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非常高興有機會與國家發展改革委的各位朋友們在一起探討明代萬曆時期的改革家張居正。我們當下正處於改革的攻堅階段，也是第二次改革的深入階段。前年我寫過一篇文章，發表於《人民日報》，題目是《每一個春天都是改革元年》。我們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改革，大家覺得我們究竟改了什麽？好像每一天推進的工作都不太多。但對於改革的成果要回頭看，回頭就有了比較，即我們前進了多少，克服了哪些困難。
今天讓我們一起把目光追溯到四百多年前，重溫明代張居正親自倡導並推行的萬曆新政。我要講的內容大體分為五個部分。
一、張居正的仕途起步。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提到了商鞅、王安石、張居正這三大改革家，張居正是距離今天最近的一位。他生於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卒於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享年五十八歲。正如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所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張居正就是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死在任上的宰相。
張居正出身貧寒。要論他的出身，可算是明代的“紅七代”，據說其七世遠祖是朱元璋的同鄉，鳳陽人，跟隨朱元璋一起起兵抗元，建立明朝。遺憾的是他的遠祖目不識丁，但畢竟是明代的開國功臣之一，朱元璋對其論功行賞，將他封到現在的湖北秭歸做一個基層軍事組織的千戶長。這個千戶相當於我們今天軍隊建製一個營左右的兵力，千戶長由長子世襲。
張居正的祖父是次子，所以他不能留在家鄉，必須出外謀生。這種承繼製度後來被日本借鑒，長子一旦繼承之後，長子以下其餘的子女長大了之後必須離家外出謀生。張居正的祖父就遷到了今天的枝城，當時叫宜都。後來迫於生計輾轉到荊州，在荊州遼王府找到了一份門房的營生，其職權大體相當於今天的保安。
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是獨子，考中了秀才，但是囿於瓶頸，難以更進一步。張文明為了考舉人，一輩子應試十二次。按照明朝的科舉製度，鄉試三年一次，十二次是三十六年，即使按二十四歲考中秀才算，也要考到六十歲。其中第九次是和張居正一起赴試，兒子考了第一，他還是名落孫山。後來張居正進了北京，入翰林院做了翰林學士，他又考了三次，還是無功而返。
張居正天資聰穎，從小有“神童”之稱。他出生後有一個很俗氣的名字，不叫張居正。相傳張居正出生前一夜，祖父飲酒歸來，口渴到水缸裏去舀水喝，發現水缸裏麵有一個很大的白烏龜（實際是月亮）。正在此時，兒媳婦動了胎氣，生下了張居正。他說這孫子就是白龜轉世，所以張居正從小就叫白圭，大約是張文明覺得“龜”字不雅，將烏龜的“龜”字改成美玉的“圭”字。
張白圭考中秀才時年方十二歲，知府接見他問：“你怎麽叫這麽個名字？”他說：“我出生之前，祖父看到一個白色的烏龜在水缸裏麵，因此得名。”知府說：“這名字你不能叫，我給你改個名字。”改什麽名字呢？居正，就是居正位，可見知府對他的期許很高。
一年以後，張文明帶他去考舉人。考場之上張居正寫的是論三國的策論，因為荊州是三國故事發生最多的地方，關羽葬身地，孔明祭荊州。這篇策論深得當時三位主考官的好感。古代科舉和今天一樣，名字是密封的，隻見其文不見其人。三位考官一致建議，將此文作者列為舉人第一名，並把卷子遞送給巡撫大人——當時著名的國學大師顧磷審閱。
顧磷也很欣賞他的這篇文章，但是第二天皇榜一公布，既沒有張居正，也沒有張文明，父子兩個一起落選。考官們都大吃一驚，趕忙請示顧大人原委，顧大人解釋道：“孩子還小，要讓他多有挫折，多有曆練，如果一帆風順，中國可能多一個唐伯虎、少一個政治家，所以先殺一下他的鋒芒。”這是張居正一輩子的第一次挫折。
張居正十六歲還是以第一名考取舉人。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張居正二十三歲，考中了進士。當時朝廷在每屆考中的進士裏麵選出有培養前途的生源送進翰林院深造。張居正就是被選中的一個。
我小時候走到我們家北門，胡同最裏頭是一間孔廟，從兩邊的門——耳門可以進，正門不開。我說：“這個正門怎麽不開呢？”媽媽說：“正門要縣裏出了狀元或者點了翰林才開。”“什麽叫點翰林？”“考取了進士以後被送到翰林院去的人，才能開這個中門。”我說：“我有朝一日要把我們縣這個中門弄開！”從小我就知道點翰林是個多麽大的榮耀。張居正二十三歲就被選中了，到翰林院裏麵工作、進修。他在翰林院裏麵的職務是什麽？先是兩年學習期，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博士生。那個時候的稱呼叫“庶吉士”。庶民的“庶”，就是說你還是老百姓。“吉”就是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你是老百姓身份的優秀青年知識分子，叫“庶吉士”，沒有官職。那個時候，博士論文寫得好的庶吉士，就可以正式進入翰林院的編製，淘汰的下放去當縣長、當縣令。兩年以後張居正被授予了第一個官職——七品的編修。“編”就是編輯，“修”就是修纂。幹什麽呢？第一就是整理皇室的文件。第二是檢討，就是研究工作，研究曆史，曆代政治大事、曆代帝王的治國方略等等。這樣，他一共在翰林院待了七年，到三十歲。
張居正進翰林院這七年正值奸相嚴嵩當政期間，他對嚴嵩賣官鬻爵和皇帝不問政事、一心想煉長壽仙丹看不慣，所以就告病回家，賦閑了整整三年。這三年，他父親一天到晚在家唉聲歎氣，原指望兒子成為大人物，結果才當了個七品的小官就回來了。後來張居正覺得如此不是長久之計，三十三歲回京又重新回到吏部銷假，三十五歲重回翰林院。
時值嚴嵩勢力江河日下，其強有力的政敵——大學士徐階開始在朝野之間建立自己的網絡。徐階是鬆江府華亭縣人，探花出身，張居正從二十三歲起就跟著他。那時候徐階是翰林院掌院院士，是主管翰林院的。張居正三十五歲回來，徐階職務已經是次輔，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僅次於嚴嵩，已經擁有了人事任免權，張居正一回來就被任命為國子監司業事。國子監相當於今天的中央黨校加北京大學。
一年後張居正調任詹事府的少詹事。詹事府是主管儲君的教育機構，他就到那裏當儲君裕王即後來隆慶皇帝的老師。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駕崩的時候，張居正一年三遷，先任禮部左侍郎。禮部就相當於今天的外交部、教育部、民宗委等五六個中央機構，張居正是禮部的二把手。接著是吏部左侍郎，相當於今天中組部的常務副部長。接著就是禮部尚書，再入閣當副總理。他進內閣當大學士次輔的時候年僅四十二歲。從三十五歲重新出山，到成為我們今天所說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這個級別用了七年時間。
表麵看張居正七年時間提升很快，實際上從他二十三歲進入翰林院起，徐階就看中並精心地培養他。這樣到他當大學士次輔，就是國務院副總理這個級別的時候，整整過去了十九年。
二、張居正的改革主張。
張居正考中進士，進入翰林院的時候才二十三歲，不會審時度勢，對於嚴嵩掌權以後的朝綱混亂以及官場的腐敗，還不懂得隱忍。二十三歲的年輕人進去交的第一份作業就給皇帝寫了一份論朝政的奏章，列舉國家的混亂。明代的官方文件裏麵沒有這份奏章，但是在《張文忠公全集》，就是張居正自己的文集裏麵有這篇關於朝政的文章。這就證明這個奏章沒送上去，為什麽沒送上去呢？因為當時他沒有資格單獨向皇帝呈交報告，他要送報告隻能以翰林院的名義，加蓋翰林院的公章才送得上去。我根據明代的辦事製度猜想，他是把這篇文章交給了當時的掌院學士徐階。徐階一看，好家夥，這個人不要命了！所以徐階給他攔下來了，沒有上報，保護了他。但徐階也因此看中了這個年輕人，所以才有後來徐階在接任宰相的時候，把張居正一年三升，最後進入內閣，給他當助手。
從名義上講隆慶皇帝是他的學生，張居正直言給皇帝上了名為《陳六事疏》的萬言書，從六個方麵說明國家必須改革。這是一份凝結了個人智慧和實踐經驗的頂層設計。完成《陳六事疏》以後，他又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麵提出全麵的改革方案。
隆慶皇帝是提心吊膽地隱忍了多年才登基的一個皇帝，就像人長期在水缸裏成長，即使把水缸敲破了，也是個羅鍋腰，直不起來。隆慶皇帝始終在一種擔驚受怕的環境中長大繼位，已經完全失去了革故鼎新、乾坤再造的豪邁勇氣，無心大的改革。
張居正暢想，一個三十歲的皇帝，一個四十二歲的副宰相，聯手能做很多事情。結果隆慶皇帝隻在他的改革方略上批了七個字——“知道了，俱見忠誠”。是說“我看過了，你很忠誠於我”。就這麽一個讚頌，批複回來給了張居正。張居正知道，改革的機會還要等待。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是要遇到很多挫折的，經過曆練以後他才可能變得更優秀。
三、萬曆新政的推行。
功夫不負有心人，張居正在內閣又苦等了六年，直到1572年，萬曆新政終於在張居正手上得到了完整的展現。經過二十五年的曆練，張居正鋒芒內斂，但是變得更銳利，而不是減卻。二十五年過去了，他的“中國夢”沒有消止，而是愈來愈豐滿，愈來愈強大。
關於萬曆新政，我想分成兩個小問題闡述。
（一）萬曆新政得以展開的背景。
首先，前任三帝屍位素餐。萬曆皇帝上任的時候年僅十歲，因其父隆慶皇帝酗酒中風駕崩而倉促繼任。萬曆上任的時候，內閣隻剩下了兩名成員，一個是首輔高拱，一個是次輔張居正。他們是多年的政治夥伴，但因性格不合，同時張居正的上升態勢對高拱造成了一些威脅，兩個人產生了矛盾。而在萬曆小皇帝上任之前的三位皇帝，把國事搞得很糟，武宗皇帝十六年，世宗皇帝四十五年，隆慶皇帝六年，這六十七年是明朝中期，也是明朝由盛轉衰的六十七年。
武宗繼位的時候十六歲，朝中“八虎”幹政。“八虎”中最大的“老虎”就是劉瑾。這“八虎”作亂了五年。“八虎”被朝中清明的政治官員設計除掉之後，又出來一個佞臣江彬陪王伴駕。武宗晚期又出現江西寧王朱宸濠叛亂。這十六年，武宗皇帝不問國事，是明王朝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折點。
接著是世宗皇帝在位的四十五年。世宗是武宗叔叔的兒子，跟武宗是堂兄弟。武宗沒有子嗣，所以要在皇族的近支裏麵找一個皇位繼承人，找了兩個候選人。最終當時的首輔——明代有名的才子楊慎的父親楊廷和左右權衡，覺得世宗合適，就把他請入北京繼位，並跟他約法三章。第一，過繼給武宗的父親；第二以武宗弟弟的身份來繼位；第三從此不能提及自己的生父。世宗繼位以後想要廢除“約法三章”，於是當時朝廷中所有道統領袖人物全部都跟他對抗。明代道統和正統之間的鬥爭在這個時候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楊廷和後來辭官歸隱後，世宗就想籠絡楊慎。楊慎堅持其父的政見，結果被打斷了腿，被流放雲南，終身不赦。這樣一來，世宗從繼位的第一年一直到駕崩，就沒有過過舒心日子，而知識分子和朝廷的矛盾也沒有緩解過。這就客觀上造成了大量的知識分子不關心國事，崇尚空談，去修佛、談禪，去喝茶，研究茶道，我國的工夫茶就是在這個時候創立的。世宗當時一心怕他的敵人活得比他長久，總是關心：楊慎現在怎麽樣了？別人都放了，唯獨楊慎不能放，因為楊慎是知識分子領袖。在這種情況下，他就千方百計想要長生不老，便大煉丹藥。嚴嵩就是幫他煉丹、寫讚美詩即青詞的高手，所以他很信任嚴嵩，大權都交給嚴嵩。明朝中期，內憂是由武宗造成的，外患則集中在世宗時期。在南方，東南沿海的倭寇作亂，主要侵襲廣東、福建、浙江和江蘇。而在北方，韃靼在河套地區作亂，國家局勢可謂內憂外患。
接著是隆慶皇帝在位的六年，內閣成員高拱和殷士儋兩個人大搞黨爭，國事荒廢。萬曆繼位之後，免除宰相高拱的職務，讓張居正接任首輔。這個事情在曆史上有很多非議，有的說是張居正參與了陷害高拱。但是高拱遣回原籍以後，張居正給了他很多的保護，讓他安度晚年。
其次，貪官、庸官大行其道。當時國庫是年年虧空，北京的潮白河過去叫潮河和白河，這是用張居正上任後批的一筆錢打通的。當時隻有這筆錢，要麽用於潮白河工程的後續款，要麽用於鎮壓廣西荔波的瑤民造反，要麽用於新皇帝登基大典的費用，國庫裏麵就剩下這麽六十萬兩銀子。雖然國庫空虛，但當時北京達貴官人的生活還是非常奢侈的，一頓飯要準備一個月，食材全部是天下奇珍。各大利益集團的盟主們，簡直是富得流油。而且北京城號稱天子腳下，鳳子龍孫，北京的小老百姓都是大爺。地方上的縣長、縣令到北京匯報工作，大爺都可以欺負你，沒有體麵，沒有尊嚴。皇帝的聖旨離開了北京就沒人執行。前幾年有句話叫“政令不出中南海”，在張居正改革之前就是這種情況。大部分官員人浮於事，崇信江湖術士，一天到晚就在北京搞各種堂會，各種交流，大談玄學，世風日下。
（二）張居正萬曆新政的舉措。
民間有句話，要製服瘋牛就要把牛鼻子抓住。張居正覺得其他事情都可以暫緩，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做，就是懲治腐敗。懲治腐敗真正的目的是要整頓吏製，改變幹部隊伍的素質和工作作風。治本在這個地方，腐敗是標，製度是本。
第一步，他首先在我們祖宗設置的政治製度裏麵尋找突破口，開始重樹“京察”，就是監察所有的京官。過去有這個製度，但考察是走過場，張居正把走過場變成認真考察——第一，所有的局級幹部全部由吏部和都察院兩家聯合考察，所有副部級以上的，就是侍郎以上的官員直接由皇帝考察。考察表設計得非常科學，隆慶皇帝上任六年以來，官員每年做的工作、每件工作的結果如何，一件一件地捋，這是一個內容。第二，不準誇耀自己的成績。考察表的最後一欄必須寫“六年來我沒有恪盡職守，去留聽憑皇上製裁”，必須統一規格，要聽皇上的製裁。這樣就為徹底罷免庸官留下了一個方便之門。以此手段，三個月後裁撤庸官貪官三千餘人。所有被免職的官員一律在一個月之內返回原籍，不準待在北京，這就分散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步，張居正創新了公務員管理製度，發明了“考成法”，就是考察每個人的成績。他把每個官員每年完成的工作做成一式五份的本子——內閣一本；都察院一本；當事的衙門，比如說發改委、國土資源部，主管的部門拿一本；當事的地方，湖北或者江蘇，拿一本；本人拿一本；共這五本。比如說現在講黃河治理，公布某月某日開會，記得很清楚，哪幾個人參加，決定朝廷撥款到什麽地方，治理黃河的哪一處堤段，然後皇帝什麽時候批複的，都要詳細記錄。比如說治理黃河的是河南府，河南巡撫收到批複以後，什麽時候給黃河治理委員會的，都要簽到，然後派巡視組監督，每個進程花多少錢，是怎麽花的，幹什麽事情，這五個本子的記錄必須完全一樣，超過三年沒有完成工作就不予以提拔。這樣一來，中央和部委以及地方政府辦事拖拉、互相推諉、談禪論道之風一掃而空，大大促進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第三步，清理驛遞。“驛”就是我們今天說的迎賓館、政府招待所。“遞”就是我們的交通工具。今天我們的公車不是也要搞改革嗎？張居正第三步就是搞公車的改革，搞樓堂館所的改革。
明代公務交通工具的使用非常泛濫，每年國家財政都要花很大一筆錢在這上麵，特別是官員離開北京到地方去上任，地方官員來北京述職，驛館、招待費用全部由政府開支。起初什麽級別的官員坐什麽樣的車轎、坐什麽樣的官船都有規定，但是後來製度鬆弛，每一個驛站的費用都要超出數倍。能夠享受驛遞的人持有一種牌子，叫勘合，這個勘合是由吏部和兵部發的。這兩家合起來發你一個勘合，就是今天的護照。比如說我熊召政使用的是甲級勘合，那麽依照製度，允許擁有一台轎車，帶五個隨從。到明朝中期，接待規格越來越高，勘合發得越來越多。地方驛站的負責人見了勘合，都必須要接待，到最後演變到出境迎接，還要出境禮送，還要贈送當地的土特產，一個官員上任一次，最後七八個馬車全是滿的，這就滋生了腐敗的土壤。張居正宣布廢除所有舊勘合，以新勘合為準。新勘合明確規定各級官員的出行標準並嚴格執行。這樣一來，一年能節約幾百萬兩銀子，一舉彌補了國庫的空虛。
第四步，整頓國防。張居正在當次輔的時候分管兵部和禮部，所以對國防工作非常熟悉。他上任之時，東南的倭患已經平息，但是北方的蒙古韃靼之亂尚未消止。他首先加強軍事部署，把戚繼光調到北京來，任薊遼總督。然後加強遼東和山西大同的衛戍力量，從此北京無戰事。第二，攢錢修長城，從遼寧九門口一直到居庸關，都是用擠出來的財政收入修的。
張居正用人重賢不重親。有一個很生動的例子，他的同科進士汪伯昆跟他的私人關係很好，時任湖北巡撫。汪伯昆聽說老同學現在當了首輔，欣喜若狂，認為好日子來了，他就寫信，想到北京來。張居正還真給了他個麵子，把他調任兵部左侍郎，相當於兵部常務副部長。汪伯昆上任後接到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視察北方九處邊防要塞的設施。汪伯昆是個文人，特別喜歡寫詩，他出行視察，到哪兒就要把當地的詩人找到一起開詩會，這一路走到遼寧，走到山西，走到陝西榆林，走了一圈回來，比原定計劃晚了一個多月。張居正看到他的視察報告，認為他沒有做深入的調查，與自己所需要的東西相去甚遠，在上麵批了八個字——芝蘭當道，不得不除，意思是說即使是最好的靈芝、最好的蘭花，可是長在高速公路上，也一定要鏟掉，因為長得不是地方。就這樣把老同學、好朋友免職了。與此同時，還有很多在過去受過處分的優秀軍事將領在他的手上重新獲得重用。
他用人還有一個特點，升其職，不挪窩。比如說某個縣委書記幹得很好，政績有了，給他升個副市長，管一個不重要的事情，遠遠沒有當縣委書記有用。張居正認為如此不行，不利於發揮官員的特長。戚繼光的使用就這樣，最終他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掛的是兵部尚書銜，就是給他升到這個級別，但是不能挪窩，還得當這個官。這一點他用得很活，在他手上有處級的縣長，也有正廳級的縣長。
第五步，禁絕清流。清流是一天到晚議論朝廷哪件事做得不對，但是要真交給他們去做，可能一件事也做不成，所以張居正說官場禁絕清流作風，少議論，多實幹。這也是張居正死後牆倒眾人推，士族大戶的利益集團和清流知識分子聯合起來反攻倒算的原因之一。
關於禁絕清流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當時民間的意見領袖叫何心隱，江西吉安人。何心隱一天到晚慷慨陳詞，批評朝政是頭頭是道。張居正在翰林院工作的時候，在一次聚會上，聽他誇誇其談。會畢，張居正一言不發，走的時候慢悠悠地說了一句話：“我看你像一隻很想展翅騰飛的大鵬鳥，可是你這一輩子就是飛不起來。”說完就走了。何心隱說：“這個人是誰？”“這是我們翰林院的張居正。”何心隱黯然：“他年殺我者，必此人也。”那時張居正才二十九歲。結果張居正當了首輔，何心隱就在湖北被處死。其後，張居正用皇帝的詔旨命令禁閉全國的私學，鉗製了言論。從今天的社會環境來看，這一點肯定不妥，但是當時換回了改革的平穩環境。
第六步，也是最艱難的一步——抑製豪強。豪強就是各大利益集團。孟子說過一句話，“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就是說要當好國家領導人不困難，隻要把各個豪門大戶全部籠絡好、照顧好，江山就穩固。但是凡改革就是要把這些巨室的利益削弱，把他們的勢力減弱。
張居正深知最大的利益集團是皇室，就首先拿皇室開刀，征收子粒田稅。過去皇室的成員都有免稅的田，就是國家送的，這田叫“子粒田”，一年子粒田免去的總稅額相當於國防的總開支。他找到李太後，說服她，讓乾清宮的子粒田首先交稅。李太後為了兒子的政權同意交稅。
宦官集團是第二大利益集團。當時有內相、外相之說，外相就是宰相、首輔，內相就是大太監。太監機構分為二十四局，機構龐大，一年消耗的經費很多。張居正跟大太監馮保約談，要節約經費，馮保以提拔一個親信當巡鹽禦史——當時最肥的一個官作為交換。張居正改革團隊核心層的同僚都很生氣，說：“你老講改革，老講要反腐敗，這不就是最大的腐敗嗎？你怎麽還答應了呢？”他解釋道：“為了長治久安，宮府之間不得不做交易。”言外之意，我重用一個貪官，換來殺一千個貪官。我用他也不是說對他放心，而是最終找到更好的證據把他幹掉。政治是要講交易的，是要講節奏的，否則改革將一事無成。
第三個是清流集團。山東的衍聖公，是孔聖人的後裔，良田很多，每年到北京來朝拜皇帝一次，這是製度。每次朝拜，他都會帶很多隨從，在孔府裏麵帶很多土特產品，一路叫賣到北京，在北京住幾個月，車隊再浩浩****地回去。張居正認為，聖人歸聖人，規矩歸規矩。針對衍聖公製定了嚴格的規定：每次來京幾輛車、幾個人、行程是多遠、沿途接待的規格是什麽。如此一來，很多人就知道了，張居正這個人惹不起。然後是江西龍虎山的張天師，過去是一品官位現降為六品。之前亂賞的官，張居正一個個予以收回。
改革的曆程大約持續了六年。張居正一麵撥亂反正，一麵推行改革，兩手都在抓，不是單兵突擊，而是協調發展。六年之後，全國的官場風氣有了根本的好轉，國家的財政狀況也有了根本的好轉。
有此基礎之後，他才推行了改革最重要的一項——一條鞭法。
因為古代最大的資源就是土地，而天下土地的百分之八十掌握在豪強大戶的手上，而且其中很多田地免稅。這樣一來，國家的財稅大量流失。新製度的推行非常艱難，張居正和戶部一起製定丈量土地的弓，這張弓白天量，晚上收回。層層監控，防止有人從中搞鬼，一定要把真實的數據量出來。花了整整三年時間，多清點出了二千多萬公頃土地。在這個基礎上，按照這個土地麵積來交稅，這樣一來，土地歸屬明晰化，重新編製天下黃冊。黃冊由戶部右侍郎掌管，在北京存一份、南京存一份，涉及每一畝土地的使用情況。
土地清點工作完成之後開始正式推行一條鞭製度。這個一條鞭是什麽意思呢？過去一個農戶交稅，分稅、賦、徭、役。“役”就是出勞力，比如要河道治理，每家一畝地出十個工，不管家庭情況怎麽樣，都得出這十個工。然後就是糧，一千公斤糧食分若幹個地方交，有遠有近，最遠的地方有上千裏，還得挑著二百斤稻穀到那兒去交，農民苦不堪言，稅收管理也非常艱難。後來張居正規定，根據新的土地定額，農民可以不出工，按照當時的物價，一個工是十個銅板，十個工可以出一百個銅板代替。也不用去異地交糧了，就在家門**錢，有專人來收糧食。這樣一來，就把國家管理從以物易物的方式變成貨幣化管理，促進了社會組織的發育。
這就是張居正改革的十年。其實他還有更大的計劃，但是因罹患直腸癌，半年以後死在了任上，享年五十八歲。假設曆史再給他十年，中國的資本主義說不定就會提前到來。我們現在學的曆史課本中提到的明代中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實際就是張居正的改革促成的，萌芽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張居正的改革還限製了皇室的權力。皇室不能隨便動用國庫的錢，曆史上也是從他這兒開始的。他為了限製皇室消費，搞了兩家“銀行”，一家叫皇家供用庫，皇室用的錢在自己皇家供用庫裏開支：一家是太倉，歸戶部，負責老百姓和朝廷官員的費用支出，分灶吃飯。每年年底核定第二年的費用，由皇家的內相和外相聯合核定皇家今年有哪些開支，要用多少錢。同時明確了皇家供用庫的資產來源——天下的礦山給皇室，流通領域裏的專賣權給皇室。天下的賦稅歸太倉。這種改革是曠古未有的。
四、張居正改革的成果。
第一個成果，重新樹立了中央的權威。張居正改革從客觀意義上來說延緩了明王朝衰落的進程，沒有他，也許明朝在萬曆時期就完結了。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國家機器還能夠照常運轉，憑的就是改革的財富和積累。
第二個成果，促使國家建立了貨幣化管理的現代製度。大量的社會專業化組織開始發育，商會、工會應運而生。
第三個成果，文官體製得以加強。明代最後完善了文官體製。現在我們說英美的文官體製借鑒了中國，就是總統可以換，內閣可以換，整個文官體製是不動的。在張居正改革期間，出現了終身公務員的文官體製。在此之前，內閣是個辦事機構，在此之後它成了中央的決策機構，皇權受到了極大的製約。這是張居正改革最重要的幾個貢獻。
五、萬曆新政的啟示。
通過研究張居正這麽多年，我認為所謂改革就是理順治理結構，解決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合理性，以及財富分配的合理性問題。明代從朱元璋開始到崇禎結束，十六位皇帝，沒有明君，但是有明臣，張居正就是明臣，也隻有張居正這個明臣。所以有曆史學家評價，“明隻一帝，朱洪武是也”，意思說明代隻有一個皇帝，那就是朱元璋，其他的都不作數。“明隻一相，張居正是也。”如果要選兩個人來代表明朝，那就是朱元璋和張居正。
明代的清流是很厲害的，不管麵對多麽強大的權力，明代道統的人物也是不屈服的。在張居正改革期間，明代的清流領袖鄒元標——二十六歲的新科進士，在已經有一百多個人被廷杖、被打得鮮血淋漓的時候，敢於遞上自己的狀子，痛斥張居正是衣冠禽獸，最後被打斷腿，發配到貴州。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把鄒元標當作寶貝，調回京幾年之內就官拜都禦史，按照今天來說就是中紀委書記。鄒元標就任後對皇帝的所作所為嗤之以鼻，寫出言辭激烈的意見書呈給萬曆皇帝，結果又被貶職回去。後來到了崇禎一朝，鄒元標又回到朝廷，他晚年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鍥而不舍地為張居正平反。他是唯一一個被張居正打成殘廢，最後又當了高官的。明朝還未滅亡之時，他就看到整個明王朝大廈將傾，他拄著拐杖立在崇禎的大殿裏長歎：世上已無張居正。我年輕的時候是多麽荒唐啊，我去反對他，他才是國家之棟梁。張居正感動了鄒元標這樣的政見領袖。
張居正任宰相的第二天，給他的同學、當時大同指揮使吳兌將軍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皇帝錯愛讓我出任首輔之職。我年輕的時候就有一個夢想，富國強兵。今天我能夠在這個位子上實現我的夢想了。這就是他的“中國夢”——富國強兵。在實現這個理想的過程中，“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他是這樣說的，也真是這樣做的。所以改革第一個啟示，就是需要有帶頭“強渡大渡河”的勇士。
第二個啟示，張居正善用政治智慧。革命是暴風驟雨式的，所有的開國之君幹的事都是革命，所有的明君幹的事則是改革。革命就是要打破壇壇罐罐，從頭再來，改革就是要理順所有不順的東西，讓社會治理得到的一個完善。這一點上，張居正說：“畢其一生，我有兩個字可以擔當——耐煩。”改革要特別耐得下細煩，不要怕麻煩，改革就是把一件一件很麻煩的事理順，這要有耐心，要有智慧。
張居正的老師徐階在出任首輔之後寫了一個座右銘掛在自己的辦公室裏麵，“還威福於皇上，還利益於萬民”。他覺得嚴嵩玩弄了世宗，老百姓已民不聊生，他要把這個事情理順，但是曆史沒有給他機會。要做到這個事情首先要做到兩點：第一，要弄清楚什麽是皇帝應該享有的威福，威福不是權力的濫用，而是尊嚴；第二，什麽是老百姓應該得到的利益。徐階提出來一個很好的命題，張居正的改革就一直在做這道命題。
張居正死後遭到了清算，原因隻有一個——他得罪了皇室這個最大的利益集團。他雖然保全了皇帝的威福，但是皇帝認為自己的威福應該是無邊無際的，而張居正認為這個威福應該是有限度的。張居正的改革得罪了巨室，所以在專製時代他的悲劇結局是難以避免的。
今天我們在推行改革，時代背景、政治環境等因素已經大相徑庭，改革的難度比張居正時期要困難得多。首先，張居正改革不必看外國人的臉色，那個時候沒有“地球村”這個概念，沒有國際大家庭，隻有中華大家庭。今天我們推出一個改革措施，美國在看著，歐盟在看著，日本在看著，印度在看著，中東也在看著，中國在國際環境之中既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照顧到全球的秩序。第二，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改革的是國家的稅收體製，利益主體比較單一。我國現今所有製成分非常多元，針對每一個利益集團改革的方式也比張居正那時候要複雜、困難得多。但是對於改革的擔當和憂患意識，應該是一致的。
我在動筆寫《張居正》的時候是1998年，設想2002年我的書寫完，一定是一個子夜，那個時候萬籟俱寂，一定是一個秋天或者冬天。來到這一天的時候，果然是一個初冬的晚上，果然也是半夜，我就寫了玉娘殉情的這一段。寫到張居正的改革最終點，不禁心生悲憫：蒼天呐蒼天，你們看看挽救了大明王朝的人，隻有一個弱女子為他殉情。刹那間潸然淚下。後來想，為什麽我對張居正寄予這麽深的一份感情，是因為我自己涉世日深之後，知道耐煩的分量，知道政治智慧和勇氣是多麽難以兼於一身，有智慧的人不見得有勇氣，有勇氣的人往往智慧又沒有那麽高超。但是這些都賦予了張居正，卻不給他壽命。這就證明我們民族的路還很長，民族的精英們一程一程地在為民族的前途、生死存亡而奮鬥。今天也是一樣。我們相信，改革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謝謝大家！
提問1：熊老師，您好！非常認真地聽完您的講座，感覺您風趣幽默、娓娓道來的風格非常引人入勝。我有一個小問題想請教您一下：每個朝代開始的時候似乎都非常勵精圖治，然後到中後期就開始腐敗，包括明朝也是，張居正改革就是在明朝中後期。您剛剛在講座中也提到，他的改革實際上隻是為明朝延緩了衰落和最後走向滅亡的進程。您剛剛也講到，他之所以死後被清算，其改革成果都消失殆盡，就是因為他得罪了皇室集團。那如果他前期做好哪些功課，改革的成果就可以延續呢？改革成果如何保持延續性、連貫性，不再反彈？
熊召政：張居正的改革，第一，如果他做好功課，就是把皇室的利益處理好，我相信他的智慧是足夠的，但是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限製皇室的權力，如果他不去這樣做，那就等於沒有改革。
第二，王朝周期律好像是曆史上一個宿命的問題。世上有民族永遠存在，像中華民族、德意誌民族，很多都存在，但是王朝不見得都存在。這同樣有一個周期律的問題，改革就是延緩它，而不是最終讓它永遠存在，從曆史的規律來看王朝永存這點是不可能的。
第三，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中國兩個最短命的王朝對中國的製度創新貢獻最大，一個是秦朝，一個是隋朝。秦的度量衡、書同文、郡縣製，很多政治製度和社會管理的創新，今天還在用，但它最短命。還有一個隋朝，科舉取士，一舉推進了中國文官製度，解決了國家選拔人才的來源問題，它也很短命。這就是改革在一種什麽樣的力度下、什麽樣的節奏下才不會傷及自身，這是要技巧和智慧的。但是“改革”這個詞又決定了必須要改變這些東西，才叫“改革”，才叫“創新”。改掉以後，新的遊戲規則對存在於過去的遊戲規則提出了新的挑戰，這個問題隻有留給大智大勇的政治家們去思考解決。謝謝！
提問2：謝謝熊老師。我想提一個問題，回顧中國曆代王朝的改革家，其實是不少的，比如說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的改革。在這些代表人物當中，您為什麽會選擇明朝的張居正？您和他之間有什麽淵源，為什麽會選擇這樣一個人物來作為創作的題材？第二個問題，繼《張居正》之後，您的下一部作品是什麽，能不能透漏一下？
熊召政：謝謝你問了一個我非常願意回答，也關係到我個人對曆史的評價和看法的問題。我昨天說了一句話，在《張居正》著作裏麵我們看到，很奇怪，他對他前任的兩位改革家都有一些瞧不起，他認為商鞅的性格過於嚴酷，王安石過於一廂情願，認為他們在政治上缺乏成熟。
我之所以選張居正是因為明代的某一些社會形態跟今天極為相似。當下的中國跟商鞅時代的中國相去甚遠，跟宋朝整個的運作模式也不完全一樣，但是跟明代很像。我甚至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多社會製度的建立來自於兩個體係的結合——蘇聯與明朝。曆史上我們繼承的是明朝，引進外來的文化，引進的是蘇聯，所以我覺得，如果寫張居正，對當下的借鑒意義可能更豐富一點，更生動一點，引發思考的空間可能更大一點。這是我選擇寫張居正的原因。
提問3：熊主席您好，我想問一個問題。剛才聽到您講，到了明朝後期，崇禎皇帝的身邊有一位人士，他看到國家混亂的情況，感慨地說“世間已無張居正”。張居正確實是一個古希臘悲劇式的英雄人物。但是在他死後，他的那些改革措施、改革成果逐漸又被侵蝕掉。您覺得咱們在改革過程當中，究竟是需要一個類似於他這樣的英雄式人物好呢，還是建設一個更加完善的製度來保證而根本不需要他這樣的人更好呢？謝謝。
熊召政：這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是製度與精英這兩者我們依靠誰？一個國家的治理，我們是依靠一個好的製度，還是依靠一個好的精英團隊，包括一個單位、一個公司都是這樣的。
一個好的製度是為了保證好的精英不被扼殺而出現的，一些好的精英也可以保證一個完美製度的誕生。美國的誕生就是幾個優秀精英在一起做的事情。所以這兩者是互補的，沒有好的精英，誰來創造這個製度？沒有好的製度，我們的精英怎麽脫穎而出？精英和製度這兩個東西，我們不要把它們對立起來看，要把它們放在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來看待，實際上是一個問題。
辛棄疾當年寫過一首詞，“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精英看到好製度，會心曠神怡；好的製度碰到了精英，會錦上添花。謝謝！
2014年8月23日
在國家發展改革委青年文壇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