但是，這一類作品，終究沒有走出文學殿堂，走向社會，為廣大群眾所接受，隻是在我們自己的圈子裏熱鬧了一陣。這是為什麽呢？這是因為這些作品所表現的，所表達的，所描繪的，離今天的時代遠了，離今天人民的生活遠了。

這一個文學現象的出現，原因當然也是多方麵的。但是，我想，其中一個潛在的原因，就是作家們的生活枯竭了，缺乏那種現實生活撞擊自己，使自己不吐不快的創作**了。

近些年來，還有一種說法：文學是閑人的文學。小說是閑人看的。一些住得舒適、吃得飽飽的人，沒有事幹，才看小說。工人不會看小說，戰士不會看小說，沒有飯吃、沒有衣穿的人不會看小說。於是，小說越寫越“雅”，越寫越“純”，越寫越“看不懂”。

我，和我們中的不少作家，都曾經是工人、是戰士。但是，我們中的誰又是從不看小說到寫小說的呢？我想是沒有的。我當工人、當戰士時，都不“閑”，勞動和訓練都很繁重。每天工作都很累。但，下班、下哨以後，讀上一本好小說，自己感到是一種美的享受。《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風鬥古城》、《紅岩》、《紅旗譜》等等小說，我就是在做戰士、做工人時看的。許多優秀小說，激勵自己的勞動熱情；小說中的優秀人物，成為自己學習的楷模，做人的楷模。我在看小說中漸漸湧出這樣的決心：學習創作，寫出小說去激勵別人。我就是這樣走上文學道路的。

前幾年，我曾隨著慰問團到前線去慰問戰士。在潮濕、陰暗的貓耳洞裏，我看到好幾本被戰士們翻看得很破了的《芙蓉》、《湖南文學》。老實說，我當時的眼睛都濕了。我們省出版的刊物，在前線被這麽多時刻處於生命危險的戰士們傳看。如果這些刊物上，有我的作品，被戰士們看了所不齒，所唾棄，我是會臉紅的，會內心有愧的嗬！

作家們藝術上一切有益的探索和追求，都是應該喝采的。花園裏的花越多越好啊！然而，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我們是社會主義的文學工作者。是人民養育了我們。我們應該有一種對時代、對人民負責的責任感。應該創作出無愧於我們的時代，為人民所喜愛的作品。文學如果成了少數幾個閑人的文學，文學就失去了她存在的價值，就走向了末日、走向了消亡。

這種文學當然也沒有走進社會，當然也不會為人民大眾所接受。她隻是在小圈子裏互相展覽一番，互相欣賞一番，互相吹捧一番而已。

這種文學現象，是不是也是生活枯竭、脫離火熱的生活的表現呢？

毛主席在《講話》這篇著作中，號召“有出息的文學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活的生動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而我們的作家中，卻有這樣一種論調：到處都有生活，人活著就是生活。隻要挖深自己身邊的那口井，充分表現自我，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誠然，每一個人隻要活著，就在社會中生活。作家們自然也不例外。作家們在自己的生活圈子裏熟悉的人，獲得的感受，當然也可以表現，也可以寫。然而，文學應該反映、表現社會生活的主流。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應該把視線投向推動社會、創造曆史的工農大眾和知識分子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是社會生活的主流，他們是人類的主體。我們的文學，應該去反映他們的喜怒哀樂，謳歌他們的英雄業績和奮鬥精神。

這些年來，我們省委和省委宣傳部，是十分注重組織作家深入生活的。他們為作家們深入生活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早在一九八四年末，省委就批準八名作家下基層兼職。以後，又不斷地采取多種形式組織作家深入生活。許多作家，也一直把自己創作的“根”，深深地植在生活的沃土之中。有耕耘必有收獲。一些真心投入社會生活洪流的作家，獲得了可喜的成就。張步真十數年跟蹤采訪、了解、熟悉老紅軍喻傑。生活沒有虧待他。他終於創作出了優秀長篇報告文學《魂係青山》，使他的創作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蕭建國下去做了兩年半副縣長，真刀真槍幹，做生活的參與者，迎來了一個創作的豐收期，寫出了長篇小說《血坳》，獲得好評。

每一個取得不同成就的作家，都麵臨著一個共同的課題：如何突破自己。據我的一孔之見，最老實的辦法隻有一個：趕快到生活裏去，去獲取豐富的、生動的、嶄新的生活的養料。

（原載《理論與創作》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