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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非正常死亡的一對叔侄，均出身於南北朝頂尖貴族家庭之中。
靈運
謝氏原為中朝衣冠，祖籍河南陳郡陽夏，南渡後，經晉、宋、齊、梁數朝的繁衍生息，以深厚的中原底蘊，悠久的華族背景，在秀山麗水的鍾靈毓秀下，在景色風光的陶冶熏染中，成為才士迭出，秀俊相接，文章華韻，名士風流的大家族。劉禹錫的絕句“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就是南北朝兩大豪門終結的一闋挽歌，但六朝古都的昨日輝煌，仍會從這首絕句中勾起許多想象。
在陳郡陽夏謝氏族譜上，謝靈運與謝朓，雖為叔侄，在詩歌的革命運動中，他倆更像是聯袂而戰的親兄弟。倘無他倆犁庭掃穴的努力，篳路藍縷，開創山水詩的新局麵，中國詩歌在魏晉玄言詩的桎梏中，不知還要束手束腳多少年。謝氏門庭中走出來的這兩位詩人，謝靈運結束了玄言詩，開創了山水詩的先河；謝朓的詩風，更為後來盛唐詩歌的勃興，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兩謝死後，後繼乏人，謝氏門庭也就結束了麈尾玄談、雅道相繼的文化傳統。此後，石頭城裏，蔣山腳下，剩下的隻有朱雀橋畔的綺麗往事，烏衣巷口的淒美回憶。
南北朝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戰亂特別頻仍的年代，南朝殺過去、北朝殺過來不算，自己在內部還殺個沒完沒了，刀光劍影，血雨腥風，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凡一個社會，人們的生命處於危殆和恐怖之中，大概是出不了什麽文化大師，思想巨人的。幸好，劉宋元嘉之治，在江東，有了一段相對平穩的年月。於是，謝靈運掀開文學史的新的一頁。
魏晉時期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遙遊，常酩酊醉，做頹廢狀，講求清高，崇尚無為，終日空談，語必黃老。反映在文學上，便是鍾嶸批評的那種“理過其辭，淡而寡味”的玄言詩。而謝靈運始興的山水詩，則是對這種空泛詩風的一次反撥。
謝靈運在人品上，確有許多值得異議的地方，但在文品上，卻從來不用扳倒別人，或咬誰一口的辦法來突出自己。他是憑自己的實力，憑自己的才華，憑自己靈感和想象，憑自己的辭章和文字，憑自己大量作品，實踐自己的文學主張，才蔚然成風，披靡詩壇的。
他曾經很誇張地鼓吹過，天下文章的才華，一共隻有一石，曹植占去八鬥，他自己得一鬥，餘下的一鬥，便是古今文人共分了。曹植獨得十分之八，謝客這樣說，大有溢美之嫌；但他自認能得十分之一，倒也不是故作謙遜。他很狂，狂得讓人討厭，然而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他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他的詩，他的文，他的畫，稱量起來，一鬥之才，也還符合事實。
雖然在文學史上，並稱“陶謝”，領一代**。但陶潛生前是不怎麽出名的，死後經昭明太子的鼓吹，才漸漸紅起來。而謝靈運活著的時候，就是舉足輕重的詩壇領袖，是個非常有知名度的文人。某種程度上說，他在當時詩歌領域裏，是位很前衛的先鋒派，開山水詩的先聲者。
“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遍，名動都下。”在中國文學史上，他的成就不但具有改革一代詩風的始創意義，而且在藝術上也達到了相當高度。謝靈運的詩，曾被《詩品》譽之：“為元嘉之雄。”晚至明代的陸時雍，在他的《詩鏡總論》裏還說：“熟讀靈運詩，能令五衷一洗。”可見評價之高。
正因為這點才，謝敢十分的狂，和現在有些人，沒有什麽才，隻不過一點小聰明，因緣時會，寫出一點小東西，便眼睛長到頭頂上去；其實，不過是可憐的傻狂，兩者不可同日而語。凡有點真才華的文人，都少不了程度不同的狂，但謝客的狂，狂得太厲害，狂得太過分，狂得太大發。狂得陷在了悖謬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後，付出砍頭的代價。
宋文帝
宋文帝劉義隆早就想幹掉這個狂人，苦於找不到口實。正好，有人檢舉在廣州的他，要起兵謀反，於是，下令棄市。
臨刑那一天，他還來勁，提出一個絕對屬於詩人意氣的要求，希望將其胡須剪下來，施舍給南海祗洹寺，作為塑維摩詰羅漢像時用。這位出身王謝世家的大詩人，是個貨真價實的貴族。而謝家子弟，無不風流蘊藉，令姿秀群，謝客尤富陽剛之美，那部於思於思的大胡子，倍增豐采，令人心儀。
一直到唐代，他的胡子還在羅漢塑像上完好保存。唐中宗的安樂公主，是個霸道而且**的女人，“五日鬥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為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章絢《劉賓客嘉話錄》）
謝在剪須的同時，還寫下一首絕命詩：“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誌，不獲岩上泯。”詩中所說的“斯痛久已忍”，絕對是這位貴公子的個人看法。其實，他很不能忍，而且根本不懂得忍。要懂，也就不那麽狂了。他的一生，尋釁，鬧事，犯狂，裹亂，始終不肯安分，不停折騰，最後，把未想深究他，但也不想跟他玩的宋文帝劉義隆惹火了，隻好腦袋搬家。
謝靈運之死，算不上文字獄，因不是由文字獲罪。他是太熱衷政治，熱昏了頭，卷入劉宋王朝的最高層的權力之爭中，最後隨著廢為庶人的皇兄劉義真，一塊成為輸家。在帝王眼裏，一個山水詩寫得極漂亮的詩人，算個屁！將他逐出建康，謫放廣州，在那裏，還狂，地方當局隨意扣上一個謀反的罪名，就地正法。
詩人的傲骨再硬，也是敵不過統治者的鋼刀。詩寫畢，赴法場，刀起處，人頭落，隻好用一腔鮮血來寫自己的挽歌了。這一年，為元嘉十年（433年），謝靈運僅49歲。他要多活幾年，其成就一定大大超過才高八鬥的曹植。
詩人，是文人中的特殊一族，我認識的一些寫詩的人，多多少少都有點可愛也可嫌的毛病，說不出在什麽地方，有與凡人不同之處。所以，詩人之死（當然不是全部），也往往有別於常人。好像詩人死得和大家差不多的話，就俗了。倘不將其死，死出新鮮花樣，對不起廣大觀眾和讀者似的。
晉人南渡，講究門閥等級製度的社會未變，謝靈運成年後，襲其祖職，“封康樂公，食邑三千戶”，由於這樣一個優裕的貴族世家的環境，又有這樣一個淵源有自的家族文化背景，養成他根本不把別人放在眼裏的傲慢，稱得上是個自由不羈、放任奢豪、為所欲為、無所顧忌的名士派。尤其他跟皇子劉義真的關係匪淺，算得上是鐵哥兒們，這樣他就成了隱則自詡為山中宰相，出則進入宮掖為太子賓客；在家田連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為，放任行事的特權人物。比起不得不向人家討酒喝的陶淵明，他狂的資本可是多得多了。
史書稱他“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製，世共宗之”（均見《宋書·本傳》）。“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攜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書，五行誌》）尤其“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資治通鑒·宋紀四》）。這樣的奢靡浮華，享樂腐化，行為不檢，擾民生事，謝大詩人的狂也不免太過分了。
狂狷，也是文人性格的一種，但無節製，便會膨脹，他當然不滿足於這種僅僅是闊綽的生活現狀，因為他“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這些名氣，聲望，成就，加上自負，那根詩人的神經，就開始發熱起來，漸漸不安於位，總是討價還價，“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一門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其實，詩人最好的狀態，就是做詩，一旦想得詩以外的東西，常常會出問題。
於是，他插手劉宋政權的最高層的接班矛盾，《資治通鑒·宋紀二》載：“南豫州刺史廬陵王（劉）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率衛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嚐雲：‘得誌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能夠得到皇儲如此明確的許諾，可見他在宮廷鬥爭中卷入之深。
凡錯誤地估計客觀形勢的人，總是先對自己的估量錯了。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幾碗幹飯，認為他不僅現在能左右局麵，而且將來能決定局麵，不是現在伸手就能得到東西，而是將來不用伸手也能得到東西。他不但做現貨，還做期貨，因為他把寶押在廬陵王這位好朋友身上。
謝靈運熱衷於仕途，可又不精通官場運作；喜歡搞政治，可又不諳朝中形勢；習慣於人家來巴結他，可又不懂得強者第一的森林法則，因此，一個過於天真，甚至幼稚的詩人，哪是職業政客的對手呢？“大臣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義真故吏範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興太守。”
將他逐出建康，外放加之黜降，未足以使謝靈運清醒。緊接著，劉義真為詩人朋友說好話的結果，連這位候補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當散王了。如此嚴重的事態，謝靈運照樣在遊山玩水，吃喝玩樂。他還發明出一種登山用的旅遊屐，一頭高一頭低，上下山時顛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見他並不把劉義真，其實是他的靠山，在宮廷中的地位下降，當回事。太狂的人，往往失去正常人應有的感覺。
一直到大臣們設法把劉義真幹掉，擁立了劉義真的弟弟劉義隆為帝。宮廷政變的斑斑血跡，這才使謝靈運意識到情況不妙，可他除在一些詩中用借喻的手法，流露出傷感情緒，並無任何收斂自己的措施；而且他馬上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一麵，因為上台後的劉義隆來到建康後，並沒有懲罰他以前與劉義真交往的那一段劣跡，不但不顧舊惡，甚至征他為秘書監，並“賞遇甚厚”。使他神魂顛倒，不但狂放如故，甚至益發地二百五起來，認為連帝王也不敢拿他怎樣。
其實，劉義隆眼裏的謝靈運，比喻得動聽一點，牆上掛的一幅字畫，蛋糕上嵌的一顆紅櫻桃，中看不中用的裝飾品而已。所有封建統治者都是這樣看待文化人的，裝點門麵，可以；附庸風雅，可以；真派用場，真當骨幹嫡係自己人，是不可以的。
《宋書·本傳》載：謝靈運“既自以名輩才分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宴談賞而已”。賞花吟月，敬酒行令，奉旨賦詩，歌功頌德，謝先生的任務，不過是擺擺樣子，表明皇帝如何的偃武修文，如何的尊儒重士，如何的太平氣象外，陪著喝喝茶，聊聊天，開開心，解解悶，使得龍顏大悅，也就該打道回府。
謝靈運不明白這個道理，所謂禦用文人，和給皇帝搓背捏腳、按摩撓癢的小太監們，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過是要讓皇帝舒服罷了。但是，“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或出郭遊行，且二百裏，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謝靈運以為鬧鬧情緒，甩甩架子，給皇帝一點顏色看看，會對他另眼相待。這就是詩人在自討沒趣了，皇帝會在乎他一個詩人的去留嗎，就算所有的文人，都患了禽流感，死光了，劉義隆不照樣當他的皇帝？於是，一紙公文，將謝靈運解職回家，給了他一點麵子，算是他請了病假。
謝靈運詩軸
回到會稽的詩人，神經依舊，略無收斂之意，“遊飲自若”，一人出行，二百隨從，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嚇得地方當局以為來了什麽叛軍，要加以防範，足以說明詩人張狂到何等程度。結果“為有司所糾”，“坐免官”。後來，又被他的反對派狠狠奏了一本，誣告他“買兵器，結健兒”，要謀反，皇帝惱火了，“詔於廣州棄市”。
司馬光說：“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詩人正值創作旺期，把腦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麽折騰，不那麽張狂，不那麽樹敵，就寫他的山水詩，當他的大詩人，也許不至於弄到殺頭的地步。但他太狂了，狂得不可收拾，便隻好把腦袋放到斷頭台上。詩人要狂，無狂也就無詩；隻有狂，才能促使靈感的爆發，詩興的升華，鑄字煉句的沸騰，但切不可太狂。所以，凡為詩人者，小狂風雅，大狂送命，這筆賬還是真要好好算一算，看怎樣更劃得來？
曆史，有時會出現反複，有時會走回頭路，相隔六十六年以後，謝朓又重演了謝靈運的一幕。大小謝之死，雖然戲碼一樣，劇情卻有所差別。謝靈運主動往槍口上碰，咎由自取；謝朓盡量躲著槍口，卻怎麽也擺脫不掉，算是在劫難逃。
謝靈運與謝朓，為什麽殊途同歸，走上同一條路呢？
第一，劉宋諸王子，蕭齊諸王子，都是斯文風流的皇室貴胄，而大謝和小謝，都是真正的詩人，領袖文壇，譽滿江左。一方麵，這兩位大腕，殷勤巴結權力階層，求得進身之階；一方麵，這班王孫們，儒雅自命，與知識分子結交，也可體現斯文風度，士人品位，這既是互相需要，也是互相利用，因此，一拍即合，相見恨晚。
謝朓樓
第二，兩謝都是真正的貴族，有很高的利用價值。而那班王子們，當下身世顯赫，可上一代的卑微出身，也希望與這樣頂尖的貴族後裔交遊，改變門風。南北朝時期的門閥觀念甚重，高門寒族，涇渭分明，等級森嚴，不通音問。依魏晉九品中正製，不同等級的人，是不可以同坐在一張凳子上。這也是王子王孫們樂意與大謝小謝結交來往的原因。
以謝朓為例，其父在前朝，娶了宋文帝的長城公主，他自己娶了本朝開國元勳王敬則的千金，其子也差點成為下一朝梁武帝蕭衍的女婿。北朝那邊也不例外，那些放牛的、牧馬的，一朝坐穩江山，都來不及地要跟清河崔氏、範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聯姻，希望通過**的努力，獲得貴族身份的認證。
廬陵王劉義真與“江左第一”的山水詩人，“情好款密”（《資治通鑒》），與貴族子弟“周旋異常，昵狎過甚”（《南史》），也有借謝靈運為之自炫的因素，和彌補家世出身低下的心理弱勢。而謝靈運，更是一個政治投機分子，把寶就押在這位年輕王子身上，成為這位候補帝王在享樂、消費，優遊、貴尊生活的精神教父。因此如魚得水般快樂的他，許下了願，一旦登基，答應詩人必是他的宰相。
但是，那些政權中的實力派、強硬派，早就密奏執政當局，於是，一道敕令，謝靈運灰頭土臉地離開都城，到永嘉上任，當一方刺史去了，這是永初三年（422年）夏天的事。六十年後，永明十一年（493年）秋天，謝朓因與隨王蕭子隆關係莫逆，為長史王秀之所嫉，找茬兒將他由荊州遣返京都，竟是一點也不走樣地重蹈其叔覆轍。馬克思說過，曆史總是不厭其煩的重複，如果，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喜劇，但實際上，連上帝也嫉妒特別有才華的人，更何況這世界上有著數不勝數的小人之輩，結局便注定是不幸的。
謝朓比謝靈運更受王室抬愛，先是豫章王蕭嶷的參軍，後在隨王蕭子隆的東中郎府為吏，還與競陵王蕭子良談詩論文，過從甚密，是號稱“竟陵八友”的文學沙龍中的特約嘉賓。沈約評價他：“二百年內無此詩也”，可以想見他被這些王子們的倚重程度；甚至，蕭子隆帶著他一起赴任，該是何等寵信。“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舍日夜”（《南史》），邀他為自己的秘書長，參與政府事務。那位長史王秀之，一個絕對的嫉賢妒能之人，怎能容得下謝玄暉呢？
小人的舌頭，永遠是有才華的人，頭頂上懸著的那把克利達摩斯之劍。進讒言，說壞話，造輿論，放空氣，是投入最少、產出最多的害人手段。謝朓還算聰明，比謝靈運要強出許多，了解自己再待下去，必討更大的沒趣。他很識相，離開荊州。寫了一首《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的告別詩，以表心情。最後四句：“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其中鷹隼、嚴霜、罻羅者，就是對小人讒害賢良的形象化描寫。
這說明小謝比大謝，清醒，有頭腦，從這首歸途中寫的感遇詩看，雖然他也世俗，也功名心重，但明白處境的險惡。謝靈運則不然，沒有殺頭之前，他盡管不得意，不開心，但想不到別人在算計他。所以，他從不收斂，繼續保持著他的狂。甚至劉義真在宮廷政變中死於非命，也未使他警醒。謝靈運滿肚子不快，到永嘉去當太守，上任後吊兒郎當，遊山玩水，對誰也不買賬。最後，被免職，被發配，在廣州，被小人誣告兵變，詔下，棄市。
謝朓與之相反，能夠逃脫罻羅者所結的小人之網，額手稱慶。齊明帝建武二年（495年），被派到宣城任太守，他高高興興地赴任去了。對一個山水詩人來講，還有比這更好的選擇麽？這年他32歲，來到美不勝收的風光佳境，又是意氣風發的錦繡年華。那得到解脫的形體，那擺脫羈絆的心靈，有如鳥飛森林，魚遊大海的自由舒展。
但是，小人如蛆，這是舊時中國文人永遠的噩夢，無論你走到哪裏，危機總是像陰影籠罩著你。而且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待價而沽的求售心態，魚躍龍門的騰達理想，不甘寂寞的躁動情緒，不肯安生的難耐冷落，詩人有一點不安於位了。
謝朓從宣城太守轉往徐州任行事，離政治漩渦較遠，安全係數也就較高，內心應當是竊喜的。但是，他也不能不看出來，離權力中心較遠，功利係數自然也就較低，因此，他多少感到失落。中國舊時文人，最後從命運途程中的懸崖摔下去，都是從這最初的一點點不平衡開始的。
永泰元年（498年），南齊政壇發生了一些變化，尾大不掉的王敬則，開國元勳，謝朓的泰山大人，使得最高統治者不放心了。尤其，“明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王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隻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南齊書》）
謝朓在密室中會見了小舅子派來的特使，心驚肉跳，差點休克過去。詩人的腦子轉得快，馬上盤算：第一，他個人寫詩可以，並不具備造反的膽量，不可為。第二，老頭子造反，純係意氣用事，不可信。第三，保持沉默，沒有態度，既得罪老頭子和小舅子，也瞞不住當局，是不可以的。
將嶽父推上斷頭台，謝朓有其一貫膽小怯懦，畏罪懼禍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認，詩人存有相當程度的投機僥幸，冀獲重賞的心理。他從荊州脫身出來，那時他手裏沒有什麽本錢，現在，押著五花大綁的徐嶽，親赴南京大義滅親，將王敬則出賣，那可是一大筆政治資本。
文人，染指權力的欲望，不亞於別行別業。我就親眼目睹，一些同行們為免去的銜頭而失魂落魄，有如寶玉丟玉；為獲得的職務而欣喜若狂，有如範進中舉。求權之熱烈，甚於作文之認真者，大有人在。雖然一個個嘴上掛著清高，臉上掛著不屑，但是進了名利場，君不見一個個，排排坐，吃果果，那開胃通氣、消食化痰的快活，權力的**，大概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
盡管謝朓的詩寫得非常之棒，但他的出首行徑卻是卑鄙透頂，不但為當時人所不齒，後來人也覺得這位詩人，為文和為人，背道而馳到如此程度，不可理解。據《南史》載：“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郎，謙挹尤甚。尚書郎範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慚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朓有愧色。”
《資治通鑒》載：“上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上不許。”揭發嶽丈，賣父求榮，撈一個官做，人皆以為恥，他良心也不得安生。所以，他也承認：“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南史》）
毛澤東曾經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成語，來形容知識分子的依附性。謝朓肯定算過細賬，將這位狗屠出身的嶽丈出賣，沒準榮華富貴也就隨之而來。所以，他老婆要殺他，不僅僅為報父仇，而是覺得這種人不值得活在世界上吧？連詩人自己也不得不說：“天道其不可昧乎？”也知道快走到他人生的盡頭了。
但是，沒等王敬則女兒動手，謝朓又一次卷進宮廷政變之中，故技重演，又因為“告密”，到底把自己的腦袋，乖乖地送到劊子手的刀下。所以說，上帝不但能在有才華的人周圍，還能在這個人的靈魂深處，安排下你的敵人，掘好墳墓，等著你往裏跳。
《資治通鑒》對此事的始末由來，交代得比較明晰：“東昏帝失德浸彰，江斆議廢帝，立江夏王蕭寶玄，劉喧嚐為寶玄行事，忌寶玄，不同斆議，更欲立建安王蕭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蕭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其立遙光。”
“祏、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複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暄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為黨，朓不答。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即以祏謀告太子右衛軍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麵，則劉諷、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暄陽驚，馳告遙光及祏，朓常輕祏，祏固請除之。遙光乃收朓付廷尉，朓遂死獄中。”
胡三省評注《資治通鑒》，至此，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謝朓以告王敬則超擢而死遙光之手，行險以僥幸，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一個為自己著想得太多的人，一個以為別人都是傻子而隻有他聰明絕頂的人，那上帝可就省事了，用不著別人打倒，自己就能把自己搞死的。
胡三省墓
當文人遭遇皇帝，一般來說，幸者絕少，不幸者絕多。但如大謝和小謝這樣，不是遭遇，而是招惹，那就絕對不會有好果子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