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何當共剪西窗燭

案頭兩本書，一本是《簡·愛》，他翻譯的；一本是《紫藤花園》，我創作的。

完成這兩本書是我們多年的心願。我們早已作了許多準備，可是我們一直缺少整段的操作時間。我們的主職在學校，他是外國語言文學方麵的教授，我承擔中文專業的好幾門課程。我們的大半個身子都陷在論述性的文字之中，當作家和翻譯家都是業餘的。眼看都快過了後中年時期了，我們終於痛下決心——一方麵毅然擱置下手頭的好幾件大事要事，另一方麵則很不情願卻又很主動積極地抑製和消淡去了老來相伴的依戀親情，冷酷地實行了協議式的分居：先是租了一間小小過街樓，把我放逐了進去，一關半年，直至基本完成了我那長篇的初稿方罷；再是他挾了早已完成了一半的譯稿出走，加入了作家協會組織的“冬令營”，在一座山廟旁的誦經聲和擊鍾聲裏為譯文畫下了最後一個句號。一年之中，我們分開了七八個月。

各自捧了自己的作品，相對凝望著又鬆了一圈的眼瞼，又添了幾道的皺紋，又染白了數莖的枯發，我倆禁不住又想起了那句詩來：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我倆第一次合吟這兩句名詩，是在25年前。

新婚不過一二十天，我們就要分離了。

他在上海工作，我卻被分配到了黑龍江。我必須馬上去報到。我已經因為這婚事而延宕了“畢業分配介紹信”上所規定的準備期了。我到現在也沒弄明白那時候管分配的人是出於怎樣的一種心態，依據的又是哪一條路數的政策，很存心地很不虧心地很以正義和道德的化身自居地，專幹拆散姻緣和造成兩地分居的事兒。且不論我——因為當年留上海的名額畢竟少，就說我們班的一名男生吧，跟一位低我們兩屆的女生戀上了，大家都知道的。到分配時，他給分到了四川，而她卻偏讓塞進了貴州省——那一年去四川的名額，其實並不緊俏。這分飛的勞燕後來很忠貞地結了婚，後來又並非自覺地生了雙胞胎。分居給他們一家四口造成的艱難，是任誰都想象得出來的！

我臨走前的那個夜晚，下著雨，我倆說著話，幾乎說了一個通宵，並不是如今小說和電影裏常見的難舍難分纏綿悲切——那時候無論是社會大環境還是具體的個人，好像都不像現在這般多情細膩——更多的話題倒是互相的安慰、勉勵和對日後前景的展望。天快亮時，我們切實地意識到迫近了分離以及國定一年十二天探親假的遙遠，於是便與那位擅寫離別之情的詩人以及他老先生的佳句產生了真正的共鳴：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八年後我們相聚時，已是兩個孩子的父母。屈指一算，老夫老妻八年中見麵的日子，隻不過幾個月。

我們格外地珍愛自己的小家。學校給我們的棲身之處是一間不足七平方米的小房，原先是學生練琴用的。我們很滿足。太小的麵積容不下除了一床一桌之外的家具，我們就盤腿坐在**讀和寫，像東北炕上的老大娘似地。吃飯的餐桌用兩張方凳組接而成，盡管兒子幾次讓熱湯燙了肚皮，但我們每頓都吃得有滋有味。小小的暖巢，補償著分離日子裏損失的親情。

可是我們又不甘於永遠蝸居於這一小方溫馨的天地。我們在共同的空間裏向各自的領域探尋和衝刺。他一往情深地推敲著英美語言文學，我開始眼睛發直地用筆描繪我正在日漸往深處理解的人生。沒多久，他考上了“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批公派留學生，去澳洲，讀碩士，當四十歲的老童生，為期兩載。我們又分開了。

這回的分離已不再是一種無奈。他滿懷豪情地走，我歡欣鼓舞地送，“巴山夜雨”時的話語有了實實在在的奮鬥內容和前景目標。兩年後他回國，捧著戴了碩士帽傻笑的畢業照見我，我則遞給他兩冊現在看來簡直是少兒習作的小書給他，以示我的成就和得意。我們為又一次的團聚而歡笑，隻在對方的細細的皺紋中，讀出了兩年中他在異域他鄉的孤獨和我一人拖著一雙幼小兒女的艱難。我們畢竟都已在“不惑”的門檻上了。

自找的分離從此成了我們生活中的經常節目。

分離非心所願，卻又不得不時而為之。我倆都不是安分的守成者。我們總覺得上蒼生我必用我，生活的路在麵前如同兩行永無止境的鐵軌一般，遠遠地伸將出去，更加秀麗的風光不是在身後，也不是在麵前，而是在經過又一程的行進之後的下一站。我們不肯如一對老雀般蜷於小窠，不屑滯留於由幾莖衰草墊出的溫暖，也不甘心因為歲月的無情流逝而將自身的價值轉向下一代，僅隻得意於兩枚共同造就的雀蛋。於是我們就總是馬不停蹄，年年月月日日地尋覓和奮鬥，而將寧靜安逸的家庭樂趣作為一種不得不犧牲掉的代價，做著減法支付出去。

他又出國過幾次，作短期訪問或是學術交流。在國內的日子裏，南來北往的會議是常事。偶有他忙中偷閑可以小守營盤的時候，他便放我出去，大多是讓我去參加生產文稿的筆會，一走半個月幾個星期，他在家包攬了養兒育女的一應業務，等我帶了成品和半成品回來。為了避開各種各樣的幹擾，我們常常自我放逐自我禁閉，拒絕在中心計劃之外的也就玉石俱損地包括了家庭的親情。為完成我的《紫藤花園》，我在那間過街樓裏孤零零地啃了半年之久的麵包；他為了重譯《簡·愛》，也不得不扔下剛裝修了一半的新居出走，待他返回時，我這代理總統已經把工程治理得一團糟而且成就了大局。

書櫥中專列我倆著作的那一排日漸充盈了起來，我倆的白發也隨之逐日增添。時光如輕掠而過的風，我們在“巴山夜雨”和“西窗剪燭”的聚聚散散中，從青年步人中年，從初秋走向晚秋，作品與年輪同增，一晃就都過了半百之歲了。

一九九三年的下半年，把那兩本一中一西一著一譯的《紫藤花園》和《簡·愛》立上我們的書案不久，他又接下了與澳大利亞一所大學作校際交流的任務，為期一年，其間須去美國一次。我們在雙雙走向“知天命”之年時又得分離。

臨行他跟我說，這一年裏，他將盡可能多地收集有關澳大利亞當代文學的最新資料，以充實他那本即將殺青的《澳大利亞文學史》。我一麵幫他收拾著行李，一麵告訴他，如果沒有變化，在他返國時，我的一本隨筆集、一本小說集、一本主編的教材，大概也是可以麵世的了。

我們又一次進入了“巴山夜雨”的境界。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時在聚聚散散中。

很累，很辛苦，可是充實——這就是我們的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