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一

那一年鶯飛草長的三月，站在黃鶴樓上的我，忽然想起李白《送孟浩然之廣陵》的詩句，對於“煙花三月下揚州”的意境非常推崇。於是忽發奇想，能否雇一條船，帶上弦歌與美酒，從胭脂色的波浪上，遇埠則歇，對月而歌，半醉半醒地航行到揚州去呢？朋友也想體驗一下唐人的閑情，自告奮勇地去尋找客船。帆船找不到，覓得一隻機動的畫舫也好。數日後，朋友沮喪地告訴我，偌大長江，找不到任何一隻帆船與畫舫。再者，揚州不在長江邊上，即使雇到船隻，也到不了瘦西湖邊上那一片令李白癡迷的城郭。我這才意識到，千年前的優雅與浪漫，早已是沉湮的古典了。

這一種迷惘，我曾寫進《煙花三月下揚州》那篇散文中。雖然失望一直在心中發酵，但也存著疑惑，為何古人可以從長江進入揚州呢？我記得瓜洲古渡是運河與長江的接口。如今，瓜洲的二三星火，也沉入曆史的蒼茫了嗎？

還有一次，大約是兩年前吧，我訪問河南永城縣境內的華佗村，這裏距亳州隻有20多公裏，是漢丞相蕭何的封地。村裏一位老人告訴我，村中央曾是揚州通往洛陽的運河故道。農家砌房，經常從地下挖出一些殘舵和鐵錨，當然，也有一些斷桅與朽腐的船板。老人讓我看到了一個鏽蝕的鐵錨，我撫摸它，像撫摸一段戛然而止的曆史。從村裏走出來，無論是東望揚州還是西眺洛陽，我看不到浮在波浪上的舟檣。一望無際的青紗帳，不再允許一盞桅燈或者一朵漁火在這裏作片刻的盤桓。

數年間，因各種機緣，我或者走在京杭大運河已經幹涸的河**，或者在它尚在流淌的河段上看夕陽下的浪影。淤塞與疏浚，開鑿與廢棄，輝煌與衰落，保護與開發，似乎它永遠都有著訴說不盡的憂傷，展示不盡的畫卷。站在杭州的拱宸橋上，我希望看到從煙波深處搖來的烏篷船；在無錫城中的清名橋上，我披著煙雨蒙蒙的春雨，思忖著，為何腳下的流水，再也不能流到幽燕之地，在通州燃燈佛舍利塔的身旁，聽一聽京韻大鼓，洗一洗北國的胭脂呢？

崛起於曆史，必示寂於曆史。寒山寺夜半的禪鍾依舊，但客船不再；揚州仍不缺三月的煙花，但迎送遊子的布帆，早已消失在水遠山重的前朝。

難道，那一條流動著繁華與錦繡的人造的動脈，隻能在屢遭蟲蛀的線裝書中尋找嗎？

二

如果在曆史的版圖上尋找中國古代文明最偉大的標識，則應該首推長城與運河。它們一個傲然矗立，一個悄然流淌；一個橫貫東西，一個牽引南北；一個伴著鐵馬金戈，一個浸於槳聲燈影。一個靜態的陽剛，一個動感的陰柔。比擬於人，它們應該是一對夫妻。一個冷峻，一個燦爛；一個征伐，一個孕育。相伴而生千年廝守，在它們的結合中，誕生了一個又一個強大的王朝。

但是，在今天，在世人的文明譜係裏，長城卻是要比運河的名氣響亮得多。長城上的雉堞與磚堡，至今仍讓世界迷戀；而運河裏的船隊與波浪，似乎已經退出人們的視線。

作為中國人對生活的一種表達方式，運河早於長城。在公元前5世紀，當人類虔誠的心智尚處於神話的年代，一個諸侯國的國君在他統治的疆土的北方，決定挖掘一條河渠以運輸戰爭的糧草。這個國君叫夫差，這條河渠叫邗溝。六年前，我到揚州，專程造訪邗溝。多麽瘦弱的一條水溝啊，在水脈旺盛的揚州，它顯得過於寒磣。它現在的樣子，不要說運送糧草，就是采蓮船也無法通過。但我知道，這不是曆史的原貌。公元前486年就已經通行的人工河，應該是一條動脈而不會是一條毛細血管。2000多年曆史的變遷，我們早已習慣了滄桑之後的陌生感。被截斷或者淤塞的輝煌，隻能讓我們親近古人理想的碎片。

河流死去的顯著特征便是消失了槳聲帆影。這有點像沙漠上的胡楊，它保留了生長的姿態，但再也不能用綠色哺育大地。幸虧運河並沒有完全死去，還沒有變成僅僅隻是供人景仰的舍利。

盡管邗溝衰敗，但運河的曆史畢竟從它開始。自夫差之後，多少代帝王都在進行著開掘運河的接力賽。到1293年，在一位統治中國的蒙古族皇帝的手上，自杭州到北京的運河才全線貫通。運河前後修築的時間大約1800年，它的總長度也大約是1800公裏。時間的長度就是運河的長度。這不是巧合，這是中國呈現給人類的奇跡。

說來奇怪，一條京杭大運河，少說也與幾十位皇帝有關。但在民間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吳王夫差與隋煬帝楊廣。兩人對運河的貢獻最大，但兩人都是昏君。楊廣自洛陽乘著錦舟從運河來到揚州，最後橫死在那裏。我到揚州，專門去雷塘看了他的墳墓，並謅了四句：

楊花凋敗李花香，地下誰能說短長。

鐵馬錦帆皆過盡，夕語無語下雷塘。

秦始皇暴虐，但沒有他便沒有長城。隋煬帝荒**，但是他讓南方的運河流向了北國。僅限於道德，我們便無法客觀地評價曆史上的功過是非。運河是一部大書，我們在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種環境下閱讀它，都會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慨。

三

有人問我，可以說“運河文明”這四個字嗎？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引用拙著長篇曆史小說《張居正》第三卷第二十七回明神宗朱翊鈞對小太監說的一段話：

淮、揚一帶，揚州、儀真、泰興、通州、如皋、海門地勢高，湖水不侵。泰州、高郵、興化、寶應，鹽城五郡如釜底，湖水常常泛濫，所幸有一道漕堤為之屏障。此堤始自宋天禧年間轉運使張綸。因漢代陳登故跡，就中築堤界水。堤以西匯而成湖，以受天長、鳳陽諸水脈，過瓜州、儀真以通江，為南北通衢。堤以東畫疆為田，因田為溝，五州縣共稱沃壤。南起邵伯，北抵寶應，蓋三百四十裏而遙。原未有閘也，隆慶六年，水堤決，乃就堤建閘。你們記住這建閘的諭旨，是朕登基後親自簽發的。茲後兩年間，建閘三十六座，耗費金錢數萬計……

說這一段話的時候，明神宗16歲。他並不是在講一段地理常識，而是在述說自己的治國方略。在明代，有江南三大政之說。這三大政是漕政、河政、鹽政。明神宗所說的“漕堤”即運河的堤岸。在明代，運河亦稱漕河。江南三大政中，河政與漕政都與運河有關。明神宗十歲登基，在茲後兩年內，由首輔張居正主持，在淮揚一帶運河中修建了36道閘口。在財政幾近崩潰的萬曆初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

在明代，幾乎一多半的工部尚書，都是水利專家出身。列於朝廷財政預算的河道治理經費，僅限於長江、黃河、淮河與運河四條。由此可見，運河對於一個龐大帝國的重要性。

在溝通京杭的長達1800年的開掘過程中，運河從來就是國家工程。在明代，特別是永樂皇帝遷都北京之後，運河達到了全盛。永樂十二年，由東南即現在的長江三角洲地帶通過運河運往北京的漕糧從過去的40萬石左右升至260萬石，從此成為大明帝國溝通南北的運輸幹線。運輸物資的數量與種類不斷增加，一條運河供養了帝國的首都與遼闊的北國。

從隋代開始，這一條貫穿了唐、宋、元、明、清幾個龐大王朝的交通動脈，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係，串聯起數十座湖泊。濟寧、淮安、揚州等十幾座繁華的都市也因它應運而生。在漫長的中世紀，特別是明朝，中國有一支特別的軍隊名叫漕軍，在運河全線，這支部隊的數量高達30萬人。因為一條河流而誕生一支軍隊，或者說一個兵種，這也是運河獨有的人文風景。

“文明”一詞，據我理解，是人類某一種帶有鮮明特色的生存方式。它涵蓋了文化、經濟、製度、風俗各個方麵。如果以此來推斷，運河文明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因為這一條地球上最偉大的人造河流，在1000多年的曆史時段中，對中國的經濟、水利、交通、城市、科技、軍事、財政等等方麵，均有深刻的影響與巨大的改變。

相比之下，地球上另外兩條運河，即連接地中海與紅海、聯通亞洲與非洲的蘇伊士運河；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巴拿馬運河，雖然因戰略地位的重要，起到了重組世界的作用，但其意義，主要彰顯在經濟與軍事兩個方麵。另外，它們的年齡與長度都比中國古代的京杭大運河小得多：蘇伊士運河長度隻有168公裏，1896年正式通航；巴拿馬運河長度為82公裏，1914年通航。一個文明的發育與成長，需要漫長的時間與廣袤的地域作為先決條件。從這兩點上來說，蘇伊士運河與巴拿馬運河都無法同京杭大運河相比。

無可否認，運河文明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個偉大文明體係中的燦爛章節。在這個章節中，我們感受到時代的變遷、風俗的衍生與生活的愉悅。

四

小時候曾讀杜牧的《江南春絕句》：

千裏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我一直對這首詩中表述的江南風光表示了極大的向往。杜牧在揚州十年，他眼中的山環水繞之勝景，便是對運河流域的生動寫照。後來，我又讀到張祜的《金陵渡》：

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夜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裏，兩三星火是瓜州。

瓜州古渡曾是運河最繁忙也是最繁華的渡口，在張祜的筆下，瓜州充滿恬淡的詩意以及舟客羈旅的憂愁。

古代不少詩人，都為運河寫下膾炙人口的詩句。明朝初年的東裏先生，是唯一一個為我們留下運河行旅組詩的人。東裏先生名叫楊士奇，是永樂皇帝深為倚重的大學士、內閣輔臣。永樂十八年，朱棣決定遷都北京，楊士奇與僚屬一起踏上遷都之路。一路上，他乘坐官船，盡情欣賞運河兩岸的風光，寫了六首詩。在《早至儀真》一詩中，他寫道：

白沙岸頭秋氣清，儀真郭裏早潮生。

五雲北望金台路，初是朝天第一程。

最後一首《花園望北京》，楊士奇是這樣表達心情的：

黃金宮闕望都門，預喜明朝謁聖君。

萬歲山高騰王氣，五雲天上煥龍文。

遷都，是影響明朝國運的一件大事。從曆史結果來看，朱棣遷都是英明之舉。但離開花團錦簇的江南而來到風雪彌漫的北國定居，對依戀柳暗花明錦衣玉食的官宦來講，畢竟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因此，圍繞遷都一事，曾在永樂朝廷中引起激烈的爭論，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政治危機。作為朝中最為顯赫的文臣，楊士奇擁護永樂皇帝的遷都主張。所以，在他的運河組詩中，我們讀不到憂愁，看到的是一種遷往樂土的喜悅。

應該說，楊士奇的心情，也是運河的心情。一個國家的首都，必定是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在元代，京杭大運河的開通，是為了將東南豐饒的物資運往北京。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廢棄了北京而建都南京，京杭大運河便迅速地衰落。設想一下，如果朱棣沒有把首都遷往北京，恐怕不到明代中葉，運河便會因無人管理而淤塞廢棄。此前北京曾兩度建都，但因都是北方少數民族的政權，他們的生活習慣以及物用之需，對南方的依靠還不算太大。但自朱棣遷都之後，北京便有了第一個漢人士族集團。作為帝國的統治者，他們將江南的生活習慣與民情風俗帶到北京。為了滿足漢人士族的需要，必須有大批江南的物產運到北京。因此，明代的運河，發揮的效益最大，它的繁忙程度，遠遠超過長江、黃河與淮河。為了增強通航與運輸能力，明朝廷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與人力。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朝代，像明朝那樣將運河當成不可替代的生命河。

五

運河最燦爛的年代在明朝，它急劇地衰敗則是近一個世紀的事。因為公路、鐵路以及航空的誕生，水上交通特別是內河的航運已經日漸式微。曾是農業文明的驕傲忽然間變成了工業文明的棄兒。運河不再成為國家的動脈。這導致運河的功能的退化，也是淡出我們生活的重要原因。

當年，從杭州乘船沿運河到北京，少說也得一個多月。今天，連接兩座城市的鐵路與高速公路，都隻需十個小時左右的車程。若是乘坐飛機，更是縮短至兩個小時之內。科技發展導致交通利器的產生，同時也使人們的心智產生極大的變化。古時候，一個月的水上旅行，與帆槳為伍，與鷗鷺相親，以兩岸的風光養眼，以河上的波濤養心，該是多麽愜意的樂事啊。但在今天，每一個人似乎都在日理萬機，優哉遊哉的生活他們再也無福消受。生活方式的改變，讓運河的詩意退出了我們的心靈。

近幾年，一些有識之士一直在大力呼籲搶救運河，並爭取將運河申報成世界文化遺產。聽到這種越來越強烈的聲音，我且喜且憂。喜的是運河的知音還在，他們的舉動絕非是敝帚自珍，而是對已經逝去的一種生活方式的珍惜與肯定。憂的是一條活生生的運河，竟成了一份遺產。誰都知道，大凡成為遺產的東西，都是文化的孑遺。它們不再屬於生活，而是屬於曆史；不再屬於享用，而是屬於憑吊。

任何時候，提到“遺產”兩個字，不知為何，我就會莫名地生起鄉愁。精神故鄉的迷失，讓現代的人們鄉愁越來越濃。這鄉愁不是懷舊，而是反省。我很想回到600年前，像東裏先生那樣，雇一條客船，從杭州航行到北京。但我知道，這隻能是一廂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