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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說趙州橋與盧溝橋是中國石拱橋的典範。那麽，眼前的這一座龍腦橋便是中國石板梁橋的無與倫比的傑作。

建在四川瀘縣九曲溪上的龍腦橋，共有十三孔十二個橋墩，連兩旁的泊岸，共有十四個橋墩。在這些厚重的橋墩之上，架設有石梁十三道。每一道由兩塊石板拚合。這些石梁每塊大約長三點六米，寬約一米，厚約六十厘米，重六噸左右。整座橋長五十四米。

這座橋向世人展示的魅力，在於它中間的八座橋墩。八個橋墩的墩首上，共雕了四條龍、兩隻麒麟、一隻獅子和一頭大象。

四條龍居於橋的中部。兩邊分別是大象、獅子，兩頭各蹲踞著一隻麒麟。在中國，龍是一種民族的圖騰。而象、獅子與麒麟則是民間喜愛的瑞獸。將這四種吉祥的龍獸放在一起，反映了當年造橋人對太平盛世的向往以及對神祇蒼生的啟示。

在夕陽下，或者在霏霏細雨中，我們看見這些采用圓雕手法的龍頭與獸頭，均迎著水波流來的方向，傲然地展示著各自的英雄姿態。你看那隻腳踏繡球的獅子，收斂了巨大的力量，仿佛要撲出去，卻蹲了下來，含笑望著在腳下流過的波浪；那頭大象，彎曲著它的長鼻，悠閑地飲水河中，看它大耳下垂一副悠閑的樣子，憨厚中又顯露出某種不容褻瀆的威嚴；還有那對麒麟，一隻嘴銜綬帶，一隻口吐玉書，它傳達了中國人對智慧與尊嚴的理解。最令人震撼的，是中間的四個龍頭，它們高拔於群獸，顯示出“一覽眾山小”的至尊地位和“一口吸盡西江水”的無遠弗屆的威力。最中間的這隻龍頭頂部，刻了一個王字。可以斷言，它是這八隻龍獸的首領，隻見它的嘴中含了一個大圓石球。據當地人講，平常，這枚石球臥於口中一動不動，設若洪水暴發，波濤灌進龍嘴，這枚石球就會快速地旋轉起來，發出嗚嗚的響聲，遠遠聽起來，像是龍的怒吼。

欣賞龍腦橋的雕塑，不但能夠激發我們視覺感官的狂歡，同時還感到凝固的音樂滲透到我們的內心。這些雕塑所保留的昂揚奮發的精神狀態，至今仍然讓我們震撼。

據考證，龍腦橋誕生於大明王朝的洪武時期，即1368—1398年這段時間內。瀘縣境內，在曆史上曾擁有五百餘座龍橋，至今尚有一百四十餘座，橫跨在各道溪流之上。

在人類的中世紀，在這個遠離通都大邑的西南偏僻的地方，為什麽建造了如此眾多的龍橋呢？翻遍史書，均無記載，這的確是一個難解的曆史之謎。

二

位於四川盆地南端的瀘縣，古稱江陽。它建縣於公元前135年，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曆史的古縣。《水經注》說：“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也。”江，指的是長江，洛，指的是長江的支流沱江。兩江匯流之後，古人稱之為瀘水。江之南為陰，江之北為陽。這座古縣在長江之北，這是稱它為江陽的理由。後來改為瀘縣的理由則是因為瀘水的緣故。

瀘縣位於雲、貴、川、渝要衝，在漫長的曆史中，它始終是一個軍事要塞。曆代王朝的統治者，都會在這裏駐紮重兵，用以控製“西南諸夷”的造反與騷亂。在今天，瀘縣屬於遠離邊境的內陸地區。但是，在明代之前，它卻始終是控扼西南的前線。這一點，在明代李東陽的《瀘縣修城碑記》中有明確的記載：

瀘為蜀名州。當雲、貴要地。南接大壩諸夷，犬牙相入。古者設險守國，王公所同。況邊疆之域，要害之區，苟非崇墉峭塹固壘深溝，何以控扼險隘。國初建一衛三所，置城池，宿官兵，以控製之。

衛與所，均為明朝的軍事建製。一衛約有四千五百名軍士，一所約有一千二百人。在李東陽寫作此文時的弘治時期，明朝全國人口約有六千萬人。比當今四川一省的八千萬人口還少了兩千萬。可是，在瀘縣一地的駐軍，卻高達八千餘人。放一支如此龐大的官軍在這裏，誠如李東陽所說，因為這裏是控扼諸夷的邊疆。

古之軍事要衝，因為迫於戰爭的威脅，很難成為文化發達之地。事實上，自西漢建元六年設縣以來，一直到北宋，瀘縣幾乎沒有任何值得記載的古跡。其間，在漫長的一千多年的歲月中，黃河兩岸的中原以及長江中下遊地區，早已經曆了多次宗教的狂歡與藝術的興盛，為我們留下了數以萬計的不同類型的勝地。無論是飛簷鬥拱，還是暮鼓梵鍾，是青蒼的塔影還是縹緲的風鈴，都讓我們感受到一個民族的接近神祇的虔誠和品享生活的智慧。但是，此一時期的瀘縣，似乎成了一塊被藝術遺棄的土地。軍事家與藝術家不可能在同一種條件下誕生。布滿鹿岩的要塞傳出的是號角而非洞簫。這應該是瀘縣長期淪為藝術荒地的原因。可是，為什麽到了明代，瀘縣卻大批湧出龍腦橋這樣的石雕藝術的傑作呢？

如果說，在公元5世紀前，中國沒有誕生過一件真正的石雕藝術作品，那麽，從5世紀開始，隨著印度佛教的傳入，中國北方的石雕幾乎形成了一股洶湧的浪潮。從石窟中的佛像到墓道上的翁仲，我們讀到了中國人思想的變遷與對生與死的深思。

在中原的石雕藝術進入休眠的公元14世紀，以龍橋為代表的瀘縣石雕卻開始進入它的全盛期，它們究竟是土著的居民對中原藝術的模仿呢，還是中原的石雕工匠們因為某種不可知的原因來到了這裏？

三

2000年以來，瀘縣發生了多起古墓盜掘事件，引起有關方麵的注意。2002年的9月，瀘縣文物局對縣內三處已暴露的六座石室墓進行搶救性發掘，出土了八十五件各類精美的石刻。當年，這一考古成果被列為全國二十三個重大考古發現之一。隨著深入的普查，文物部門發覺瀘縣有一個數量龐大的南宋墓群，在已開掘的十幾座南宋墓中，幾乎全部都有著精美的石刻。這個發現引起了考古學界、曆史學界、美術界、建築學界、宗教界等各個方麵專家的高度關注。2005年，瀘縣宋墓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翻開1928年編纂的《瀘縣誌》，無論是對南宋的墓葬還是對明清的龍橋，均沒有作詳細的記載。關於宋墓，隻記載了兩處。一為宋瀘南詩老史扶墓，注名墓地為白勞原，已不可考。二為宋楊隱君子墓，在龍溪之南插旗山下。如今已發掘的十幾座南宋墓中，並不包括這兩座。關於龍橋，則更是完全沒有記載。縣誌中《津梁》條目下，隻是簡單地記錄了瀘縣境內二十八條溪河上的二百三十七座橋梁，至於這些橋梁的造型與雕刻藝術，卻沒有隻字片語的闡述。甚至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龍腦橋，也僅僅隻是記下一個名字，淹沒在眾多的橋名之中。

在《瀘縣誌》中，我們找不到任何瀘縣石雕的記載。或許，當時的修誌者，並不覺得這些龍橋石雕是國家級的藝術瑰寶，而藏於那麽多南宋墓室中的石刻，因為沉埋於地下，更不為修誌者所知。

但是，引起我們興趣的是，為何在南宋，瀘縣會有那麽多不為世人所知的規製豪華的墓室呢？墓室中的石刻，為我們打開了一個無比豐富的石刻藝術博物館。

西方學者認為：陵寢雕刻隨著中國的強大而興盛，隨著中國的衰落而萎縮。在南宋，盡管中國南北分裂，是民族的萎縮期，但那時的瀘縣，卻是陵寢雕刻的興盛期，是一種什麽樣的機緣，造成了瀘縣的這一種奇跡呢？

隨著金兵入侵，北宋南渡，中原的士族紛紛逃離故鄉，在廣大的南方重新尋找定居之地。當時的瀘縣，一定有不少北方的貴族遷居於此，他們不但帶來了痛苦和憂患，也帶來了中原先進的文化與精湛的藝術。

生而不能返家，死後在墓室中通過石刻再現故鄉的生活，這應該是瀘縣南宋墓室大量出現的原因。那麽，南宋墓室的石刻與明朝龍橋究竟有何關聯呢？它們藝術的紐帶隻有一個字：龍。

四

瀘縣宋墓石刻豐富多彩，幾乎可稱之為宋代民俗生活的百科全書，其中引人注目的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四靈造像。石刻中的青龍，身段頎長矯健，沒有一條龍是蜷縮的，它們盡量舒展壯美的身軀，即便是石刻中的白虎，有不少也是虎頭龍身，在幽冥的蒼穹中展現雄健的力量。

龍，作為中國人想象出來的一種圖騰，既非山林之獸，也不是天空的禽鳥。在遠古生民的意識裏，龍是世界的主宰，它無處不在，無所不能，既能潛藏於深淵，也可翱翔於九天。漢朝之後，國家的統治者開始強化“君權神授”的觀點，於是，龍成了皇帝的代稱。由此，龍在中國人的意識中，變得更加神聖。

當北宋南渡，北中國落入大金國的版圖，流寓南方的中原貴族目睹山河易主，國土分裂的局麵，內心的創痛難以言表。陸遊的絕命詩“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所表達的沉痛的希望，代表了他們的心聲。於是，他們開始大量地雕刻龍，以此表達希望國家正統的皇權能夠早日回到中原的心情。這是南宋墓室中龍刻的價值和個性，也應該是它的起因。

關於瀘縣龍文化的起源，當地人還有另外的說法。瀘縣的雨壇鎮，地處川渝交界的崇山峻嶺之中。這裏交通閉塞，水源匱乏。當地農民屢受旱災折磨，他們經常設壇求雨，求雨最大的儀式就是舞龍。

當地人將常見的舞龍稱為龍舞。兩個字這麽一顛倒，意義就大有區別。舞龍的主體是人，而龍舞的主體是龍。據傳說，古時候，有一位姓羅的農民第一次用稻草紮製了一條“草把龍”求雨，當天夜裏便大雨傾盆。從此，龍舞引雨便成了雨壇鎮的風俗。草把龍易於製作，一般是一至兩人手握長約五十厘米左右的草把龍表演。到後來，草把龍派生出火龍、板凳龍、水龍等樣式。羅氏家族也就變成了龍舞的傳人。隨著簡陋的草把龍逐漸被淘汰，人們開始用竹篾編出龍骨，用布料作龍衣，並特別注重龍頭的製作，這樣使龍的形象更加藝術化。此時，羅氏家族又大膽地將一條龍改為兩條龍，分為龍公龍母，並增加兩個耍寶者，使龍舞更具神秘性與觀賞性。如今，雨壇彩龍已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龍舞也早已脫離了早期的祈雨儀式，成為瀘縣歡度佳節的一種習俗、一種娛樂。

觀賞雨壇彩龍的表演，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即舞動的彩龍，它們扭動的身軀，與南宋墓刻中的青龍有某種相似之處：既單純又曲折，既豐富又簡練。在蜿蜒與扭動中，揭示東方的靈性；而彩龍的龍頭，與龍腦橋上的龍頭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複雜而又浪漫，誇張而又熱烈，在昂揚與震懾中，彰顯圖騰的威嚴。那麽，南宋墓刻中的青龍與龍腦橋的雕塑以及雨壇彩龍三者之間，存在何種內在的聯係呢？

五

據說，瀘縣的龍舞起源於唐宋，鼎盛於明清。但是，根據現有的史料，我們認為龍舞的誕生應該與南宋墓刻產生於同一時期。此前，雖然當地的土著居民也普遍尊崇龍的信仰，但是，將之上升為藝術並讓這種信仰與自身的命運緊密相連時，則一定要借助外部的力量。由印第安人的舞蹈演變成風靡全球的迪斯科，由絲綢之路的開通導致了敦煌莫高窟的誕生，都是這方麵的明證。

在南宋，瀘縣的龍文化在地下與民間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大明王朝初期，隨著龍腦橋的建成，瀘縣的龍文化達到了一個極致。

了解到瀘縣龍文化發展史後，我們對龍腦橋的架建不會感到突兀。但是，如果我們得出以下的定義：龍腦橋代表了中國十四世紀石雕藝術的高峰，則仍然不免驚訝，是一種什麽樣的機緣，使得一批偉大的工匠來到這個窮鄉僻壤，精心雕刻出世界的傑作？

龍腦橋的誕生，與北京的明代紫禁城差不多同一時間，龍腦橋可能還要早出二十年左右。可是，將這龍腦橋與故宮天安門前的金水橋相比，它不但毫不遜色，而且更顯得大氣磅礴。

民間藝術與宮廷藝術的分別在於，前者重風俗，後者重風尚。民間藝術率意為之，多有隨意性，宮廷藝術精心製作，往往成為一個時代的典範。龍腦橋的雕刻呈現出某種宮廷藝術的氣象。因此，關於它的誕生，由於存在一些無法解釋的神秘，一些好事者，便附會了一個傳說。

公元1402年，時任燕王的明成祖朱棣率兵打到南京，從侄兒建文皇帝的手中奪取了政權。從此，建文帝下落不明。有人說，建文帝曾避難來到瀘縣某座寺廟中。至今，在瀘縣古城近郊的玉蟾山摩崖石刻上，還刻有建文帝的遺像。但是，根據有限的史料分析，建文帝並未到過瀘縣。作為朱棣一直秘密尋找的要犯，建文帝即使到過瀘縣，也絕不敢露麵，民間也絕不敢明目張膽地為他修建一座龍橋。

從曆史記載來看，龍腦橋在現存的瀘縣龍橋中修建的年代最早，保存得也最為完整。至今，我們瀏覽基本完好無損的龍腦橋上的龍獸雕刻，它們的眼、耳、鼻、眉、須、髯、角、甲、翅和流雲，無一不精致傳神。我們認為，龍腦橋不僅是瀘縣龍橋的極品，也是瀘縣龍橋的發端。由於它宏偉的氣勢與奇特的藝術，早在清代，就已引起外界的關注。1778年，乾隆皇帝曾頒布聖旨：“欽命永寧道瀘州城北九曲河龍腦橋予以保護。”

六

雖然有人指出，瀘縣龍橋主要建於宋、明、清三個朝代，但無論是從典籍還是從實證中，我們都找不到宋代建設的任何龍橋。現存最早的龍橋，就是這座龍腦橋了。

朱元璋率領的農民起義軍奪取政權之後，元朝的統治者重新回到了蒙古高原。信奉龍圖騰的漢人，幾乎以狂歡的姿態迎接朱元璋的登基。在整個南宋，龍是一種寄托；在元朝，龍已潛隱。大明王朝建立之後，龍又重新在中國人的心靈中飛翔。龍腦橋正是在這樣一種曆史的境況下誕生，它表現出六百多年前中國人的政治情結。

此後，在明代的嘉靖、萬曆時期，清代的康熙、乾隆、嘉慶時期，瀘縣一直在建造著龍橋。最盛時有五百餘座，這些龍橋最長的有一百餘米，最小的僅長一米左右。

修橋築路，盛世之舉。瀘縣的龍橋修建的資金，幾乎全部來自民間。如果不是盛世，地方上的士紳與商人有如此充裕的資本，修築這麽多的龍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明萬曆年間，瀘縣平灘修建了一座太平橋。一位名叫鄧順的人，為此寫了一篇《太平橋記》：

橋去瀘百裏許，地名平灘。東接榮昌，北連大足。而西南達於瀘……

今聖明在上，廟算無遺，撫綏有道。兵氣銷而豐年兆，妖星墜而泰階平。故商旅輻輳，貿易交通，聚五方之人，致百物之精。以與瀘人共遵坦**而賚飾文明。然則斯橋之成，非惟一州之利涉，而實以昭國家之泰寧，邊陲之靜穆……

鄧順的記述，意在告訴世人，一座橋的興建，與國家的命運緊緊相連。國難則橋毀，國興則橋興。

在漫長的歲月裏，瀘縣的龍橋“養在深閨人未識”。進入本世紀之後，它們才漸漸受到人們的關注。不但有很多的旅遊者來到這裏，瀘縣也出現了一些專門研究龍橋，尋訪龍橋的熱心人。像我在瀘縣探訪龍橋時的向導，他的職業本是一名汽車司機，2004年，他忽然迷上了龍橋，短短五年時間，他幾乎踏訪了瀘縣境內的所有龍橋。

走在瀘縣大大小小的龍橋上，我們懷念那些已經遠去的無名的石雕工匠，他們在偏僻的鄉村創造了偉大的藝術，他們是真正的龍的傳人。因為他們，石頭產生了靈性，藝術澆灌了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