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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城裏人，從汽車的夾縫裏鑽出來，回到大自然中去，作三五天的山光水色之遊，乃是最愜意不過的事了。

近年來，旅遊風甚熾，而且方興未艾。這是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必然表現。在現代都市生活的旋渦的急流中，每個人的身心都不由自主地快節奏地旋轉著。摩天的樓群，霓虹燈的瀑布，立體交叉橋，擁擠的快行線……一個居住深山的農民來到這裏，可能樂不思蜀。但是，蝸居在此的人，置身現代物質文明之中，卻又希望能夠忙裏偷閑，傾聽到大自然的天籟之聲。這是人們心理的需要。

對於一個智商較高的人來說，他之旅遊，耳目中的自然，絕不僅僅隻是風景。風景產生於自然，但自然中更存在著一種諧趣，一種情緒。偶翻舊籍，看到《西青散記》中有一段記述：

弄月仙郎意不自得，獨行山梁，采花嚼之……童子割芻，翕然投鐮而笑曰，吾家薔薇開矣，盍往觀乎？隨之至其家，老婦方據盆浴雞卵，嬰兒裸背伏地觀之。庭無雜花，止薔薇一架，風吹花片墮階上，雞雛數枚爭啄之，啾啾然。

讀罷這段文字，胸中不禁泠然有春氣，直想當一個荷鋤山間的老農了。除此，自然尚是一種令人銷魂的意境。明人張陶庵著的《西湖夢尋》一書中，有《湖心亭看雪》一節，最令人稱道：

崇禎五年十二月，餘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餘拿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餘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這種曠達、寂寥的美，誰看了會不怦然心動，塵慮皆消呢？我總是想，李商隱寫出了“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這樣的名句，除了心情落魄之外，是否也看過這樣的景色，受了它的啟示呢？

城市生活越是緊張、紛繁，人們就越是喜愛大自然的恬靜、單純。花有花期，潮有潮汐，風霜雨雪，莫不都表現出自然的生命力。在體味自然上，禽畜並不比人差，豈止不差，甚至還要敏銳呢。商羊舞而知雨，石燕飛而知風；雞非晨而不鳴，蜂非花而不采。人所欣賞的自然，當然也包括這些微末之蠢。

我常常縈想一個問題，為什麽中國的山水畫興盛於宋代，而清新的小品文字，又能在明朝**呢？一位智者告訴我，其實這問題很簡單。中國曆史發展到宋代，城市生活已相當發達。到了明朝，隨著手工作坊的出現，商業經濟日趨繁榮，城市更具規模。城市在人與自然的對抗中產生。人在這種矛盾中生活，越發增加了對自然的依戀。郭熙、郭思在《林泉高致》中寫道：“……然則林泉之誌，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水之本意也。”這段話幫助我們了解到，對於城市人來說，雲山煙樹，野店村居成了他們心理上必要的補充和替換，一種情感上的回憶和追求。細細地品味北宋範寬的《溪山行旅圖》和南宋趙伯駒的《江山秋色圖》，通過他們為山水傳神的曲折筆意，我們就不難理解宋人對清新雋永的大自然是如何地鍾愛了。

明人以公安、竟陵兩派倡導的小品文字，可以稱之為山魂水魄，喜愛它的人現在越來越多了。為山水立傳，是為遊記。翻開袁中道的《珂雪齋近集》，令人百看不厭的，是遊記部分。袁中道的遊記，既無脂粉氣，亦無頭巾氣。所遊山水，多不見經籍。他在《遊荷葉山居記》中記述：

穿荷葉山，山中喬木參天，鬆濤瑟瑟。息於先居，寂寂無人至。予閑步廊廡間，拂塵埃，看柱壁上字。堂左白板扉，有數行字，大略記陽雀布穀鳴之早晚，及旱澇雨雪疏數之期。皆農家語。

這種遊記，有林泉風度，韻外之致。此類文字，大約隻能在人跡罕至的深山野渡處獲得了。很奇怪，對於自然的這種情感和追求，不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是共同的。19世紀的美國，有一個叫亨利·戴維·梭羅的人，寫了一部散文《瓦爾登湖》，記述他隻身離開繁囂的城市，來到人跡罕至的瓦爾登湖邊隱居的種種感受。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太陽，風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寫的純潔和恩惠，它們永遠提供這麽多的康健，這麽多的歡樂！對我們人類這樣地同情，如果有人為了正當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會受到感動，太陽黯淡了，風像活人一樣悲歎，雲端裏落下了淚雨，樹木到仲夏脫下葉子，披上喪服。難道我不該與土地息息相通嗎？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綠葉與青菜的泥土嗎？

戴維的話使我深深感動，他是這麽深刻地理解了大自然。他是這麽自然地擺正了人與自然的關係。

讀過中西先智的這些文字，更激起我對大自然的熱愛。但苦於工作之累，卻不能經常去與自然對話，這實是憾事。好在我還能讀書、讀畫，每當夜幕深沉，萬籟俱寂時，我就可以借助書畫，到大自然中作一番神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