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怕胡庸醫

人有病，要治，文有病，要評；治和評，這兩者工作對象不同，工作性質卻是相同的。不過，治人病者曰醫生，曰大夫，治文病者曰批評家，曰評論家，稱呼上有所不同罷了。據我所知，中國作家身體健康者有的是，但作品是否也很健康，誰也不敢打包票。因此，如病人需要醫生一樣，作家需要批評家和評論家，更需要前瞻性的文學理論家。

清人唐甄在《潛書》中說：“一飲之而不良，再飲之而無效，三飲之而疾不去者，必庸醫也。”文學家對於評論家的好心指點，哪怕他字號再老，名頭再大，也要具有這點最起碼的清醒。

——海明威說過，30年代的一些美國作家，患上不育之症，寫不出東西，就是評論家教導的結果。

秦可卿病得很重，賈府上下焦急萬分，請來名醫張友士，診脈以後說道：“今年一冬是不相幹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這番話的意思，連傻子也聽明白了，何況賈蓉？可到底害的是什麽絕症？醫生不說，作家也不說，《紅樓夢》中這位始終是謎團一樣的美人，又多了一層懸念。

據張大夫“或以為這脈為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的話來推測，即將香消玉殞的，也是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塑造的最完美女性，有可能患的是婦科腫瘤之類的病症，而且到了晚期。再高明的醫生，也是回天乏術了。

平心而論，人之垂危，是很值得同情的，無論以往有多少不是，也不應該苛責了。清末的王希廉，即護花主人，最早的《紅樓夢》評點家之一。在大夫闡述病情一段，於書眉批上“一副色欲虛怯情狀”的評語，是有欠厚道的，無論如何，已是行將就木的人了嘛！

評點，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李卓吾、金聖歎、李漁、毛宗崗，為其佼佼者，在古典小說批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位置。評點式批評，及時跟進，隨感而發，嬉笑怒罵，生動活潑，是其優點。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就事論事，忽略全局，是其缺點。因此，長於“後顧”，短於“前瞻”的手術刀式的評點，作用於文本的意義，要大於對文學運動、現象、潮流、思潮的探討與研究。中國的文學評論家，或批評家，所以“事後諸葛”者甚多，“高瞻遠矚”者甚少，恐怕和評點的這種弊端有關。積習相沿，舊風不改，也是當代中國大師級評論家難產的原因。

雖然不少人自命為大師，或被徒子徒孫尊之為大師，那是小圈子裏的室內清唱劇，純屬自娛自樂。這位王希廉，大概也是有“大師感”的人，在那裏信馬由韁地開評。北京有一句俗話，形容某個人胡說八道，叫做“真敢開牙”，他就是一個。其實，此公倘不是依附在《紅樓夢》的字裏行間，誰會知道他是老幾呢？誰會在意他說的那些昏話呢？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這也是《紅樓夢》問世以來，招來不計其數的食客，一個個吃得肥頭大耳的緣故。凡樹大，底下乘涼者必多，凡顯學，賴以蹭飯者必眾，凡本主兒長眠地下無法從棺材裏爬出來辯白，那些“真敢開牙”的家夥必蜂擁而上，這就是大師難逃的悲劇命運。

“護花主人”得風氣之先，是較早啃紅學得了便宜的一員，稱得上是時下所有捧“紅學”飯碗者的前輩。他這“雅號”，自作多情，倒也罷了，問題在於他那假正經，令人討厭；他那自以為是，令人討嫌。對不怎麽樣的批評家來說，無論古今，都患有這兩種胎裏帶的毛病，很難治愈。有什麽法子呢？懷有太多的一己之私，必假正經，凡罔顧客觀自說自話，必自以為是。於是，一張油臉、一雙鼠眼、滿嘴噴沫、口臭熏人，讓人受不了。

評論界的這種陳年痼疾難除，也就別指望當代文學批評史，能夠使人多麽振奮。

顯然，此老為焦大“爬灰”說、脂硯齋為“**喪天香樓”說所囿，偏往歪處想，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盡管從孔夫子起，提倡中庸之道，講不偏不倚，講無過無不及。實際上，數中國人最不中庸，不是以偏賅全，就是矯枉過正。好，好到無以複加，完美無缺，恨不能將所有諛詞都用上；反過來，孬，也必然孬到一無是處，連本非孬的一切，也掛搭上了。

其實，人吃五穀雜糧，哪能不生病呢？但秦可卿一病，真可憐哪，這位漂亮女士，倘得不上艾滋病，起碼也要得上花柳白濁，楊梅大瘡，才對得起列位看客似的。王希廉一句“色欲虛怯情狀”，這位長門長媳，要在“文革”期間，就該掛上破鞋遊街了。所以，對於說得太好，好得不得了，或說得太壞，壞得不知沒了底的文學見解，應該抱老農“聽蝲蝲蛄叫喚，還不種地”的質疑精神，爽性去他媽的。因為，王希廉雖已作古，但王希廉式“想當然耳”的評論，是不會絕跡於文壇的。

這位經馮紫英介紹來的醫生，望聞問切以後，提起筆來，開了一張藥方，共十四味，外加兩味引子。對中醫藥了然無知的我，曾經拿著這方子求教過認識的大夫，那也是《紅樓夢》的一個讀者，他說，這應該是一副既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安慰劑，作為醫生，總是要聊盡人事的。

酷評家對他要滅的作品，就缺乏最起碼的寬厚了。

很慚愧，早先讀到這張藥方，總是一瞥而過，從不思量。後來，我也學著寫些東西，懂得寫作的“惜墨如金”，和“一字不易”的道理，便揣摩到作家的每個構想，都具有其個性化的特質。一筆一畫，一字一句，尤其那些特別要寫出來的東西，必然帶著軌跡可循的個人色彩。便對大師的這份執拗，感到好奇。他為什麽要這樣做？難道他不知道大多數讀者，不會介意這張藥方的嗎？

浙江文藝出版社的一巨冊《紅樓夢》校注本，方子上每味藥的具體分量，幾兩幾錢都明細標出。但絕大多數版本，如俞平伯、李希凡校訂過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紅樓夢》曆次版本，如原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中的《石頭記》版本，都不買大師的賬，通常略去這些細節。因為，方子已屬多餘，有這個分量，無這個分量，更無關緊要。

“良工不示人以樸”，他這樣做，必有他的道理。盡管紅學家多如過江之鯽，但很少有人悉其用心之苦，不由得為大師的寂寞一歎！那個最為絮絮叨叨，最為婆婆媽媽的脂硯齋，居然保持緘默，讓我意外。

這真痛苦，評論家一失語，讀者不就該無所傍依地惶惑了嗎？

不曉得在西方文學作品中，有否於文字中，插入一紙處方者？因讀書不多，所知有限，不敢斷言其無。但中國有小說以來，唯見蘭陵笑笑生在《金瓶梅》第六十一回，李瓶兒喪子以後，哀毀成疾，西門慶曾經請了一位趙太醫來給她看過病，出現過藥方。但那僅是幾句順口溜，作不得數。不像曹雪芹鄭重其事，將一張正經八百的藥方，堂而皇之地條列作品之間。如果能夠上吉尼斯紀錄，估計，《紅樓夢》為獨一份。

一般來講，作品中寫醫生及其治療過程，算不得什麽稀奇的事情，曹雪芹偏要錄入這張無趣的藥方，首先，不能不敬服大師的相當自信，他估計到你不會細看，也要照抄上去。做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如此破天荒之舉動，恐怕隻有他方能為之。一般作家，想都不敢想，更甭說做起來了。我等小八臘子，縱使借給咱鬥大的膽子，也未必敢幹。

其次，我也試著想，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史詩作品，應該有“萬皆備於我”的氣度和胸懷。但這張幹巴巴的藥方，能炫耀其作品之包羅萬象，能顯示其學問上之廣知博識嗎？如果把曹雪芹看成如此淺薄，那倒是對大師的褻瀆了。因此，我一直嚐試著理解大師，將藥方固執地留在作品中的意圖，是不是有一份難以忘懷的心結在？

家道敗落，生活困厄，弱妻病子，潦倒西郊，“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大師的那一份艱窘，可想而知。窮，當然不好過，也不是不能過。假設他早年不曾“錦衣紈絝，飫甘饜食”，也許躬耕自娛，粗茶淡酒，甘苦其中，無怨無悔，不是不能將就一輩子的。可富“過”以後再窮“過”，那盛世輝煌、鍾鳴鼎食的記憶，對生計艱難、窮困潦倒到如此田地的他，重溫錦繡年華的綺麗往事，除去悔愆交織，慚恨相繼，還有什麽呢？這種熬煎的痛苦，折磨的滋味，對於詩人心靈上的戕害，甚於“饔飧有時不繼”的饑餒，甚於“舉家食粥酒常賒”的拮據。所以，兒子痘殤，新婦飄零，傷感成疾，淚盡而逝，是他，也是他這既貧且病的一家子的必然結局。

在書中，賈寶玉讚美煎熬中藥的那股氣味，勝過世間一切的香，恐怕也是曹雪芹長年離不開藥罐的體驗。因此，藥方雖區區不足道，一定寄托著大師一份不了之情，難盡之意。無論如何，這位最早啟發了賈寶玉性覺醒的女人，這位第一次使他嚐到禁果滋味的女人，這位在他情愛途程的起跑線上起過催化作用的女人，成為他心靈的守護神，是可想而知的。那麽，焉知這張藥方，不是曹雪芹與這位女神契約中的一個解不開的心結呢？

正如魯迅先生在短篇小說《藥》的結尾，墳上出現一朵小小的花，在風中搖擺那樣，是他對犧牲者在愚昧中永遠孤寂的死所作出的一點心祭。魯迅先生說出來了，我們有幸知道，曹雪芹沒有說，我們隻好體味和猜測了。

評論家居高臨下，鳥瞰眾生，難免有大而化之，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粗疏。像王希廉這樣的評家，敞開烏鴉嘴，大放厥詞，攪七念三，完全是豬八戒吃人參果，根本不知其味，純係扯淡了。因此，庸醫殺人，庸評殺文，這樣說固然偏激，但用來類比的話，還是有一定警醒意義。

所以，大師這張執意寫在書中的藥方，我認為應該是他那少年維特式的煩惱所露出來的冰山一角，不可淡淡看過，否則，那一口鮮血，就沒來由了。

作家在其字裏行間，要想完全隱藏起自己，不露絲毫痕跡，是很難做到的。可以掩飾，可以矯情，可以假張致，可以王顧左右而言他。但是，暫時可以，長久不行。其本能、其天性、其下意識、其弗洛伊德心理，對一個作家寫什麽、不寫什麽，歸根結底是要起決定性影響的。

所以，這些年來，在一些同行中間，為什麽性無能的作家熱衷寫性？為什麽一腿泥的作家硬扮貴族？為什麽略有風頭的女作家排她成性？為什麽夕陽西下的老作家怨天尤人？為什麽沒落作家留戀昨天常搖頭歎息？為什麽普羅作家吃著魚翅要鏟除不平？為什麽學曆空白的作家削尖腦袋爭當教授？為什麽半瓶白醋的作家上躥下跳全賴炒作？為什麽酷派作家以罵倒眾人求雞犬升天？為什麽媚外作家拿外國垃圾來欺騙國人？

這一切的一切，都與己有關。

於是，缺乏什麽，狂補什麽，擁有什麽，賣弄什麽，顯然是以上這些“為什麽”得以在文字中暴露的原因。不是“文如其人”，而是“睹文知人”，這些同行們的內心情結最終是按捺不住的。花言巧語也好，直奔主題也好，轉彎抹角也好，賣乖賣快也好，或明或暗，或隱或現，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要表現出來。雖然深沉一點的人諱莫如深，但琵琶半麵，欲蓋彌彰，蛛絲馬跡，仍有蹤跡可循。而那些淺薄的人，情不自禁的燒包，津津樂道的自得，搖頭晃腦的炫耀，小人得誌的嘴臉，就更不敢恭維了。一位朋友說，每當見這等貨的表演，恨不能踢過去幾腳才解氣，這番話，多少道出大多數革命群眾的心聲。

因此，曹雪芹將張友士為秦可卿開的藥方，抄在自己的作品中，很可能是他一次心碎的早戀記錄。一個極美麗，又是極成熟的女人，對正處於性覺醒期的少年，那**力是難以抗拒的。那些曾經在歌德、托爾斯泰等大師筆下寫過的場景，又在秦可卿對他啟蒙時讀到。在賈寶玉心目中，她是色與性兼美的伊甸園裏的夏娃，是最早與他有過肌膚之親的愛神。所以，雲板響起，喪音傳來，在情天孽海中的少年賈寶玉（很大程度也是作家自己），能不“哇”地一口鮮血噴出來嗎？！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雖然，秦可卿之死，是這部史詩中勝過元妃之死、勝過賈母之死的最輝煌的篇章，然而，驚鴻一瞥，流星消逝，魂夢依依，人琴兩亡，隻有這張存有伊人芳澤的藥方，將其保存下來的願望，對一個愛戀得太深的作家來說，那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

固然這是作者私衷的表露，但如能給讀者一個想象空間，何嚐不可呢！小說是語言的藝術，但也不盡然。有的，可以用語言表達；有的，隻能意會不能言傳；有的，像國畫上的空白，是用來作無邊無垠想象的。讀者，不能光捧著書在那裏讀，思索，或許是最重要的。因此，於閱讀的同時浮想聯翩，思緒萬千，心潮起伏，感情升騰，在審美中獲得愉悅，那才是藝術享受呢！

所以，性靈的文學特質，就怕庸人們在那一一坐實，尤其怕亂施虎狼藥的胡庸醫式的評家，文不對題，瞎掰亂說，有時候，不僅毀了作品，還會毀了作家。

可敬的紅學家們，幾十年來使《紅樓夢》變成作者信史的努力，幹的正是這種大殺風景的事。中國有的是足以讓全世界驕傲的曆史著作和史學大師，但能夠進入全球文學視野中的不朽作品和文學大師，實在是屈指可數。好容易有這麽一個曹雪芹，好容易有這麽一部《紅樓夢》，結果，被無數死去的、活著的食客們，生生鼓搗成一部個人的、家族的傳記。不朽之作被他們搞得支離破碎，大卸八塊，真他媽的讓人痛苦。經他們玩剩下來的《紅樓夢》，鮮活的、詩一般的靈韻化為烏有，文學全部蒸發得幹幹淨淨，像一隻榨幹了的檸檬，剩下的隻有索然無味。

曹雪芹生前萬萬不曾想到，他的書能養活這麽多人。紅學，成為一個行業，不僅可以立足謀生，賺錢養家，還可以沽名釣譽，欺世盜名。如果大師地下有知，一定會感歎，我播下的是龍種，誰承想收獲的卻是跳蚤。

紅學家，是特殊的評論一族，但其中，良莠不齊，跳蚤不少。

於是我想起一張曹雪芹畫像，肯定是跳蚤們幹的好事了。若大師看到那個麵胖、軀肥、體黑、富態、一臉俗氣的市儈，就是他本人的話，我估計他會找根繩子把自己勒死的。其實，這些作偽者，包括大名鼎鼎的胡適，都是聰明太過，而常識性的智商甚低的人，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就是這個意思了。博士一直到死，也交代不出他《甲戌本》的來路和出處，他說他忘了，也太把別人當小孩子那樣容易哄了。同樣，從收破爛那兒尋覓出這張不知其誰的畫像，冒充曹雪芹來騙錢的主，至少也該去查一查敦誠的詩。那一句“四十蕭然太瘦生”的“瘦”字，說明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急火攻心，湧上來的一口鮮血，是可能的。而畫像中更類似油鹽店掌櫃，大車店老板的酒囊飯袋，除了齷齪，還能吐出什麽呢？

所以提到敦誠的這首挽曹雪芹的詩，正因為這個“瘦”字。

“瘦”，是曹雪芹貧、病、荏弱、傷感的身世所致。“瘦”，也是作家“四十年華”，時值壯年，燈油耗盡，棄世而去的原因。正是這個“瘦”字，解開了《紅樓夢》中，求醫問藥，看病治療的場麵，為什麽如此之多；也解開了大師筆下，健壯之美，陽剛之氣的男子漢，為什麽如此之少的疑竇。他肯定是一個北京人所說的“病秧子”、“藥簍子”，所以，醫療話題之多、醫生人物之多、治病場麵之多、藥物名稱之多，構成這部小說的一個特色。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這是遐邇皆知的，法蘭西文學大師福樓拜的夫子自道，是作家寫到情深處的真誠自白。一個作家要想在作品中，寫出絕對無我的境界，等於拔著自己的頭發，想徒勞地離開地球一樣，是絕對不可能的。惟其曹雪芹如此，賈寶玉也不能不如此，連帶著，引為契兄契弟的柳湘蓮、秦鍾也如此，都是女人氣十足的男性。能夠披掛上陣、廝殺強虜的英雄人物林五娘，恰恰是“將軍俏影紅燈裏”的一個有男人氣的女人。

曹雪芹的“瘦”，注定了他的孱弱體質，注定了他不少與醫生打交道，在《紅樓夢》中，醫生這個行當，是榮寧兩府以外社會分工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職業，在中國古典文學之中，它是獨一無二的，也就不必感到意外了。

不知曹雪芹是有心，還是無意，他寫的“張太醫論病細窮源”中為秦可卿看病的張友士（第十回）；給賈母看病的家學淵源，兩代懸壺的王禦醫（第四十二回）；“胡庸醫亂用虎狼藥”中的那位未必就姓胡，給晴雯看病的胡庸醫（第五十一回）；“王道士胡謅妒婦方”中，那個插科打諢、貧嘴聒舌的江湖郎中王一貼（第八十回）。這四位醫生，在一定程度上，倒可以看做是某些批評家的肖像寫照。

這樣譬喻，或許牽強，但人有病，要治，文有病，要評；治和評，這兩者工作對象不同，工作性質卻是相同的。不過，治人病者曰醫生，曰大夫，治文病者曰批評家，曰評論家，稱呼上有所不同罷了。前人雲，“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抑揚作品，褒貶作家，剖析潮流，針砭弊端，提倡什麽時，諄諄告誡之心，言短意長；反對什麽時，循循善誘之情，溢於言表。評家對作家的幫助，某種程度上類似醫生的救死扶傷，治病救人。

據我所知，中國作家身體健康者有的是，但作品是否也很健康，誰也不敢打包票。因此，如病人需要醫生一樣，作家需要批評家和評論家，更需要前瞻性的文學理論家。因為，文學家按感覺來寫作。評論家按規則做文章，感覺，很難說好或不好，規則，卻是能作出該和不該的判斷。所以，憑感覺的文學家，常常需要依賴懂規則的評論家指點，這就好比車要靠馬拉著走。但是，理論有時可能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死的規則與活的感覺脫節太多的話，在文學史上，我們便會看到車推著馬走，或者，車拉著馬走的評論缺席的現象。

或點石成金，剖璞見玉，或一針見血，彈不虛發，或隔靴搔癢，不著邊際，或買櫝還珠，射不中的。正如醫生，有高低之別，評家，也是有好差之分的。遇到高明的醫生，藥到病除，遇到低劣的醫生，聾子治成了啞巴。同樣，遇到好樣的評家，如醍醐灌頂，遇到差勁的評家，一鍋糨子，越攪越糊塗。

深通醫道，有儒者風度的張友士，作為評家而論，這是對作家最有幫助的，因為他說真話，行，或者不行，雖然他說得很技巧，你能明白。而且他對毛病所在及其成因，並不隱諱，敢於坦陳他不敢苟同於別人的見解，既不附和，也不排斥，隻是切中實際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商量著解決的方案，這就難能可貴。來頭不小，身份很高的王禦醫，自是大家風範。這樣的評家，多泛泛之談，好原則指導，喜旁敲側擊，你別指望他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能答疑解難，但他言談中的智慧火花，對作家的撞擊，說不定山重水複以後，忽有柳暗花明的啟發。

而王一貼式的評家，就等而下之了，他那“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為度”的“療妒方”，按他所講“吃過一百歲，人橫豎要死的，死了還妒什麽，那時就見效了”的說法，這就很像經常在作品討論會碰到的，發表一些不鹹不淡看法，不葷不素意見的評家。對作家而言，多麽有用說不上，多麽無用也說不上，但沒有王一貼的口若懸河，口吐蓮花，會場氣氛還真是熱烈不起來。至於穿著白大褂，拿著聽診器的胡庸醫式的評家，來給作家治病，倘若允許我選擇的話，我不會掛他的號，不是怕治不好，而是怕被他治死。

所以，醫生瞎治，不行，評家瞎評，也不行。治不好病，會死人，評不好文，不會出人命案，也很坑害作家的。海明威就說過，30年代的一些美國作家，由於按評家的教導寫作，結果患了不育之症，再也寫不出任何作品了。

對於文學，對於作家，碰上王一貼式的評家，那等於好話說了千千萬，廢話說了萬萬千，也許療效甚低，但耳朵還是受用的。碰上王禦醫式的評家，不完全肯定，又不完全否定，頂多要求你刪繁就簡，去蕪存菁，頂多希望你再上層樓，更下工夫，居高臨下，或褒或貶，難免會有一點不開心，但不至於休克死人，從此完蛋。碰上張友士式的評家，期望於文學繁榮，恨不能掏心窩子地助你一臂之力，碰到如此良師益友，豈不三生有幸？

蘭陵笑笑生寫《金瓶梅》，出現的醫生不少，但都停留在情節需要，起符號作用的角色層麵上。而《紅樓夢》中前八十回，出自曹雪芹筆下的醫生：張太醫之認真剴切，王禦醫之溫文好禮，王一貼之山吹神哨，胡庸醫之亂來一氣，每位都是文學上獨特的“那一個”，皆寫得栩栩如生。

因此，我想，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到第十回“張太醫論病細窮源”，要是遇上胡庸醫這樣的評家，這服給秦可卿治病的藥方，肯定會是“命芹溪刪去”的結局。所以，對作家而言，最怕的，是胡庸醫，離得盡量遠些，沒壞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