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

將一個打從內心尊敬的人稱為老哥並不是我的創意。

第一次從別人那裏聽到這種稱呼後，我就毫不猶豫地覺得這樣非常好，不僅符合自己的身份，對被尊稱者也再合適不過。隨後我就這樣叫了。老哥聽到我換了一種叫法，過了好久才問我：“我真的老了嗎？”不知道早先那些如此稱老哥的人是不是也接受過如此疑問，至今我還清楚記得那一瞬間裏老哥神情的變化，不像是傷感，也不像是憂鬱，在當時的感覺裏倒有幾分責備，畢竟此前我和許多人一樣，一直將他稱作老師。前幾天，在《上海文學》上讀到楊斌華所寫回憶周介人先生的文章，提到吳亮等人曾經當麵問周先生，是否可以像陳村那樣不叫他周老師而叫老周。周先生笑著說可以，轉過身後，眼睛裏卻閃現出兩朵淚花。天下許多事情不僅相通，而且相同。經年累月，當編輯的為人做了許多嫁衣，眼見著醜小鴨變白天鵝，小秧子長成參天大樹，先前的老感情雖然還在，卻不見那些人像往日那樣時常來續。老哥沒有流淚，說過了，笑過了，我們怎麽叫他就怎麽應，到後來竟然自報家門地不時冒出一句我是你老哥之類的話語來。倒是我們這幫在其眼皮底下成長起來的作者，反而要用不少時間來為他歎息，說這人也太隨和了。

老哥叫劉益善，三十年前從華中師範大學畢業後，就在《長江文藝》當編輯，此後便在那幾間平凡而充實的鬥室裏一天接一天地忙碌著。我們正式認識的那一年，老哥已是副主編了。現在，他在主編任上也幹了多年。在正式認識老哥之前，我們之間曾經有過一次不期而遇。那一天，我們在一起聊天，老哥說起自己有寫日記的習慣，三十年來整整寫了三十本日記，記錄著許多被歲月模糊了的文壇中事，以至於許多人時常向他求證已成曆史的一些事情。我當即笑著對他說，自己最早出現在他的日記裏，一定某某等二人中的那個等。這件事情老哥的確不記得了，那時候他受委派去鄂東山裏為某位慣於在政治風向中輪轉的詩人的一件紛雜之事做些善後工作，而我隻是一個剛剛開始寫小說，即使是在當地也還沒有丁點名氣的業餘作者。別人告訴我說誰誰來了，完全是出於好奇，想見見那些胸懷伯樂之才的編輯是何麵目，我就跟著別人去縣委招待所的一間客房裏與這個後來被我稱作老哥的著名編輯，也是著名詩人見了一麵。老哥正在收拾行李，收拾完行李又匆忙奔向汽車站。在等車的那一刻裏，我們站在街邊買了些油條稀飯，老哥堅決要付所有的錢。老哥果然不記得那一刻裏非常感動的我，他邊笑邊說，我該給他當年買油條的款項付利息了。聽他這一說，我又覺得慚愧。這麽多年，自己不知請過多少飯局，唯獨沒有請過老哥，不是沒有機會，而是一有這樣的機會埋單的還是老哥。埋單後，他還要關心我們，當純文學作家稿費得來不容易。一九九六年我的四卷本個人文集出版後，曾經挑朋友熟人送了一些，不知為什麽竟然忘了老哥。後來的某天，老哥似是無意地對我說，他的書櫃裏有方方等人的文集，就是沒有我的。一句話說得我臉皮都快紅破了，忙不迭地表示要將自己存檔的僅有一套書送給他。老哥笑一笑，大度地表示這倒用不著。

逢到不認識老哥的陌生人，不管是我們還是他自己總要將他的名字介紹為多多益善。其實善良的老哥也會做出反善良的事情。一九九二年夏天，老哥約我為《長江文藝》寫部中篇。因為事情多，耽誤了。到九月時老哥一連寫了幾封信，限我在九月十日以前務必將稿件寄給他。從收到信算起，老哥隻給了我一個星期的時間，那幾天我又感冒發燒到三十九度幾。硬撐著將那篇名為《秋風醉了》的中篇小說寫完寄給他，沒過幾天他就打電話來非要我刪去其中一些文字。偏偏我又惜字如金，最不愛刪改自己的作品，何況是在高燒中寫就的文字！在電話裏我據理力爭，老哥卻不讓步，振振有詞地數出一二三四幾條理由，讓人不由得要咬牙切齒地罵他是那個在《半夜雞叫》中百般盤剝長工的周剝皮！對待文學，老哥有一種一以貫之的潔癖。那幾年在老哥的操持下，《長江文藝》每年都要舉辦不下兩次筆會。老哥辦筆會向來是動真格的，別說遊山玩水，就是早上起床晚了，他也會像生產隊隊長一樣敲門叫醒。到了吃晚飯時，他又會笑眯眯地逐個詢問，了解誰誰當天寫了多少字，弄得我們有時候不得不虛報假報，仿佛不如此就不好意思拿起筷子。在沒有時興電腦時，老哥對那些字跡潦草的手稿簡直是深惡痛絕。因為弄到幾本稿紙很不容易，我一向下筆極其謹慎，哪怕是初稿也極少有塗改。為此老哥經常將我作為榜樣。鄧一光就不行了，他的字寫得像天女散花，每到定稿後，不得不請別人幫忙抄寫，才能最後送到老哥麵前。作為編輯的老哥，作風嚴謹，細致入微，任何時候，任何人都休想從他所寫的手稿中找到一個墨團。這樣的細節同樣貫穿在老哥對文學的欣賞與編輯中。

我這人是最不善變化自己的，隨著年齡的增長，在許多場合上也會跟著大家將某些年長者稱為老王老張和老李，可是一旦到了自己單獨與其相處時，又會依然如故地繼續著文壇上最常見的尊稱。隻有老哥是例外，自從叫上了，就沒有再改口，一直將他叫到真的有些老了。那一天，與老哥在一起，先是有人發現我的頭發也白了些許，繼而便是老哥的自嘲。因為頭發白得太多，老哥開始定期上美發店焗油，又因為頭發掉得早而多，焗油時人家隻按半價收費。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滄桑中的老哥性情卻沒有變。今年春節剛過，一位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告訴我，《長江文藝》將要發表他的一篇小說，同時還要附上評論文章。姑且不論年輕，單是他所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的藝術理念能在有著六十多年傳統的文學期刊上出現，就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當然我更是特別地為一點也不老的老哥高興。後來，老哥如實地告訴我，盡管自己並不欣賞這類作品，他還是願意用一種寬容之心來接受這樣的寫作。老哥的心的確寬厚。寫到這裏，我又想起周介人先生。那麽好的一個人說走就走了，遠得活著的人無法想象。一想到這一點我就痛恨自己。那時候並不是不了解他的病情，而是不相信周先生的生命力是有限的，脆弱的。早知道周先生也像平常人一樣，心率，脈動，腦電波，都有可能在重創之下永遠消失，我非要為他寫上十篇文章，哪怕別人說自己像個愛嘮叨的老太婆，哪怕別人背後嘲笑這不過是在投機取巧逢場作戲。可現在，再多的文字周先生也看不見了，這是我一輩子的心痛。正因為如此，我才明白，許多事情是不可猶豫不可觀望不可環顧四周而等待的。譬如老哥，人好，心地好，很多人都喜歡他尊重他，我就該當麵對他說，這不是他在乎和不在乎的問題。

2003年3月15日於東湖梨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