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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時有一位幸臣，叫紀僧真，從齊高帝蕭道成起，到齊武帝蕭賾，一直被視為心腹。齊明帝蕭鸞上台，這個殘酷地殺盡所有王室子弟的皇帝，獨對他寬大為懷，認為“曆朝驅使”，係有功之臣，“待之如舊”。《南史》、《南齊書》均有其傳，雖在《幸臣傳》裏，但聲名尚佳，無大垢跡，在蕭氏父子心目中，是頗可倚重的部屬。

讀其傳略，在蕭道成還未篡宋前，他早就看出奪權野心，在謀取帝位的過程中，紀是參與機密謀劃甚至是拿大主意的近臣。蕭道成廢立稱帝後，論功行賞，當然少不了紀僧真的一份。所以，位高權重，很受信任。

“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跡下名”，也就是要他處理文件，並授權他代自己簽署頒布，最後連蕭道成都搞不清楚，究竟是他自己簽的，還是這位親信的手筆，這足證明他被信賴和依靠的程度。模仿他人的手跡是一門學問，沒有一定的筆下功夫，諒也難以臨摹得十分神似。由此大致了解紀，盡管是侍候人的人，但決非凡庸之輩。

《南史·紀僧真傳》稱：“兄弟皆有風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真子交卿，甚有解用。”看樣子，這一家人具有相當文化水準，自是毫無疑問的，官也做得不小，應該說是齊政權的既得利益階層，可以滿足了。然而，如何稱之為滿足，卻很難有一個標準。一個餓極了的人，得到一個饅頭，就謝天謝地了；一個百萬富翁，給他一個金饅頭，也許還覺得不稱心的。

齊武帝蕭賾陵

問題在於他是由小官吏漸漸爬到高枝上來的，身居崇位，心病難祛，在延續魏晉“九品中正”的南北朝時代，詰究門第觀念。凡出身低微、門戶卑瑣者，不管你多麽得意，那靈魂深處，總斷不了發虛、矮人一頭的弱勢心理，是很難擺脫的。劉禹錫有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今天我們讀起來，隻有滄桑感，而在南朝人讀起來，那就是解放感，兩者體味是不同的。

這種一生下來就高人一等的門第觀念，就像天賦神權一樣，有這份從娘胎裏帶來的本錢，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沒有這種值得驕傲的資本，隻好耷拉腦袋，怨自己投錯了胎。在中國曆史上，很流行過的門第觀念，甚至到了20世紀後半葉，在某些人的腦袋裏，還陰魂不散的。“唯出身論”，“唯成分論”，“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等等，就是這種封建意識的延伸。其實，誰都知道，革命的目的，本是追求平等，本是要消除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象，但在一些人腦海裏，封建餘毒未能徹底肅清，到了“文革”，極左思潮便泛濫成災，遺患無窮。

由此可以想像南北朝時代，那些出身豪門貴族階層的士大夫名流之流，該是多麽地自以為了不起，多麽地神氣活現，蠻橫跋扈了。也許官沒有幾大，錢沒有幾多，勢也沒有幾強，但自以為有資格公開地或打心眼裏看不上平民階層的人，不但恥於為伍，不通往來，以示清高；甚而至於界限嚴格，涇渭分明，不能同坐在一條板凳上。

這一點，連齊武帝蕭賾也為他抱不平。“僧真容貌談吐，雅有士風，武帝嚐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然而，即使皇帝說了，也不能去掉紀僧真這份上不了台盤的心結。中國人從古至今，為這種莫名其妙的出身負擔，不知增添了多少苦惱？紀僧真那個時代，一個非名門望族出身的人，在官場或學界，總有抬不起頭來的感覺；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三代貧農、血統工人又成了香餑餑，知識分子定為臭老九，人人得以再教育；改革開放以後，政策務實，講求進步，於是，一個人的經濟實力或者一個人的知識能力，成為具有發言權的衡量標準。這樣，過去隻擁有出身成分的優越感，在政治上占優勢的人，顯然發現自己發出的聲音，大不如以前那樣響亮而語驚四座，於是對變化中的中國持搖頭態度，恐怕就是這種失落的逆反心理了。

但仔細想想，也沒有多大道理。其實，不管好出身還是不好的出身，是紅馬褂還是黑馬褂，自己是幾斤幾兩，實質是不會大變的。紅五類，既無必要為之驕傲，黑五類，也無必要為之自餒。可是，社會風氣會形成一種習慣勢力，對人的心理會產生出催動和擠壓的功效，而往往不能自拔。我記得，“文革”初期，紅衛兵初起時，凡出身於高幹、革幹、普通工農和五類分子的子弟，誰入、誰不能入、誰戴什麽質地的袖箍，都是以家庭出身來區別的。入者，全國串聯，狠批猛鬥，氣宇軒昂，革命小將；不入者，心灰意懶，沒精打采，自感形穢，革命對象。這一切，說明一旦潮流湧動，不可抑止，就能起到左右人心的影響。紀僧真又怎麽能夠完全擺脫世俗的陋見呢？一定要使自己士大夫化，便是他努力奮鬥的目標。

這位有士風但非士族，為此感到很遺憾也很痛苦的紀先生，雖然已經給自己兒子娶了一位出身華族的女兒，門望有所改善，還嫌得不很夠。仗著與皇家過從甚密的老關係，終於向齊武帝提出來，希望靠聖上的關係來改變一下本人的狀態。皇帝感到為難：“卿要做什麽官，朕可以給卿，但卿定要做士大夫，卻不是朕說了算的。”想了一會兒，“卿何不去找一下江呢！那位大學士可是士大夫階層的領袖人物呀！”《南史》記了一段他去拜訪江的經過：“僧真承旨詣，登榻坐定，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非天子所命。’”紀僧真本打算敦請這位文化巨擘，給他一個麵子，名列士林，能夠參加名流協會，名片上可以印出什麽什麽會員的頭銜，哪怕掏腰包自費出書，雇人評論，隻要能加入你們這支隊伍就行。想不到那位大學士還挺古板，叫傭人把胡床挪得距離來訪者遠些，不願沾非同一階層人士的邊兒。

孝武帝

像這類讓非我族類的客人碰一鼻子灰，令其掃興而歸的例子，江不是第一位。就在上一朝劉宋時代，有位叫王僧達的尚書右仆射，也幹過這樣不給人臉麵的事情。他的鄰居，是皇親國戚，宋孝武帝劉駿的表兄弟，撫軍參軍路瓊之。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人家很客氣，抱著恭恭敬敬的態度登門拜候，這個真正出自烏衣巷的王謝子弟，哪把這個出身寒微、門第低下的路瓊之放在話下，故而接待失禮，不屑理會，有意怠慢，一臉的看不起。更甚者，待客人告退後，王僧達讓下人立刻把他坐過的椅子，拿到門外燒掉。路瓊之知道此事後，哪受得了這等羞辱，哭著向姑姑路太後告狀。太後也大為惱火，我還活著就這般欺侮我娘家人，要劉駿嚴辦王僧達。皇帝深知這些世家子弟的臭毛病，便勸他母親：“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詣，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罪？”

紀僧真遇上這樣令他尷尬的場麵，隻好碰壁而歸，從此，也就沒了興頭。

因為記史的官自是士大夫無疑，所以，對一心要擠入名門望族當士大夫的紀僧真，是以一種嘲笑的口吻，來講述這段故事的。雖然紀僧真這種虛榮心不足為訓，但按《南史》和《南齊書》所說，他確實並不比別的士大夫差到哪裏去，他努力提高個人及家庭在等級社會中地位的努力，希望能夠上層次，有機會進入高水平的交流聚集之中，這沒有什麽值得恥笑的地方，實際應該值得尊敬的。

要是中國曆史上所有大老粗出身的幹部，都有這份進取之心，不以外行領導內行為榮，不以修理知識分子為業，中國肯定早就大為改觀了。紀僧真沒有打皇帝的旗號，硬逼著人家認可他是文化界的行家裏手；也沒有通過上級指定的辦法，混跡文壇，指導作家，指手畫腳，自封導師。即或說這個紀僧真附庸風雅，混跡儒林，也沒有什麽好指責的，總比鐵定一顆心去做貪官汙吏、奸臣賊子強呀！他希望從此可以使自己的周圍，多一些知書識禮之人，博學鴻儒之士，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難道有什麽不妥麽？

每當讀史至此，心裏倒不以作史者為然，紀僧真有要求過分嗎？我以為未必。

相反，中國的士大夫，也並非像自行標榜的完人、聖人那樣清流、清高，不見得比紀僧真更令人尊敬，除不多的硬骨頭外，大多數在強者麵前成為弱者，而在弱者麵前馬上又成強者。這種羊前為狼、狼前為羊的兩麵性，就以江為例，也難免如此的。當公元494年，南齊的蕭鸞，先廢鬱林王，後廢海陵王，自立為帝的政治動**期間，這位江先生既不讚成采取非正常的政變手段，又不敢得罪主持朝政的蕭鸞集團。政權變易之後的大開殺戒之際，讓他去出席新政權聚會，嚇得他不能不去，不去也許會殺頭，去了又怕落下篡立的助紂為虐的名聲，壞了一生名節。怎麽辦，於是，假裝喝得大醉，酒精中毒，人事不知，嘔吐一車，就這樣，落一個去了等於沒去的結果。這種首鼠兩端的軟弱行為，不正說明令紀僧真高山仰止的大學問家，同樣不過爾爾嗎？

人們總喜歡笑話別人，卻很少笑話自己，這恐怕也是知識分子應該自省的一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