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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我們同情不少有眼光的曆史學家，隻能局限在一塊瑣碎肮髒的土地上鑽研；我們也同情不少盛大的時代，沒有一個智者的眼光去觀察，沒有一支奇妙的大筆去描述。然而在漢武帝和司馬遷的時代，這兩種遺憾都沒有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司馬遷承受了奇恥大辱，也可以獲得某種安慰，因為兩種偉大終於相遇。

司馬遷的偉大，首先是那片土地給他的。我曾經一再否定過“憤怒出詩人”“災難生偉大”的說法，因此我也不認為《史記》是他受刑後的“發憤”之作，盡管這種說法很著名、很普及。請問，司馬遷“發憤”發給誰看？“發憤”會發得那麽從容而宏大嗎？記住，一切弊氣之作、解恨之作、泄怨之作是不可能寫好的。司馬遷寫作的動力不在這裏，你們今後在講述司馬遷的時候也不要老是糾纏在他的宮刑話題之中。他的動力，是當時意氣風發的中華文明給予他的，是漢武帝的大地給予他的。因此，我們還要從這個角度重新來說說他的生平。

在很年輕的時候，他已經用自己的腳步觸摸過這片遼闊而又統一的土地。他利用自己作為皇帝侍從的便利，成了當時走得最遠的青年學者。

我以前為了寫作一篇研究司馬遷的論文，曾經參照多種古籍畫了一張他年輕時代的行旅圖，昨天已經傳真給你們。現在，就讓我們一起按照他的漫遊順序，用當代地名溫習一下吧。哪一位先來？

劉璿：出發地是現在的西安，先後經過河南南陽、湖北江陵，然後到達湖南長沙。在長沙，他當然不能不想到屈原，於是去汨羅江悼念，後來還專門寫過關於屈原的文章。

王牧笛：他沿著湘江南下，到沅江後，應該是沿著長江向東到了江西九江，登上了廬山。再順著長江東行，上岸以後到了紹興。

餘秋雨：那就到了我家鄉附近。

王牧笛：那裏有禹穴——現在叫大禹陵，他到紹興要紀念大禹，這是一個著名的遺跡。然後再由浙江到江蘇的蘇州——猜測起來應該是這麽過去的，因為路比較近。到蘇州看五湖——五湖到底是哪幾個湖還有爭議，因為後來水文地理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接著渡江到江蘇的淮陰。

餘秋雨：大家都可以想到，他一定會去訪問淮陰侯韓信的故居。下麵換一個同學說下去吧。

劉璿：以後他北上山東，到了曲阜，參觀了孔子遺跡。又到了北方齊國的都城臨淄，再到鄒城、滕州，再南行到徐州、沛縣、宿州，拜訪陳勝吳廣起義以及楚漢相爭的各個地方。

餘秋雨：在這個地方他遇到了很多麻煩，但興趣最大。心中裝著雄偉曆史，現實困難不算什麽。下麵的行程我講完算了：擺脫麻煩後他去了淮陽，訪問春申君的故地，再到河南開封，訪問戰國時期魏國的首都。然後就從這一帶出發，返回長安，即現在的西安。這一條路線，我們在地圖上畫一圈，發現中原一大半地方都被他考察到了。不僅是中原，當時的長江流域，甚至一些還沒有被開發的地方，他也到達了。

這是他二十歲的一次旅行，得到了有限的官方資助。一路上他的感受很多，後來都反映在《史記》中。總的來說，他為大漢帝國遼闊的疆域和悲壯的曆史感到驕傲，並由此而意氣風發。

之後他得到了一個官職叫“郎中”，可以隨從漢武帝出行了。這個官職很小，他做的事情就是伺候車輛，有時候也做點警衛工作。但是這對司馬遷來說求之不得，因為他可以名正言順地把自己已經開始的旅行繼續下去了。哪一位同學把他的行程說下去？

薩琳娜：我來。在二十三、二十四歲的時候，司馬遷跟隨著漢武帝出行，到陝西的鳳翔，山西的夏縣、萬榮，河南的滎陽、洛陽，陝西的隴縣，甘肅的清水，寧夏的固原，西北的地方實在走得不少，比較多，然後再回到陝西淳化的甘泉山，漢武帝的別墅行宮在那兒。

餘秋雨：走完了這一大圈，司馬遷在二十五歲的時候接受了一個使命：到雲南和四川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去考察和慰問。在漢武帝的時代，一方麵要和北方的匈奴作戰，開疆拓土，安定邊境；另一方麵又要對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進行安撫，並把漢朝的政權力量延伸到那裏。在當時，那些地方的路都非常難走，會遇到很多危險，因此，像司馬遷這樣年紀輕、身體好、有過旅行經驗，又有處理複雜問題能力的小官員，就成了最好的派遣對象。司馬遷的這一行程，促使他更清晰地認識了大中華的遼闊版圖、複雜生態、險峻山水。

王安安：秋雨老師，下麵的行程由我來說吧。憑著地圖追尋司馬遷的腳步，是一件愉快的事，我也要享受一下。司馬遷剛剛從西南回來，又跟著漢武帝出行，去了山東的泰山、河北的昌黎、河北的盧龍、內蒙古的五原。那時候他大概是二十五至二十六歲。二十七歲又到了山東的萊州、河南的濮陽。後來他又到了寧夏的固原、河北的涿州、湖南的寧遠、湖北的黃梅、安徽的樅陽、山東的膠南……

餘秋雨：好了。走了那麽一圈又一圈，我想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司馬遷一路上最大的收獲是什麽？是史料的考證？是傳聞的搜集？是對每個曆史事件地點的確認？都有一點吧，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兩個收獲，一是采擷到了豪**之氣；二是獲得了現場感。這兩種東西，我們在讀《史記》的時候能夠充分領受。

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極為落後的交通條件下走了那麽多地方，是他後來成為中國首席曆史學家的基礎。

司馬遷在“李陵之禍”之後的生活，有點奇特。他為寫《史記》而勉強活了下來，沒想到，他反而升官了。漢武帝這樣做的理由，沒有見之於史冊。我很想聽聽同學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王牧笛：隔了兩千多年，我覺得這兩個時代的邏輯真的不一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如果有官員或學者因為犯罪進了監獄，又沒有為他平反，他的政治生命就終結了。可在那個時代，大升大跌隻在瞬息之間，不必有清晰的邏輯，結果，司馬遷的政治生命反而得到了第二次展開。

魏然：這可能跟漢武帝本人的極權地位有關。這樣的皇帝心裏沒有罪和非罪的界限，禍福隻憑他一句話。

餘秋雨：在中國古代，皇權高於法律，一個皇帝掌握著一切官員的命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感興趣的是漢武帝這樣的皇帝在這個問題上的特殊表現。他們的雄才大略使他們樂於做一些突破規範的遊戲，把一些高官一會兒投向監獄、一會兒又投向高位，是他們的樂趣。他們似乎在這種快速轉換中享受著權力的快感。

你看，漢武帝把刑後的司馬遷狠狠提升一把，提升得比原來還高，又不說明理由。提升了，還會注意他踉蹌走路的背影，欣賞自己在這位大智者身體上留下的暴虐。我發現，越是有成就的皇帝，越喜歡玩這種故意顛覆理性的遊戲，並由此走向乖戾。漢武帝的這次乖戾，落到了偉大的司馬遷身上，成為他在執政過程中最為可恥的紀錄，比連打幾個敗仗更可恥。由此也可證明，極端權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走向非理性，然後走向罪惡。

魏然：正如秋雨老師所說的，司馬遷已經領受過民族的偉大和時代的偉大，因此受了冤屈還能堅持寫作，但我讀他寫的《報任安書》，其中說到他自從受了刑之後，汗流終日，一睜開眼睛就想起自己屈辱的往事。我很難想象他在那樣的身體狀態和精神狀態下，如何具體地來完成這部著作。

餘秋雨：謝謝你提到《報任安書》。這篇文章確實寫到了他近乎崩潰的心理狀態，除了你所記的汗流終日外，還說自己沒有顏麵到父母墳頭祭掃，而且預想以後時間越長，汙垢越重，因此難過得“腸一日而九回”。但是，司馬遷為什麽要對任安說這一切？

多讀幾遍就知道了，他恰恰是要告訴任安，自己咬牙忍受這一切而活下去的理由，就是為寫《史記》而搶得一線生機。所以，他不能答應任安要他去營救的請求，因為這樣做很有可能使這一線生機斷裂。司馬遷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命去換任安的命，他毫不猶豫；但是，用《史記》去換任安的命，他拒絕。

生命本是輕微的，但也有可能與泰山連在一起。自己已經與泰山連在一起了，因此不能由於自己而毀了泰山。為此他說出了那句大家都聽到過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後麵六個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卻很重要，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不同的生命方向決定了生命的差別”。司馬遷的“泰山”，就是《史記》。

王安安：秋雨老師曾經說過，《史記》的終筆也就是司馬遷生命的終結。我認為這是一個象征意義的死亡，司馬遷在真實意義上的死亡，並不為大家所記住。這是不是暗藏著一個反諷？司馬遷寫了多少人的生命與死亡，可是作為一個史學家，他自己的死亡卻沒有被後世記住。

餘秋雨：有一點史料透露，似乎是由於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裏的一些話，還是為朝廷所不容，結果被處以極刑，郭沫若先生為此專門作過考證。隻是史料語焉不詳，很難讓大家確信。一般的說法是：司馬遷總是表達不滿，所以最後被殺。但是，為什麽曆史書上對此不作敘述呢？我想這是曆史學家們對自己開山老祖的一種仁慈，大家都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局。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司馬遷自己選擇了退場，退得很徹底，讓大家找不到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