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春的致命傷
庶出，是三小姐探春的終生之痛。
這種小老婆生的卑賤，這種出娘胎就矮半截的低下，是她心靈深處永遠排解不去的毒藥。每讀《紅樓夢》，每讀探春的這番話：“我但凡是一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心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一番道理。”我特別能理解她。
她所以要出去，就是要擺脫這個因為庶出而受到精神壓力的環境，到一個無人對她能念緊箍咒的地方。
然而，她能找到這塊淨土嗎？
——凡作用於心靈的緊箍咒，那是最可怕的。可對帝王來說，卻是不費國帑的最有效的統治方式。
唐僧到西天取經，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觀世音考慮到大唐中土的和尚，未必能順利到達目的地，就給他物色了幾個徒弟。其中最能幹的，莫過於七十二變的孫悟空。但是，有本領的人通常自負，“俺老孫”，不怎麽好管，連玉皇老子、太上老君都不買賬，這肉肉的和尚，豈在他的眼中。負責組班子的觀音大士，不由得發愁，沒有這個能人，不行，有了這個能人，不服從領導，更不行。
於是，計上心來，授意唐僧將彩衣法帽，使孫悟空穿戴，並密傳“緊箍咒”一文。齊天大聖沒防著這一手，就被唐僧拿下了。這箍看不見，戴上了，自己取不下來，而且有咒語管著，隻消念念有詞，越勒越緊，足可以痛死。
老孫不信，結果緊箍咒一念，疼得他滿地打滾，苦楚之極，隻好伏了。大士對唐僧說，這我就放心了，你們上路吧！這猴頭倘若調皮搗蛋，不聽**，你就念我秘授的緊箍咒，他就老實了。於是，觀音菩薩放心之時，也是猴頭倒黴之日，這個箍成為唐僧對他進行專政的武器。
從此，緊箍咒一法，便成為絕對強者控製相對弱者的高招。
曆代帝王對這種投入少、產出高的專政手段，很感興趣，尤其適用於收拾那些腦袋不怎麽好剃的文人。因為，禁閉需要管飯，坐牢需要牢房，殺頭需要磨刀，槍斃需要子彈；隻有緊箍咒，省錢省事，工本低廉，費力不多，收效頗佳。所以，統治者通常樂於使用。
據正史，貞觀三年（629年），玄奘出長安城西行，曆時17年，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到京師。據《西遊記》講，戴了箍的孫悟空，與豬八戒，與沙和尚，護送這位高僧，一路上，曆經九九八十一難，全虧了猴哥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方保得逢凶化吉，化險為夷。可是，妖魔鬼怪，變幻莫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唐僧能力不強，本事不高，也則罷了，又是非不分，善惡莫辨，美猴王光為了對付這位弱智領導，不知枉費多少心力。
這和尚肉眼凡胎，常把喬裝打扮的妖精，當做好人。猴頭火眼金睛，哪裏能瞞得了他，說時遲，那時快，三下五除二，掏出金箍棒，立時三刻，除怪降魔。那呆子唐三藏，差點讓妖怪扔鍋裏煮吃了，不但不感謝猴哥救命之恩，不辨底裏，反而怪罪老孫濫殺無辜。再加之豬八戒的挑唆，唐僧情急之下，就對猴頭念緊箍咒，實施懲罰。
小時候，我很同情猴王，你都天不怕地不怕地大鬧天宮，幹嗎俯首帖耳於這個和尚？尤其不解的是，半路上，你都甩手不幹了，回花果山繼續稱王，幹嗎還要回去陪和尚上西天，繼續找這份罪受？
這自然屬於童年的天真幼稚了。
到我當了右派，而且一當就是22年，比唐僧西天跋涉還多5年，重讀這部古典小說，才明白什麽叫做“一己之私”，什麽叫做“欲罷不能”，什麽叫做“難言之隱”，戴箍的猴哥，要成正果，戴帽的右派，要活下去，這才低下頭來，接受那個箍和帽的。
雖然，右派的帽，猴子的箍，有所同，有所不同。一個是強加的，一個是自願的，但其鉗製於無形，羞辱於無聲，脅迫於精神，苦痛於內心，那威懾性質卻是極其相似。如果，猴子鐵定心在花果山稱大王，不求躋身西天，榮登佛國，也許用不著戴這個箍；同樣，若是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心，就是不戴這頂帽子，不承認這頂帽子，死也不接受這頂帽子，帽子的作用恐怕就相當有限了。1957年，就曾經有過這樣“拍案而起”的抗拒者、勇敢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們都不惜一死，帽子的威脅，還能頂個屁用？可是，大多數右派，我也是其中一個，誠惶誠恐，悔罪認錯，都伸出腦袋，乖乖地戴上了這頂“桂冠”，很大程度上是軟弱、無奈、苟且、求生。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孫悟空為了修成正果，名列天庭，因此，這個箍，滿心不想戴，為了遠大目標，隻好權且忍受。
所以，孫悟空被那緊箍咒念得痛不欲生時，還得護送唐僧上西天，這就表明，箍也好，帽也好，說到底，這些“頂戴花翎”所帶來的煩惱，基本都是自討自找。因此，想起大觀園裏的探春小姐，那就更不幸些，她那小老婆生的庶出隱痛，是取不掉的箍，是摘不掉的帽，要永遠伴隨她的一生，那該是多麽痛苦啊！
一個人，也可憐見，呱呱墜地，來到這個世界，既不可能討好誰，也不可能得罪誰，但就在這一刻，便有可能注定他的一生，是幸，還是不幸。有可能成為一個人見人愛的寵兒；相反，也有可能成為誰都可以朝他吐唾沫的賤民。天上地下，碧落黃泉，懸殊和區別就是這樣嚴酷而又無情。這個哇哇大哭的嬰兒，他不知道他來到的這個世界，會有許多莫名其妙的政策、規定、觀點、看法，在等待著他。如果他了解到此後，他永遠要做一個喝西北風、嚐閉門羹的三等公民，也許會提出申請，老娘，幹脆你還是別把我生出來的好。
像探春這種庶出的致命傷，那是封建社會才有的歧視了。然而，種族歧視、階級歧視、身份歧視、政治歧視以及與生俱來的原罪感，所造成的貴賤之別，高低之別，正冊和另冊之別，人上人和人下人之別，遂成為人類的桎梏，成為社會的病態，成為統治者控製子民的權術手段，成為人與人相互魚肉的事端、把柄、口實、由頭。
因此，庶出，就成為探春的終生之痛。這種小老婆生的卑賤，這種出娘胎就矮半截的低下，是她心靈深處永遠揮之不去的毒藥。每讀《紅樓夢》，每讀探春，我特別能理解她：“我但凡是一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心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一番道理。”她所以要出去，就是要擺脫這個因為庶出而受到精神壓力的環境，到一個無人對她能念緊箍咒的地方。
20世紀80年代初，由於長篇小說《冬天裏的春天》，得以認識秦兆陽老師。他將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辦公室騰出來，讓我在那裏改稿，因而時有關於小說以外的交談。我就談到探春這種渴望走出去的想法，因為我頗能體會到她為什麽如此期盼。我說，我當右派二十多年，能夠不被確認身份，不感到自己是另冊之人的平等，隻有在從勞動改造的工地，回北京探親的火車旅途中。
這位尊敬的長者，也許感同身受的緣故，報之以苦笑。
大觀園裏的探春，上得台麵，老太妃來做客，賈老太君指令她出麵接待；識得大體，王夫人因賈赦欲討鴛鴦被老太太責怪時，她能站出來辯護；做得大事，當她臨時掌管家務時，敢對大觀園裏的花草蟲魚，實行股份承包；最有作為，在大觀園的文學圈子裏，她稱得上是海棠詩社的發起者、組織者。在賈府元、迎、探、惜四位小姐中，除去進宮的元春，她最出色。所以，在榮寧兩府中，她是個有文才，有抱負，有識見，有工作能力，有良好口碑的姑娘。
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她抽的簽，也顯示她與眾不同的個人風格。“眾人看時，上麵是一朵杏花，那紅字寫著‘瑤池仙品’四字，詩雲‘日邊紅杏倚雲栽’，注雲：‘得此簽者，必得貴婿，大家須恭賀一杯，再同飲一杯。’”因此，這位長得雖然不如薛林，但比迎春、惜春要出色得多的三小姐，應該是個毫無疑義的強者。
但遺憾的她是個不全麵的強者，她的軟肋是其生母趙姨娘，而趙姨娘，是賈政的妾。在封建社會裏，妾生的子女，其身份要比正室生的子女低。盡管，沒有一個人敢當她的麵，指出她的這塊心病。因為，她實在太完美了，完美得無可指摘，人們不忍心觸及她的傷痛。然而，所有的人回避這個敏感話題，不等於這個事實不存在。不明說，不點出來，不指著鼻子羞辱她，不等於她不自慚形穢。
曹雪芹的偉大，在這部幾乎等於是封建社會百科全書的著作中，極具時代特點。這個特點就是頹敗，就是沒落，就是衰朽，就是無可救藥地走向滅亡。因此，偶有的一點振作和興奮，難得的一絲生氣和亮色，也會被這個終結時代的黑暗吞噬。20世紀40年代，王昆侖的《紅樓夢人物論》，曾就探春這個人物，追索作者的創作動機：
我們在全部紅樓夢中實在不容易找出一兩個堂堂正正實際有作為的人來。作者一生所見周圍的人物，男的多半是糊塗蟲，女的多半是可憐蟲，結局都是同歸於沒落。他對於男子幾乎是一概鄙棄，對於女子就一概予以深厚的悲憫之情，所謂“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作者雖然對於這家庭之往日光榮非常眷戀，又實在找不出一個能挽回頹運的英雄；在無可奈何的苦悶中，在女子隊裏寫出一個有政治風度的探春小姐，不過是想稍稍補償自己心上的缺憾於萬一罷了。
在封建社會裏，小老婆生的，如美國作家霍桑的小說《紅字》那樣，恥辱標誌，是終其一生也休想抹得掉的。她在這樣沉重的時代枷鎖壓迫下，實際上不可能做一個“挽回頹運的英雄”，她的所作所為，不過是那沉淪時代裏的一個有頭腦的女孩，那可憐的掙紮罷了。假設她和寶玉一母所生，她很可能是女中寶玉，既然什麽都迎刃而解的話，她無須乎去做這些。惟其她與賈環一母所生，她若不想做那個候補的紈絝子弟，必須要做強者，做一個任誰都說不出一個不字的強者，才能生存下去。這種抗爭的實質，隻是作者借這個人物，對那個等級社會的揭示而已。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在《紅樓夢》第五十五回“辱親女愚妾爭閑氣”中，有一段鳳姐與平兒的談話。
鳳姐兒笑道：“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不錯。——隻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太肚裏。”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就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和別的一樣看待麽？”鳳姐兒歎道：“你那裏知道？雖然正出庶出是一樣，但隻女孩兒，卻比不得兒子，將來作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庶出，隻要人好，比正出的強百倍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為挑正庶誤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正庶的得了去。”
這就很清楚了，誰也逃脫不了那“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的命運。其實，探春心裏是再明白不過的，在那一首屬於她的讖詞《分骨肉》中寫道：“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最後“奴去也”這一聲告別，表明這位幾乎挑不出什麽不是的女孩子，雖然終於得到她所盼望的“可以出得去，我心早走了”的結果。然而，命中注定的這一份無可救贖的宿命，無論她到何時，她到何地，也是不能得到徹底解脫的。
因此，在《紅樓夢》的全部女性中，她應該是活得最累的一位。因為，強者最忌諱，最痛苦，最維護的，便是自身那些不能醫救，無法克服的弱點和短處，這裏，也是最容易受傷的地方，誰要是碰到她痛處，提醒她痛處，誰要涉及她的生母趙姨娘，她就按捺不住，她就歇斯底裏，她就不能自製，甚至置最起碼的親情於不顧。
她（指其生母趙姨娘）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她隻管這樣想，我隻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兄弟姐妹跟前，誰和我好，我和誰好，別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也不該說她，但她也太昏聵糊塗了。
我不知道探春說出這番話時，有沒有人倫道義上的良心譴責？
有一次，趙姨娘之弟趙國基死，時值探春受王夫人之托，與李紈、薛寶釵，共同代理病了的鳳姐管理家務。趙姨娘對於探春秉公處理，不能例外開恩多給一些喪葬撫恤金，哭哭啼啼宣泄做母親的對自己親生女兒的不滿，並且口口聲聲地說，你舅舅如何如何。這種雪上加霜的刺激，使得探春小姐勃然大怒，斷然否認她與趙國基的舅甥關係，“誰是我舅舅？我舅舅早升了九省的都檢點了！哪裏又跑出一個舅舅來？”
也許我們不該苛責這位萬般無奈的小姐，但這種勢利抉擇，這種事大心態，很難與許多紅學家對她的期許——一個具有政治風度的女性聯係起來。秦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各霸一方，互不相讓。劉邦的老爹，被項羽抓獲，成為人質，項羽傳過話去，你如果不降順的話，我就將你的老爺子燉來下酒，以此脅迫劉邦。劉邦一點也沒有如喪考妣的痛苦感，給項羽回話，你願意怎麽吃就怎麽吃，可千萬別忘了給我留一碗，讓我也品嚐一下紅燒我爹，是個什麽滋味。
劉邦置太公生死於度外，這就是政治家的行徑，而探春厘清與趙姨娘、趙國基的關係，隻不過是一種怯懦的逃避。因為，箍也好，帽也好，都是戴在頭上的，而這位小姐，卻被這種妾生情結，桎梏住整個心靈，一生也擺脫不了這神經質。
她頭腦清醒，但欠缺理智。
與她同母生的賈環，就沒有她的這種自尋的不自在，從來不因為庶出的身份，弄得自己不開心，活得有滋有味，玩得輕鬆自在。他之所以沒有她活得這樣累。第一，他受益於自己的麻木，不像他姐姐那樣奇特的過敏。第二，他不是一個強者，他也一直不想當強者，他很安於他的這份小快樂，小愉悅。第三，最重要的，他應該感謝他的沒有文化，因為沒有文化，也就無所謂思想，沒有思想，也就無所謂痛苦。探春與賈環身份相同，環境類似，為什麽探春的那些煩惱，在她弟弟腦海裏並不存在，道理很簡單，一個是知識分子，一個是非知識分子，因此，緊箍咒，這個可以並列於炸藥、造紙、指南針、印刷術一起，為中國的五大發明，是曆朝曆代的帝王用來對付知識分子的撒手鐧。
在統治者的眼裏，良民是用不著對付的，叫他站著他不躺著，叫他躺著他不站著；叫他向西他不向東，叫他向東他不向西；叫他向左他不向右，叫他向右他不向左，所以，又稱之為順民。而刁民，通常分兩類，一類是犯上作亂，“豁出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全刁民，那自然就訴之以格殺勿論的強硬手段。另一類，有頭腦、有思想、有文化、有知識，凡事好問一個為什麽的半刁民，讓他站著，他可能躺下，讓他躺下，他可能站著，這就比較麻煩。也許，半刁民在總人口的比例中，不一定占多數，影響力卻不可低估，忽然齊刷刷都站起來，或者，忽然嘩啦啦都躺下去，很有可能發生統治危機。於是，緊箍咒，便成為中國數千年統治者樂此不疲的老把戲，屢試不爽而且每試每靈的政治魔法。
從這裏，也就可以了解中國古老的懲罰文化，是何等博大精深了。
在西方世界裏，他們的神話故事也好，文藝作品也好，幾乎找不到類似《西遊記》裏，讓“俺老孫”服服帖帖的“緊箍咒”這樣的高招。也許西塞羅《圖斯庫盧姆談話錄》裏的“達摩克利斯劍”，稍稍可以與之相比。但那是有形的劍，這是無形的圈，就看探春一輩子的致命傷，便可知道西洋的利器阻嚇，哪及中國的精神震懾，更具有點中死穴的效果。
薑，還是老的辣，這話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