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您哪，宗江大哥

一

寫這篇東西我沒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寫，也不能叫我按照他的意思寫，大主意還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40年來閃展騰挪，東溜西竄，無意中竟跟黃氏五傑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黃宗洛沒有接觸，可還是先後同事——上世紀50年代我在北京人藝搭過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團來了個新戰士黃宗江。聽說是紅極一時的明星，周遊世界的水手，《賣藝人家》的作者，《大團圓》的編劇。他怎麽來當起小兵拉子呢？聽到過傳說，說法有幾種，我也沒考證哪一說最可靠。一說是於伶先生建議他參軍的，一說是沈西蒙主動求賢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說是白文把他轉讓來的——白文當時正任特縱的文工團長，到上海招新兵，黃宗江到他那兒報名，白文覺得自己廟小，供不下這個大菩薩，就把他推薦到了軍區文工團。

所以有此一說，因為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師和上級，我在他手下當過差，他是戲劇股長，我是他股裏的小兵。他到解放區前是上海“苦幹劇團”大台柱，《視察專員》演縣長，《秋海棠》演副官，《大馬戲團》裏演慕容老頭，紅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鋒頭也更健，人們把他和石揮並列，連白文都承認演技上頗受宗江啟發。上海人把石揮捧為“話劇皇帝”，在評議中認為唯一一有資格與他較量的就是黃宗江。可宗江聲明不參與競選。既如此，隻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話劇丞相”的烏紗非他莫屬，白文也少不了弄個“尚書”之類頭銜。不料這兩顆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後失蹤了。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聞，人們做過各種猜測，可誰也沒猜準。因為連他們倆對自己的“下一步”都沒猜準。原來白文本是中共地下黨員，以演員身份作掩護進行抗日活動。正在一順百順之際，有人把個什麽名單弄丟了，情況緊急，後果難料，組織上命令名單上的人立即轉移，他就連夜帶著老娘去了解放區，到解放區後就分到文工團當了我的頂頭上司；宗江是報國心切，不肯在日寇占領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後方去了，到了那繼續演戲（這倒是他自己計劃好的），可演著演著從舞台上一跳，跳到軍艦上當水兵去了。

我聽馮二哥（亦代）說過這件事。他說當年在重慶，有一天他上劇場後台聊天，看見位瀟灑小生坐在化妝台上看書。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書，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這裏的愛國劇人他熟識，這位卻從沒見過。聽說上海來了個黃宗江，他估計八成就是他，便客氣地問道：“您大概就是黃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禮，操一口京片子說：“不才是我，敢問您的台甫？”亦代指指書上原有的簽名說：“在下就是馮亦代，請多指教。”兩人臉對臉看了一會，都大笑了起來，馬上就成了朋友。從此後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親戚同屋休息，那親戚正準備投考海軍，和宗江也一見如故，關上門他倆又接著聊。聊些什麽不知道，總之天亮後再見宗江，他就宣布“投戲從戎”，說完跟那親戚一塊去報名去了，隨後就換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訓，在英美扮演了個風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頭奔向兩個方向，誰也沒想到何時再見麵，等白文穿著軍裝帶著手槍回到上海時，宗江又重登上劇壇了。海軍訓練一完日本就宣布投降，宗江乘著軍艦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轉一陣後，一回到上海就又來個“投戎從戲”。白文替特縱文工團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時確也說過：“我要報名參軍。”於是，以訛傳訛，就說成宗江參軍是由白文去引薦，其實宗江是有更大的來頭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們小字輩震動，像他這樣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團結的氣氛下，到哪兒也少不了他一個位置、一份尊重，要參軍也會得到照顧。身邊例子很多，有位並不出色的什麽家，一進門就享受團級待遇，也還過不慣，待不住，幹了幾天又走掉。可黃宗江卻堅持要從小兵當起，不要任何優待。我估計很少人知道黃宗江離休時的軍階硬是按照班排連營團師的台階一級不落爬上來的。他頭一炮就來個錘震四平山！

當年像我這樣行伍出身的文藝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對新兵看不慣的時候多。新出校門的學生文化水平比我們高，可在藝術上不如我們有經驗；名家藝術成就比我們高，按革命資曆又沒我資格老。對誰我也敢說三道四，唯獨對宗江卻隻有服氣。人家放著現成的統戰對象、明星班頭不當，自願從最低級的文藝兵幹起，沒點真格的行嗎？這就叫革命性、事業心，不服你來呀！

他對名利既然不屑一顧，也就不故做深沉狀，對上級、下屬、同伴都一視同仁，隨隨便便，坦率真誠，連對我這年齡、成就上根本不是一個檔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輕視。見麵小鄧長小鄧短總要扯幾句。我剛學寫作跟他打聽點學問，有問必答，既不擺架子也不講客套，平等中透著親切，指導時不失尊重。那時剛進城，生活還相當艱苦，紀律約束也嚴，可他咬著牙適應，決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謙虛把大家征服了，熱誠和懇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們中間能互相交心的一員。其實他總還有點知識分子的生活痕跡，在別人身上就會受到挑剔，對他卻沒人計較。比如：軍裝穿在他身上總比我們的板正幹淨，他自己買的皮鞋也比我們發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還自己帶點肉鬆之類小菜來，我們不光不說他特殊化，還湊上去夾一筷子。（注：對這點他堅決予以否認，說我誣陷他。我在此鄭重把他的抗議注上，也同時補充一個細節：我還記得吃肉鬆的地點，是南京國民黨最高法院二層樓的陽台）

宗江參軍後頭一個任務是籌備開國大慶的演出。他和當時在南京的老藝術家戴涯、路翎等現編了一個戲，叫《國民黨一團糟》。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他們就開始在玄武湖公園義務演出。這是出鬧劇，寫解放大軍渡江後國民黨一批要人的狼狽情景，劇中妙語驚人，洋相百出，逗得觀眾前仰後合。宗江演一位穿長袍的國民黨元老，至今我還記得他神經質地高喊：“報告大家個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了！”據白文說他那“聲音化裝”的本事就是從宗江這裏學來的。這次是我親耳聽到他的“化裝聲”，覺得他挺有本事。但這次演出給人主要的印象還是那股歡樂和團結的氣氛。宗江回憶這件事時也說：“要是後來我們始終保持那樣的大團結該有多好！”

二

1949年冬天，我調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會從此中斷，有點遺憾。

我到北京文聯報到，副秘書長王鬆聲叫我隨一位年輕同誌先去熟悉環境，安排住處。那位同誌搶過我的背包說：“來，你就跟我住一間屋好了。咱們文聯的團員也都編在一個小組，我是小組長，名叫黃真，原名黃宗淮。”我笑道：“黃宗淮！有意思，我有個同誌叫黃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倆。”他說：“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這一來我倒跟宗江的關係更近了點，他來看黃真也跟我親切地聊一陣。過了兩年他也調到北京來了，還新結了婚，娶的竟是我們文工團的元老，榮任前線話劇團副團長的阮若珊。由於曆史原因，我對阮若珊和對茹誌鵑一樣，始終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關係更近一步。當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著檔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團的資曆來壯膽，可在若珊麵前我永遠是新兵，甚至還是孩子，我想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過，宗江還是叫我小鄧。隻在寫文章時後邊加個注：“叫友梅的那個小老頭！”）。

他是在《海魂》寫完後正式調到北京來的。《海魂》有一部分題材來自起義的“長治號”軍艦。“長治號”起義到南京我是最先采訪的人之一，電影劇本的幾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聽他們的創作情況，這才知道他碰上多麽尷尬的事。《海魂》劇本寫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載入電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創作過程卻是另一出好難演的鬧劇。宗江在裏邊扮演了個覺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寬大，忍辱負重的一麵。宗江是個人道主義者，是個君子，不摻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論什麽行當，不管什麽流派，不計年齡檔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頭即無山頭。”這句話對我做人頗有影響，但要學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麵上超脫隨和，內心是非清楚、愛憎分明，正義感和責任心極強，強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遠。本來他能寫的題材極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種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讀的是原文不是譯本；要土的他書香門第，博覽群書，真要弄什麽京音律韻，我這樣的根本不是個兒，在他寫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後有位負責人跟他說：“你總這樣跟工農兵不著邊不行啊，得深入工農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猶豫地深入工農兵去。下農村，進西藏，隨後就寫出了熱鬧一時的《江山多嬌》、《縣委書記》和一部名垂永久的《農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圓滿了，可他還要再接再厲，竟視死如歸地去了美國正進行“地毯式轟炸”的越南前線，並且在彈片橫飛中寫下一部劇本。天可憐見這劇本還沒發表就被偉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單。等他從美國炸彈下返回北京，便帶著一身罪名，發往大西北“充軍”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中的生命危險絕不比在越南小。可死裏逃生後想幹的第一件事還是寫作。“**”過後我倆頭次見麵他就談他正在寫和正要寫的作品，不久就給我送來兩個劇本，一本是寫一個連隊，另一本是寫一位被“四人幫”殘酷迫害致死的烈士。他跟我說：“我知道這倆戲都不能拍，可我不寫出來對不起死去的和活著的。我寫出來了，哪怕隻給朋友們看看我也算了結一番心願。”我無法評判過去有些做法的得失，但宗江為人民，為事業的這種熱誠勇敢勁頭我是永遠崇敬的。別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裏洋場出過大風頭，卻絕不是文學、藝術前邊加個“玩”字的公子哥兒。

宗江是個多棲、全才的藝術家。我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大本事，隻看到凡是派給他的活他都幹。50年代有一陣聽說他在寫越劇《春香傳》，那劇彩排時我也看到他在台前台後忙活，可說明書裏並沒他的名字；又聽說寫了話劇，卻又不見下文。有天我和畫家彭彬在長安聽侯寶林的相聲。除去我二人，招待席的一排座位全空著，演出過一半，我覺得亮光一閃，有位穿藍綢旗袍的小姐娉婷而至，緊挨我坐了下來。那時穿旗袍的人已經不多，何況小姐眼光在我臉上掃了一下，我便扭過頭放肆地看了一眼，不看則已，一看招來幾句好話。

“對不起，打擾您了，耽誤您聽段子了。”

“嗨，我當是誰呢，言小姐！”

“衝您點了半天頭您理都沒理，原來您還認識我呀。”

那一陣言慧珠正跟我熟悉的一位管事人鬧氣兒，不是一般的氣，是氣得要自殺。我既和她那位對手一個衙門裏辦公，挨幾句搶白也算活該，我就連忙道歉。我看她精神煥發，不像要自殺的樣兒，搭訕說：“您最近在忙什麽？”她說：“排《春香傳》哪，是宗江給幫的忙，作家裏還是有人夠交情的。”

我才知道宗江在幫她排《春香傳》。

果然，《春香傳》演出時門口牌子上寫著“藝術指導黃宗江、鄭律成”。

戲不錯，得了獎，言慧珠是我最佩服的三位女演員之一。論功底，論扮相，論嗓子，論梅派戲的地道味兒，沒幾個人能趕上她。在這點上宗江和我有同感，不過他還是看到言小姐更多長處。他說《春香傳》連編劇帶導演其實都是慧珠自己幹的，他隻幫了點忙，慧珠卻堅持要把他的名字寫出來。這和他在另一出戲裏的遭遇相比，就看出了慧珠的人品。不過宗江剛看到門外牌子時還有點不安。他說：“怎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鄭律成前邊呢。人家是《延安頌》的作者呀。”後來又看到說明書，他心裏才踏實。說明書上印的是“鄭律成黃宗江”。由此宗江得出個結論：“言慧珠才女也！”

可歎才女命運多舛，不久後自殺一次，幸好被搶救過來，但到“**”時終於還是拂袖而去了。

後來我還看過她一些戲，但最深的印象仍是抗美援朝時演的《鳳還巢》和與宗江合作的《春香傳》。此外還有出《百花贈劍》，我覺得誰也沒她演得好。

三

最先鼓勵我寫電影的是黃宗江，雖然我至今也沒寫成一個電影劇本，但這份關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懸崖上》發表後，接到在電影學院要畢業還沒畢業的董克娜的電話，約我去談談。意思是要我把它改為電影劇本，他們作為畢業論文來拍片，後來桑夫同誌又來約，說北影會拍得更好。但我對電影把握不大，興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時結婚不久，住在西單大院胡同。我去時他正享受天倫之樂，就背著小女兒，拉著大女兒跟我談話。聽說丹娣如今也做了媽媽了。我不知二小姐長大後的性格如何，小時給我的印象是十分可愛卻頗欠文靜。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斷地笑和叫，有時還加上跳！我們倆在她震耳的歡笑聲中費勁地談了一晚上。宗江聽她的叫聲像聽交響樂，精神更能集中，思維更加敏捷，聽完我訴說後極力鼓勵我寫，還在二小姐的伴奏下為我出點子，指出小說中哪些細節閱讀起來雖有趣味，但無法用視覺藝術表現，並教給我如何改成可視形象。就這樣我也還下不了決心，過了好久都沒動手。

1957年4月30日這天大清早，接到黃宗江一通急電：“喂，小鄧，你上我這來一趟好嗎？”

“什麽事？”

“來了再說。”

“多咱去？”

“吃了點心就來，越早越好。”

我當時正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在第四建築公司深入生活，連住也住在南禮士路的公司裏。這時，宗江住在雙柵欄。騎車到了西單，看看時間尚早，我先去同春園吃早點，然後又故意在報攤上磨蹭了一會才去雙柵欄的黃公館，我進屋時他正坐在床邊發愣，不光還沒洗臉，連襪子也還沒穿。我說：“看樣你才起來，那剛才的電話是……”他說是早上想起這事給我打了電話，打完電話他又回來躺下了。

他一邊忙活一邊神聊，話卻不談到正題上：“趙青從舞蹈學校畢業了，想替她找個師父學點傳統舞蹈，你說找誰好？”我說：“當然是韓世昌。你看看他的《學舌》《鬧學》《遊園》那身段，那台步，那……”他說：“我們也想到他了，可滿城爭說《十五貫》之後，昆曲的行情見長，韓先生正籌建北方昆曲劇院，怕是沒工夫教徒弟。我們想找小翠花，你以為如何？”我說：“那也好，《紅梅閣》的魂步是一絕呀。於先生最近倒是總閑著。”他說：“對，趙丹正在北京，今天他們就決定這件事。”我問：“可這跟我有什麽關係呢？”他喝了口牛奶說：“沒關係，找你來有另外一件事，祖光今晚請客。”

祖光我倒是認識，他常騎著英國飛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這兒來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對門，總碰見祖光上廁所，他總不會為這個請我吃飯。

我就問：“祖光請誰？”

他說：“請趙丹他們。”

我說：“那我去幹什麽？”

他說：“趙丹想拍你的‘懸崖’，要跟你談談。他明天就回上海，沒工夫單獨約你了，咱就湊一塊去談，他們談趙青拜師的事，咱們談劇本的事，各行其是，兩不耽誤。”

“人家不是要吃飯嗎？”

“咱跟著吃唄，反正祖光花錢。”

“晚上吃飯現在就去？”

等他漱口，淨麵，剃須，熱奶，沏茶，著裝，登履，升冠……這套忙完，就將近中午，天安門前已經人山人海。我倆在人堆中鑽空子前進，走到新華門對麵就再也走不動。隻見畫家彭彬擠在人群中翹首相望，眼睛盯著天安門方向。我們就湊過去閑聊。過了半個多小時，從那邊傳來歡呼聲，又過15分鍾，近處人頭開始轉動，前邊的人往後退，後邊的人往前湧，隨後就看到毛澤東跟伏羅希洛夫兩位站在一輛敞篷車上緩緩而來，車經過處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歡迎……”但並不整齊——那時距“**”還有好些年，還沒定出歡呼致敬的儀式和規格。多的是發自內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場的形式。我也喊了“毛主席萬歲！”，還把腳踮得更高些瞻仰領袖的風采。誰知離我們還有數丈遠時兩位卻坐了下來，車子也加快速度，拐彎進了新華門。盡管兩位都是巨人，坐下後人們也還是看不清楚。我跳起來看了一眼二位領導的後背，就退到後邊去休息。人散開後我們繼續前進，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點鍾，宗江說：“中午咱們省了一頓，這晚飯還不知什麽時候吃上，咱先吃點什麽墊補墊補吧。”就到東單三條口，吃了頓奶油炸糕，到帥府園吳府時離吃晚飯時間不遠了。

祖光家裏好熱鬧，一進門就聽見滿是上海閑話，吳依軟語。黃宗英、上官雲珠、趙丹……足有七八個人，擠滿了東廂房一屋子。還有幾位生臉：一個漂亮小夥，說是趙青的全權代表，趙青有事不能來，他替她來談拜師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人名叫岑參，剛從香港回到內地，正準備拍一部戲曲片。當時我還沒經過當右派的磨煉，麵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麵前有點自慚形穢。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鳳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師的聯絡人，正和趙丹、宗英、趙青的代表商量有關細節；鳳霞是女主人，要忙著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煙。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謹寂寞，就拉過上官說：“小鄧有點認生，你來照顧他。”我和上官在上海隻有一麵之交，並不熟悉。她卻認真地照顧起我來，拿過一盤鳳霞母親做的炒紅果說：“他們講話咱們就吃，談談你最近又在寫什麽。”隨後又把香港演員送她的一把尼龍傘打開給我看——那時我們市麵上還沒有尼龍製品。她想叫我看個新鮮，我從這裏卻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師事務談完後王雁和趙青的代表就告辭而去了，祖光就領著大家步行上新開路康樂飯館。我跟趙丹在路上就進行談判。講好3個月之後交稿，在這期間我要請創作假，創作假期間我是不領工資的，趙丹答應簽訂合同後就先預支一筆稿費給我做生活費，走到康樂時我們已達成協議了。

那時的康樂還是家庭飯館，住房改的營業廳隻能擺下一張圓桌。白天賣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隻做兩桌，所以要提前訂座。我們來時前邊那一桌還沒吃完，掌櫃的說：“多包涵您哪，屋裏沒地方，先在這門道裏站會兒吧您哪。”這幾位大明星、名導演就都站在那兒紮堆咽唾沫。正等得不耐煩，不知外邊走路的哪個人認出了趙丹，就伸過頭來看。北京人有從善如流的好習慣，隻要有一個人伸頭看一會後邊就站上一幫。還有人自來熟，湊過來問：“早來了？開會了是吧？”大家就提議進裏邊站著，寧可叫裏邊人討厭也別惹外邊人圍觀。祖光帶頭進了屋，一進去就響起一片寒暄聲。原來梅蘭芳先生在請客，蕭長華、薑妙香都在座，請的是老明星徐來夫婦。大家既都認識，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別的幾位也舉著筷子讓座，亂了一陣他們匆匆吃完把桌子讓給我們。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櫻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於職守，吃飯時仍拉我坐她身邊，見我愛吃什麽總是為我多布些。結果我吃得最實惠。

幾杯酒下肚，談話海闊天空起來，有兩個話題我最感興趣，一是宗江談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請鳳霞演女主角；一是鳳霞講起評劇演員王度芳一件往事。舊中國時王度芳在台上唱戲，一抬腳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飛到台下正砸在一個特務的頭上，那特務跑到後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頓嘴巴。王度芳有氣沒地方出，當晚就請自己吃了一頓紅燒肉。上官建議我把這個細節寫進將來的小說裏。因為她問近來在寫什麽時，我說想要寫一個反映戲曲藝人生活的小說。

我想大家看到這兒準煩了，吃頓飯用得著這麽囉唆嗎？別急，你往下看，下邊還有文章。

過後不久趙丹寄來300元預支稿費，我請創作假回到北京文聯寫劇本，劇本沒寫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300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勞動改造後，有天放假，溜到西單劇場去聽昆曲，意外地碰到了宗江。我覺得沒處躲沒處藏，宗江卻依然如故，親切地問我身體如何工作怎樣，既不提我當右派的事也不問我劇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筆賬一定要還，可眼淚直轉怎麽也說不出口，這股欠債難還的愧疚一直拖到“**”。

“**”中正蹲“牛棚”，有一天來了兩位外調人員，轉彎抹角地啟發我證明趙丹、吳祖光等開黑會的問題。我沒的可說，那兩人就火了：“不開會你怎麽能拿到趙丹300元？怎麽就按計劃炮製‘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鬥爭會，會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對我說：“你小子直到如今沒跟我們露過參加黑會的事，就以為我們不知道嗎？連日期地點我們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別想散會！”

雖然丟人，我也不想塗改曆史，說我“跟造反派展開了麵對麵的鬥爭”，照實說我是低頭哈腰，老實承認了接受300元炮製“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問我還策劃了什麽大陰謀。我說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腐蝕青年靈魂這陰謀已不小了，還要怎麽大法兒。

造反派賞了我一頓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簡直想哭，因為我挨了頓嘴巴連吃碗燉肉出出氣都辦不到。

此事我和誰都沒提過。我為我的認罪瞧不起自己，覺得對趙丹、祖光和宗江都欠著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