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寫死

不論是好死,還是壞死;不論是該死,還是不該死;不論是人生輝煌的結束,還是一輩子庸碌的終點;不論是過客匆匆的結束,還是惡貫滿盈的下場,所有這些各式各樣的死亡,都是作家筆下考量的著力點,也是作家才能表現的競技場。

死亡,是小說創作中製造震撼的撒手鐧,凡大師,無不精於此道。

——倘沒有高鶚的黛玉之死,大概也就沒有《紅樓夢》的今天。

如果說《紅樓夢》是一部寫死亡的書,肯定不會被認同的。

但這部小說中人物死亡個例之眾多,之頻密,不僅是中國文學之最,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少見的。

如果有“死亡文學”這樣一個概念的話,那麽,《紅樓夢》就是此中示範的經典之作。

在前八十回中,曹雪芹寫了:

馮淵之死;

賈瑞之死;

秦可卿之死;

林如海之死;

金哥與守備之子之死;

秦鍾之死;

金釧之死;

鮑二媳婦之死;

趙國基之死;

石呆子之死;

賈敬之死;

尤三姐之死;

尤二姐之死;

晴雯之死……

在後四十回中,高鶚續寫了:

張三之死;

司棋之死;

潘又安之死;

元春之死;

王子騰之死;

林黛玉之死;

吳貴媳婦之死;

夏金桂之死;

賈母之死;

鴛鴦之死;

何三之死;

妙玉之死;

迎春之死;

趙姨娘之死;

王熙鳳之死……

據以上不完全統計,男性死者十二人,女性死者十八人,特別其中年輕女性十六人,占絕大多數。看來,美麗成了她們的宿命,美麗也使得她們加速地香消玉殞,所以,這部《紅樓夢》,也是一部最成功、最感人的描寫封建社會中女性悲劇命運的史詩。

生老病死,愛恨情仇,美醜善惡,歌哭笑唱,為地球上人類的基本狀態,也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切文學的來源。中外古今,所有作家,無不從這個源頭,敷陳演繹出來自己的作品。

因此,生存和死亡,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寫的“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這個極其嚴肅的命題,理所當然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方麵。一個作家,隻會寫生存,不會寫死亡,大概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作家。同樣,那些文學大師,在他們的作品中,所寫出來的精彩絕倫的死亡,總是讓我們對其悲天憫人之心,對其關注人類生存和命運的高尚情懷,不由得肅然起敬。

在中國文學史上,除了這部《紅樓夢》外,新文學運動的創始者魯迅先生,也是致力於探討人類生存和死亡這樣嚴肅命題的文學家。他的阿Q之死,他的祥林嫂之死,對於封建社會中最底層百姓悲苦命運的揭示,以及對被壓迫的中國人排著隊走向死亡的控訴,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中,最早接觸到這個命題的代表作。

他在《呐喊》一書中,《藥》《明天》《白光》等篇,在《彷徨》一書中,《孤獨者》《傷逝》等篇,都有涉及死亡的情節和描寫。他的第一部結集出版的著作,甚至用與死亡最為相關的字——“墳”,作為書名。可以說,魯迅先生在這個領域中,其啟蒙作用,其率先精神,其卓越成就,具有開創一個新時代的曆史意義。

然而,被紅學家奉為至聖先師的脂硯齋,對曹雪芹結構其全書悲劇精神,在人物的死亡設計上的深思熟慮,缺乏最起碼的關照,以極其世俗的凡庸的觀點,對待曹雪芹的精心經營。同樣,魯迅先生這種開創性的努力,也一直被文學理論的研究者,被文學史的撰寫者忽略過去,實在讓人哭笑不得。

沒有辦法,中國有許多自以為是的“明公”,總是以他們那狗尿苔的可憐高度,來解讀參天大樹,總是以他們那井底之蛙的視野,來度量外邊的世界。司馬遷曾經講過一則“卞和獻寶,楚王刖之”的故事,碰上這種無知還裝出識貨的角色,你就抱著玉,他們也隻當八十斤麵做的壽桃——廢物點心一個,碰上這路人,你隻好認倒黴,你隻有嗚呼哀哉一途。

因為,這類妄議大師的脂硯齋式的人物,實在是非常可惡的。他們擁有講台、刊物和報紙版麵;擁有協會、機構和抬轎者;擁有麥克風、話語霸權和放屁的自由。隻好看著他們跳,由著他們去跳,一直跳到不能再跳,跳到伸腿瞪眼才會罷手。而且弄不好,躺進棺材裏,也不讓人安生的,脂硯齋至今陰魂不散,老搞出些附體還魂的名堂,攪得四鄰不安。

不過,無論如何,俗話說,死了死了,死大概也就算了了。死亡這個大題目,值得作家關注和投入。死是情節中最高的懸念,死是故事中必然的**,死是任何人都不能承受的強刺激。死,對這個死者來說,既是否定,也是否定之否定,這個存在著變數的結局,自然也是永遠的話題。因此,死亡常常是中外古今作家使用的最重要的撒手鐧。

曹雪芹的《紅樓夢》,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開卷之初,先聲奪人地寫死亡場麵,兩位大師都是不惜筆墨,極盡渲染之能事,鋪開全景場麵,大撒手放開寫去。曹寫秦可卿之死,是從第五回寫她出現起,“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顯然是早春季節,到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時,“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支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應該是下一年的春暖花開時節。在小說故事的時序上,正是一年工夫。腳本過渡時間的長短,還不足以說明作家的投入程度,隻有從小說篇幅上,約占曹雪芹所寫八十回的四分之一,才能體念到大師的用心之重,關注之重。

托爾斯泰同樣,在全書的第一卷第一章,就開宗明義地寫了安娜·舍雷爾的晚會,隨後是勞斯托夫家的命名日慶祝活動,宴會,舞會。接著,便是別竺豪夫伯爵之死。真是讓人難以置信,兩位大師竟同樣通過一個人物的死去,使整個小說故事的進展起了轉折性的變化。要說巧合,還毋寧認為是腐朽的貴族社會中的必然現象。這兩個人物——秦可卿和別竺豪夫——雖然一為嬌豔的少婦,一為垂暮的老人,但都是極其重要而且受到尊敬,雖然多少又有些不佳的聲名,但仍舊是人們不得不執禮甚恭的角色。

這種巧合也太奇妙了。

秦可卿的公公賈珍,“哭得淚人兒一般”,這公公與兒媳的關係,多少寫得曖昧。而彼爾是別竺豪夫的私生子,則毫無遮攔地和盤托出,一點也無顧忌。兩位大師不約而同地寫了死亡,但著眼點不同,雖然都無意去曆數死者的行狀,而把筆觸指向圍繞死人的活人。托爾斯泰意在遺產的爭奪,彼爾命運的轉變,伐西裏王爵和那個安娜,及米哈伊羅夫娜的對財產的染指之心。而曹雪芹則通過秦可卿之死,王熙鳳辦理喪事,直到弄權鐵檻寺,把榮寧二府的上下左右的利害複雜關係全麵呈現在讀者眼前。

江河湖海,總是會由水來溝通,大師與大師,大概由於心有靈犀的原因,也會不約而同相應的。

於是,不論是好死,還是壞死;不論是該死,還是不該死;不論是人生輝煌的結束,還是一輩子庸碌的終點;不論是過客匆匆的結束,還是惡貫滿盈的下場,所有這些各式各樣的死亡,都是作家筆下考量的著力點,也是作家才能表現的競技場。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應該說,死不難寫,但要寫好,卻也不易。道理很簡單,既然有千千萬萬的生,必然也就有千千萬萬的死。想寫得與人不雷同,不重複,不撞車,不蹈他人或自己的覆轍,那是很難的,而要在這個基礎上能寫出新意,翻出新聲,別出蹊徑,開創出前所未有的生麵,那就是更難更難的事了。

在這裏,西方文學名著中那些經典的死亡場麵,總是讓我們難以忘懷。

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死;

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死;

哈代的苔絲之死;

斯湯達的於連之死;

梅裏美的《卡門》裏,那位茨岡女子的死;

小仲馬的《茶花女》中,那位交際花瑪格麗特的死……

所有這些文學中的死亡,無不給中國讀者帶來靈魂上的極大震撼,和掩卷以後久久不能平靜的心。

尤其,法國的大作家雨果筆下的死,《巴黎聖母院》裏那個極美麗女子和那個極醜陋男人的結局,更是有文學以來,將死亡寫到極致地步的最精彩一筆。

雨果在此書卷首的序言中,語出驚人地講他不久以前,在那座大教堂兩幢鍾塔之一的暗角裏,注意到一處牆壁上,曾經有人在石頭上,不知費多少時間和力氣,大概是用手指,生生摳刻出來的希臘文單詞:ΑΝΑΓΚΗ。

這些字母裏所銘刻著的悲慘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動了作者的同時,也打動了我們這些異國的讀者。然後,在全書結尾處,讀到下麵這個細節,絕對會倒抽一口冷氣,渾身戰栗,錯愕萬分,驚心動魄,歎為觀止。

在地窖裏,人們發現了兩具屍骨,一具把另一具抱得很緊。一具屍骨是女的,緊抱著的那具屍骨是個男人。人們想把他同他緊抱著的那具屍骨分開,他就倒下去化成了灰塵。

將死亡寫到如此刻骨銘心的程度,真是令我們對大師手筆不勝訝異和萬分欽佩,打心眼裏向這位文學大師致敬。

然而,從魯迅先生開始的新文學運動,至今快八十年了,很抱歉,類似的閱讀驚奇,還真的沒有在中國作家的作品中體驗過。已經故去的前輩作家,也就不去理論了。當下健在的寫暢銷書的同行,那種令讀者付之闕如的空虛感依舊。要是說他們笨,顯然是不準確的,這世界上別人玩的文學花樣,俺們還有沒玩過的嗎?要是說他們懶,顯然也是不準確的,這世界上可有另外一個國家,年產數百部長篇小說,數千部中篇小說,數萬篇短篇小說的嗎?隻有一種可能,他們太快活了,過著神仙似的日子,用下體寫作或者寫下體,是不會想到死亡這個概念的。

因此,在《紅樓夢》中,第十三回:“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隻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覺的‘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的細節;第七十八回那魂牽夢縈,情真意切,浮想聯翩,洋洋灑灑的《芙蓉女兒誄》;和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斷癡情,薛寶釵出閨成大禮”,第九十八回“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病神瑛淚灑相思地”的那種反傳統的觸目驚心的死亡寫法,在白話文運動八十多年以後,中國新舊兩代文人,還沒有寫出來能超過曹雪芹和高鶚有關死亡的精彩篇章。

當然,也應該看到,中國人對死亡,是諱避的,因為想到的,馬上是地獄、是罪孽、是禍祟、是天懲;西方人對死亡,是敬畏的,認為死是莊嚴的、神聖的,是上帝的寵召,死者的尊嚴是不容褻瀆的。這種本質上的不同,理念上的差異,反映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以死亡為題旨的創作,從來不是很主要的部分。

中國的舊時文人,在孔子“不知生,焉知死”的指導思想下,在小農意識的極端現實主義支配下,在小市民的市儈主義的庸俗氛圍中,在將大團圓視之為農耕社會最高境界的寫作原則下,死亡這個命題,不是一筆帶過,就是略而不提。

於是,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紅樓夢》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的直麵死亡的不朽著作,表現了曹雪芹那種大師的膽識、才情、創造力,和對生活的真誠。尤其高鶚,差不多被所有奉脂硯齋為宗祖的紅學家唾棄,並斥之為“狗尾續貂”的“可惡”之人。但如果沒有他在上述第九十七回、第九十八回中所堅持的悖背中國人閱讀習慣,反其道而行之,讓林黛玉一定死在薛寶釵出閣的那刻,將小說推向**,那麽小說將達不到無可置疑的不朽。這就不能簡單歸之為高鶚的勇氣和膽識,而是他絕不弱於曹雪芹的睿智才華的超人表現。

如果曹雪芹地下有知,會向蘭墅先生脫帽致敬的。

古典文學的四大名著,《三國演義》中的孔明之死、關羽之死、劉備之死,也是寫得相當出色的,同樣為不可多得的文學精品。但是,那部“七實三虛”曆史小說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曆史本身所提供的豐富資源所決定的。孔明、關羽、劉備的死亡,是史實的必然推演,並非主觀的完全虛構,虛和實,有所遵循和無所憑依,對於作者的想象力、創造力,其能量負荷是有著很大不同的。

曹雪芹在構思這個大家族瓦解過程的長篇小說時,勢所必然的死亡,也就是那些妙齡女子的香消玉殞,是作為他這部作品的故事中軸。落筆之初,開宗明義,他即清清楚楚地表白了: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曆曆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

因此,他“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守著貧窮,用生命來寫作的動力,正是這些美麗女子的悲劇死亡,是他無法任其泯滅的。而我相信,這三個女子,秦可卿、晴雯、林黛玉,所以是這個故事軸線上的重中之重,因為,恰好代表著一個男人的性的啟蒙期,情的萌芽期,愛的發生期,即相繼而至的青春階段全過程。可想而知,她們的死亡,是如何牽動著作者的心,也就必然成為書中的精彩篇章。

在《紅樓夢》中,最深刻,最感人,也最是構成這部著作不朽者,莫過於晴雯和黛玉的美麗死亡了。

晴雯之死,從第五十一回“胡庸醫亂用虎狼藥”起,到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補雀金裘”,到第五十三回晴雯驅逐墜兒,時為冬天,第七十三回晴雯生計,讓寶玉裝病,應該是轉過年的秋末。接下來的第七十四回“惑奸讒抄檢大觀園”,至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風流”,至第七十八回“癡公子杜撰芙蓉誄”,一步一步使這個在某種程度上是林黛玉影子的美少女,死不甘心地走向生命的終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林黛玉之死,從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賈母賞花妖”起,其中賈母說:“這花兒應在三月裏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時已入冬。至第九十六回“瞞消息鳳姐設奇謀,泄機關顰兒迷本性”,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斷癡情,薛寶釵出閨成大禮”,第九十八回“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病神瑛淚灑相思地”,一氣嗬成,貫穿直下,波瀾起伏,扣人心弦。死亡的陰影,徘徊不去,生命的掙紮,難以放棄,情愛的幻滅,撕肝裂肺,決絕的別離,無法割舍……至此,我想高鶚會擲筆一呼,庶不致辜負芹溪先生了。

寫貴族,大概還得貴族來寫,若幹年前,在莫斯科,那還是蘇聯時期,接待我們的蘇聯作家協會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他們協會所據有的這幢龐大建築,是《戰爭與和平》小說裏那位勞斯托夫伯爵的大宅子。我們有時在那裏吃俄式大餐的餐廳,正是當年那個在“聖納塔裏節,也是伯爵家兩個名叫納塔裏的人(母親和最小的女兒)的命名日”用來跳舞的大廳。不禁感慨,寫貴族,還是像當下為貴族的托爾斯泰,和過去為貴族的曹雪芹,更在行些。正如《戰爭與和平》隻能在托爾斯泰筆下產生一樣,《紅樓夢》隻能由沒落得無可再沒落的貴族曹雪芹,和“閑且憊矣”能沾上一點貴族邊的高鶚來完成,都是上帝的安排。

也許有的作家,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勇氣鼓舞下,敢於嚐試全然陌生的一切,但腿上泥巴和牛屎還未洗幹淨,要他來寫榮國府的老爺太太們,寫大觀園的小姐丫鬟們,估計難度要大得多。這也是除高鶚之外,所有續《紅樓夢》的作家,總是遭人唾棄的根本原因。一個小家碧玉,一個柴火妞,一個外來的打工妹,縱有滿腹才情,與瀟湘館,與蘅蕪苑裏的小姐們也是無法交流的。

甚至30年代、40年代,已非貴族的張愛玲,她自身具有的,她筆下自流的,昔日上海的閨秀風采,舊時洋場的仕女風韻,也不是那些東施效顰者能夠學得酷肖的。六世佛祖曾對其弟子摩詰說了一個偈:“未得神髓,無功而返!”如果與身世、與家門、與教養、與品位、與血液裏所謂上流人家的基因,相聯係著的風采和風韻,居然像大餅油條那樣滿街皆是,唾手可得,也就談不上神髓之難求了。

這就是說,在這“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的“太虛幻境”之中,在這“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的“孽海情天”之下,那全部的精神的死亡,稟賦的死亡,情感的死亡,美麗的死亡,隻有曹雪芹能寫,隻有高鶚能續。

說《紅樓夢》的主旨為死亡,難以被人認同,其實,《好了歌》所唱的“好即是了,了即是好”;《飛鳥各投林》的“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都是演繹開來的死亡。甚至主人公最後成了一個“光著頭,赤著腳,身上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的鬥篷”的出家人,那個原來的富貴公子不也等於死亡了麽?

還是歸結到丹麥王子哈姆雷特那句名言上去,“活著,還是死去,這還真是一個問題!”由此來讀《紅樓夢》,又有另一層意思,不妨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