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夢魘

這就是小師和大師的不同之處了：小師形而下，求實，大師形而上，尚虛。求實，則重眼前，為適應利害，必然會訓練出許多小聰明、小機智、小花樣、小滑頭；尚虛，則高空邈遠，浮想聯翩，有所思考，便有所穎悟，心靈的自由要高於物質的一切。

小師的目光，常常集中在飯碗之內，大師的視線，有時就會超越到飯碗之外。小師生怕飯碗打翻，餓肚子，大師哪怕餓肚子，敢扔掉飯碗。這就是為什麽俞平伯，敢於否定自己，敢於與從前的我決裂而毫不顧惜，而時下的紅學家除了穿舊鞋，走老路，陪著脂硯齋一條道走到黑，不可能有太大作為的原因所在。

——真正的作家，其創作過程是極其個性化和私密化的，是容不得第三隻眼睛的。

曹雪芹在香山腳下寫《紅樓夢》，那時，中國的文學理論家，或文學批評家，尚未形成隊伍，不成氣候，即使有所著述，多屬個體行為。所以，我不相信紅學家們的妄想，似乎在曹雪芹的身邊，有一個類似團隊性質的脂硯齋，構成某種批評家群體，在指導著他的創作。

按時下紅學家們的演繹，這個脂評家集團，人數應該有七八個人或者更多一些的樣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如果曹雪芹有義務要管他們飯的話，這一桌食客他真夠戧。

也許我們這班小角色，需要指導，而且也有人樂於指導，生怕我們沒有指導，會產生缺氧的高原反應而休克。所以，這一輩子，指導員的諄諄教誨，不絕於耳，真是一種很“幸福”的痛苦，也是一種很“痛苦”的幸福。但曹雪芹，這位文學史上真正的大師，他能容忍在他創作空間裏的第三隻眼睛嗎？他需要別人告訴他怎麽寫和寫什麽嗎？那真是豈有此理之事。如果他也像芸芸眾生的我輩，一天到晚，向各種身份的指導員，其中不乏這類不三不四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鞠躬致敬，諾諾連聲，他還是個大師嗎？

這種原本虛妄，逐漸坐實的附會，無論紅學家們怎樣自圓其說，都是對一代大師的褻瀆。

脂硯齋，是胡適從魔瓶中釋放出來的怪物，竟成不可收拾之勢，這位始作俑者，恐怕也是估計不到的。自打他弄出一部來曆不明的“甲戌本”，據那些閃爍其詞，蛛絲馬跡的脂評，發潛闡幽，倡“自敘傳”說，樹新紅學門派，鬧騰到不但紅學，連曹學、脂學，都成了一門顯學。於是，按市場決定商品的供求關係，手抄本紛紛出籠，脂硯齋層出不窮。

形勢大好，而且越來越好，這樣，紅學家有事好幹，有話好說，有飯好吃，有錢好賺，皆大歡喜。看來，按國人喜歡起哄架秧子的習性，和製造假冒偽劣產品方麵的才氣估計，21世紀也消停不了，說不定從哪座舊王府的夾壁牆裏，找到全部曹雪芹親筆繕寫的真本《紅樓夢》，也是不必奇怪的事。但願我能活到那一天，看到某些無聊紅學家達到的這個作偽高峰。

紅學家應該給脂硯齋請功，他創造了多少就業機會，他給《紅樓夢》一書的發行，增添多少效益。假如曹雪芹能夠收取版稅，脂評諸公有理由要求分成，二八，或者三七，不算多。

胡適雖然敢於“大膽地假設”，認為評者與作者可能有著某種關係，但並未確證，隻是心存疑竇而已。而他的門徒，門徒的門徒，牽強附會，弄假成真的能力，遠勝於胡。積五十年的鼓吹，加之這一時期中國社會中“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狂悖心理的影響，言之鑿鑿，神乎其神，最後造成這樣的假象，好像這班人都進入了《紅樓夢》的寫作班子，好像那個叫做曹雪芹的“菜鳥”，是在他們的幫助下，才一字一句，一筆一畫，完成了這部不朽之作。連絕頂聰明的作家張愛玲，也一時糊塗起來，“近人竟有認為此書是集體創作的”，看來，她也被此說迷惑了。

這才是埋葬大師最惡毒的手法。

文句不通，白字連篇，蟻附於《紅樓夢》的書眉和正文夾縫之中，眼淚鼻涕，濫情不已，假戲真做，撲朔迷離，隻言片語，望風捕影，裝瘋賣傻，若有其事，極具欺騙性的脂硯齋，剔不走，摳不掉，還真拿他沒辦法。正如盲翁陳寅恪氏治史的名言那樣，證明其無，要比證明其有，更難。所以在紅學家久而久之的像煞有介事下，大家也就將信將疑地認可脂硯齋與曹雪芹的聯係。

其實，這是極其荒謬的假設。

曆史上有過久訛成真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的曾參老娘，一次不信，二次不信，第三次聽得人說，她兒子殺了人，就當真了，嚇得投杼逾牆而走。這就是法西斯理論家希姆萊的“真理”，謊言重複一千遍，就能使人確信不疑。

脂硯齋就這樣無憑無據地被坐實了。

如果曹雪芹生前，真有這幫脂硯齋，或揚長於前，或尾隨其後，或緊逼盯人，或長傳短吊，那可真是他的夢魘了。

據說，胡適晚年，對其紅學濫觴，也意興闌珊。而俞平伯，卻有了最後的覺醒，發出發聾振聵的智慧之聲，使人在紅學研究的迷霧中，看到了一絲希望之光。

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這場捧脂大戲中，俞平伯曾經為第二號人物，是抬轎子的主將，嗣後的紅學研究，無不緣起於胡的《紅樓夢考證》和俞的《紅樓夢辨》。50年代，在毛澤東發動的《紅樓夢》批判運動中，對遠走高飛的胡適，鞭長莫及，無計可施，唯能缺席審判。可西方人愛搞的這名堂，喜歡看戲的中國人，不習慣台上沒有角兒的演出。於是，恰巧在眼皮子底下的俞平伯，還梗著脖子不服，那好，拉將出來，替胡適出庭，站在被告席裏，接受口誅筆伐。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運動，比較文明，聲色俱厲是有的，痛批猛揭是有的，但動手打人，令被運動者受到皮肉之苦，倒不多見。至少1957年打右派時，雖說右派是“打”出來的，但鄙人大會小會熬了過來，倒不曾挨打。被唾棄者的唾沫星子濺得我臉上開花，是有的，被揭發者狗血噴頭嚇得我目瞪口呆，是有的，被義憤填膺者搞車輪大戰，罰站得我昏昏欲倒，是有的，但托老天的福，倒沒人碰過我一指頭。到十年“文革”期間，就完蛋了，說是“文革”，其實倒是結結實實的“武革”，真是“幾度疑死惡狗村”啊，至今，我的肋骨在X光片裏，一邊高，一邊低，就是那場革命留在身體上的“勝利成果”了。

所以，我對“文革”中遭難者，便有“感同身受”的共鳴。20世紀80年代初，張賢亮每來北京，常住在俞先生家，我去看張時，發現這位新紅學二號人物，那不良於行的樣子，頗覺心酸。估計老先生在“武革”時期受到的磨難，大概要甚於批《紅樓夢》那陣。因此，隻能摸索著在室內蹣跚行走，凡他老人家捫過的牆壁，都留下了指紋和掌模的斑漬。環視室內，這一圈汙穢的印跡，似乎能夠體味到這位知識分子在垢辱中度過的那些日子。

悲劇就在於俞平伯代人受過的同時，其實他對脂評的看法，早已與老拍檔胡適分道揚鑣。可在人們心目中，一提新紅學，這兩位就捆綁在一塊，正如俗話說的那樣，一根繩子拴兩隻螞蚱，誰也蹦不開誰，他也就不得不扮演這個反麵角色到底。

到了20世紀的最後20年，不知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呢，還是他覺得再不說，也許永遠沒機會說了，所以，1978年他對餘英時說：“你不要以為我是以‘自傳說’著名的學者，我根本就懷疑這個東西，糟糕的是‘脂硯齋評’一出來，加強了這個說法，所以我也沒有辦法。你看，20年代以後，我根本不寫曹雪芹家世的文章。”1985年他對《文史知識》談話中：“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的當。”“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於辭達。”這些石破天驚的話，和他180度的急轉，使得那些賴紅學、曹學、脂學謀生的人，沸反盈天起來。

“您怎麽啦，俞先生，你走就走好得了，何必臨走臨走，還要砸俺們的飯碗，害得我們無以為生呢！”

這就是小師和大師的不同之處了：小師形而下，求實，大師形而上，尚虛。求實，則重眼前，為適應利害，必然會訓練出許多小聰明、小機智、小花樣、小滑頭；尚虛，則高空邈遠，浮想聯翩，有所思考，便有所穎悟，心靈的自由要高於物質的一切。列寧說過，鷹有時會落到後院裏來，但它屬於天空，最終是要翱翔在崇山峻嶺之上的藍天白雲裏，那些在垃圾堆裏覓食的雞，無論它怎麽飛，也飛不出後院的籬笆。

功夫在書外，這是從有《紅樓夢》研究起的一條歧路，一條永遠走不到頭的路，也是離《紅樓夢》文本越走越遠的路。

我們仔細回想紅學研究中的幾個大熱門，諸如索隱派和自傳說，脂評本和線索探秘，程甲本和程乙本，曹雪芹身世和生卒年考，江寧織造和李煦家族，敦誠敦敏兄弟和香山，遼陽包衣和豐潤曹氏，曹雪芹著作和手跡，西山故居和通縣張家灣墓碑……都和《紅樓夢》這部小說本身無太大的關聯。即或是秦可卿天香樓的疑竇，賈寶玉與史湘雲的結合，怡紅院夜宴座次排列的推算，《風月寶鑒》與《石頭記》的殘跡，兩套年齡體係的謬誤，列藏本與蒙古王府本的差異，八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的脫榫……也與作家“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高度藝術成就，無直接的幹係。但所有紅學家仍孜孜不倦地發掘，都希望挖出一個金元寶來，無不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或者，從此在紅學迷宮裏走不出來，一直到死拉倒。

數十年來，有了紅學，客大欺店，也就完全削弱了《紅樓夢》；有了脂評，喧賓奪主，也就衝淡了曹雪芹。我記得利希滕斯坦的《格言集》裏這樣說過：“世上有關莎士比亞傷口的研究工作，大多已由莎士比亞本人完成。”據《歌德談話錄》的作者愛克曼說，歌德盛讚莎士比亞，這位大師承認：“不過，我們對莎士比亞簡直談不出什麽，談得出的全不恰當。”然而在中國，沒有一位紅學家（俞平伯先生除外）表現出這種求實求真的精神。

你能指望這些小師們，從後院垃圾堆裏跳出來嗎？

我一直認為引得紅學家走火入魔的脂硯齋，大概像魯迅的一篇文章中，曾經提過的一位闊少，讀《紅樓夢》太深，陷入角色不能自拔，便到四馬路的會樂裏（清末民初，那是上海灘的紅燈區），發出七八張堂會局票，然後，黃包車拉來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鶯鶯燕燕地圍住了他，便派定自己是寶哥哥那樣的自作多情，才生出那麽多的感喟吧？有的紅學家竟拾俞平伯的牙慧，認為這位太濫情的脂評主角，非小說中人史湘雲莫屬。如果真是這樣，《紅樓夢》豈不是曹雪芹和他太太開的夫妻店裏的產品？

這類滑稽透頂的笑話，都是以今人行事的準則，去度量古人的結果。隻有在市場經濟，追求鈔票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現妻子寫出了名，先生也搭起了順風車，兒子成了神童，老爹也跟著老王賣瓜的抓錢一族。曹雪芹沒落，但並不墮落，他可以賒酒，但絕不揩油。古人也有小人，曹還不至於是，就衝他一部原稿輾轉借走傳抄，弄得七零八落的這樣輕信於朋友，可見他君子風大於小人氣。如果，他有一位紅袖添香夜著書的夫人，果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史湘雲，為他當家做主，不但借閱困難，傳抄就更無可能，那麽，全書原璧留存後世，豈不使紅學家無事可幹，無文可寫，等著下崗嗎？

如果按紅學家之見，脂硯齋是曹雪芹寫《紅樓夢》的高參，那豈不是有點像別林斯基主持《祖國紀事》時，他和他周圍作家那樣的關係了嗎？即或真的如此，別林斯基不會坐著驛車，從彼得堡趕往烏克蘭，到果戈理的家鄉大索羅慶采村，不識相地介入其寫作過程之中。但今天的紅學家，偏要把脂硯齋一夥，裝進麵包車，拉到香山腳下的黃葉村（其實那也是一個紅學偽作），與曹雪芹一起寫這部不朽之作。

我不知道紅學家，是有意識回避，還是完全茫然這個屬於常識性的問題，真正的文學作品，其創作過程是極其個性化、私密化的。曹雪芹在寫作《紅樓夢》的過程中，不可能有一個全天候包圍著他的脂硯齋集團，按紅學家的想象，曹寫出一回，脂集團輪流傳閱一過，予以點評，曹再進行改寫，是一條流水作業線。這想法的形成，實屬不可思議，但細想想，紅學家也非憑空而來，是根據生活經驗，是有所本的。

時下電視連續劇的編劇方式，不就是這樣工廠化生產的嘛！我的一位青年文學朋友，被一個劇組從西安請來，住在豐台某機關招待所。那五層樓全被劇組包了下來。一樓是編故事的，二樓是寫本子的，他在三樓，是寫人物對話的，四樓還有一個車間，是將他的台詞，再改寫成京片子那種油嘴滑舌的土話，因為那是一出寫老北京的電視劇。

我開玩笑地問他，五樓可有畸笏叟在，他說，有人送稿件來，有人取稿件走。上家是誰，下家是誰，都很懵懂，很有一點地下工作的勁頭。不過，有時候，已寫好的某一集，又從一樓、二樓傳上來，重新改過。他說，也許五樓會有什麽脂硯齋之類的權威，如導演，如老板，因為有時候能聞到雪茄和咖啡的香味，在那裏終審，自然有資格“命芹溪刪去”，這樣，樓下的他們就得返工。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聽到這裏，我為紅學家心目中的曹雪芹一哭。同時，我也想到，香山黃葉村那裏，在曹雪芹與脂硯齋中間穿針引線者，跑來跑去，腳都跑腫了的，當非史湘雲莫屬了。幸好張愛玲考證出來，大觀園裏那些女孩子，執行滿洲風俗，不纏足。雖然這位最後孤獨死在美國的女作家說：“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傳性小說。”但她並不特別反感“集體創作”說，令我納悶。後來，我終於悟到，她在美國新聞處打工的時候，也曾經當過寫作機器的。

胡適、俞平伯則不然，胡一號倡“自傳說”，認為小說的內容與作者個人的生活經曆有某種聯係，但從未斷言字字有據，事事皆真，從未斷言《紅樓夢》即曹雪芹的家傳，可當信史來看的。而創史湘雲為脂硯齋說的俞二號，也始終未敢大言不慚他這判斷百分百地準確。這兩位，固然是紅學家，其實更是文學家（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紅學家可以想當然，文學家則懂得作家的寫作，與照相館裏按快門的師傅，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

很難想象在黃葉村伏案疾書的曹雪芹，身邊有脂硯齋這樣一個小艦隊的事實。為什麽當下的紅學家會如此確信不疑呢？我認為，這不是紅學家的錯，除了以上這種電視劇工廠化生產的啟發，半個世紀以來，當代文學中實行的抹殺個性的集體創作方式，也把紅學家們迷惑住了。

我在工程隊勞動改造那陣，曾經在苦水區修過路，當地老鄉喝到我們深井打出來的甜水，咂咂舌頭，倒覺得沒有什麽滋味似的不以為然。這就是慣性，謬誤被習以為常以後，正確就會被視做反常。他們以為糾合幾個筆杆子，關在賓館或者招待所裏，進行集體創作；以為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結合，是天經地義的創作方式。

樣板戲就是這樣炮製出來的，《朝霞》時期的什麽《虹南作戰史》等熱昏作品，也是這樣出籠的。“大躍進”那陣的《紅旗歌謠》，更是早期集體英雄主義的“勝利凱歌”。除了郭沫若、周揚這兩位編者的大名外，絕大部分的作品，不知作者為誰。在過去五十年裏，小說、戲劇、詩歌，很多都是這樣以集體創作署名。好一點的，加上一個括號，括號內寫上某某某執筆字樣，就是了不起的恩典了。

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學中，成了被膜拜的聖人，可他當年在樣板戲的寫作班子裏，連在括號內露一露臉的資格也沒有。正因為如此，到了講求版權的後來，集體創作就成了一筆纏夾不清的糊塗賬。汪曾祺差點被告上公堂，就因為他覺得自己是樣板戲《沙家浜》堂堂正正的作者。他這樣“覺得”也的確沒有錯，樣板戲《沙家浜》，主要是他寫的；但《沙家浜》前身《蘆**火種》，卻是上海滬劇團集體創作，而且是標有執筆人姓名的。汪曾祺不寫明這孩子是抱來的，就認定為自己嫡生，編入文集之中，難怪要起糾紛了。

這都是集體創作害的，也害了紅學家，他們以為這種泯滅創作個性的做法，是理所應當的正確行徑，想當然曹雪芹也應該接受這樣的安排，做一個括號裏的執筆者；想當然脂評集團的那七八個人，像電視連續劇革台班子裏的編創人員，起策劃、創意、編劇、出點子的作用；因而也就想當然《紅樓夢》是曹雪芹和脂硯齋天衣無縫的合作成果。為什麽會出現這樣匪夷所思的念頭，歸根結底，在紅學家是學問家，不是文學家，基本上不甚諳熟文學創作的規律，不甚了然形象思維是怎麽一回事的基礎上。曹大師墮落成為三樓、四樓的普通寫作機器，而脂硯齋卻是在五樓上抽著雪茄，喝著咖啡，有權“命芹溪刪去”的主創人員。

幸好，五十年的文學實踐，集體創作的名聲，已經一蹶不振，在小說領域裏，尤其如此。有的合作者，最後弄得反目成仇，有的夫妻檔，最後索性各幹各的。看來，別的藝術門類，也許能夠精誠團結，文學，大家很難坐在一張寫字台前，而小說這一塊，恐怕更不能集體的。因此，很難想象在曹雪芹的寫字台旁，坐著七八個爺們兒，還有一兩個娘兒們，在那裏評頭論足，說三道四。那時，既沒有雪茄，也沒有咖啡，光這些批評家的口臭，也早就把我們的大師熏死了。

據說，“文革”期間，樣板團在“旗手”江青“同誌”的關照下，每人每天有一塊巴掌大的巧克力可吃，援此例，黃葉村裏的曹雪芹，更該愁腸百結，無以聊生了。一來沒有銀兩，二來無處可買，怎麽對付畸笏叟、棠村、梅溪、鬆齋、鑒堂、綺園、立鬆軒、左錦癡道人……這些死纏不放的脂評家，可真讓他苦惱透頂。

如果，曹雪芹尚健在，肯定會懇求紅學家，你們做做好事，開輛麵包車來，把這些批評家先生、女士從黃葉村拉走，哪兒涼快，就請他們到哪兒涼快去吧！

拜托了！大師會一揖到地，籲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