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五年是多久

贛南是我如今常常要去，並且常常在心裏牽掛的命定之地。

第一次去，是五年前的春節。那是我頭一回陪太太回娘家。年關時節，火車上人很多，就連軟臥車廂也沒法安靜下來。火車在贛州前麵的一個小站停了幾分鍾。我們抱著隻有十個月的小女兒，迎著很深的夜，就這樣幾乎什麽也看不見地踏上了總是讓我感到神秘的紅土地。到家後的第一個早晨，那座名叫安遠的小城，就讓我驚訝不已。包括將一汪清水筆直流到香港的三柏山，和小城中奇怪地起名天燈下的古樸小街。我是真的沒想到贛南的山水如此美妙，第一次行走在她的脊背上，天上下了雨，也落了雪，濃霧散過之後，冬日暖陽更是習習而來。從安遠回武漢，那段路是白天裏走的。山水隨人意，美景出心情，這樣的話是不錯。回到湖北境內，將沿途所見一比較，就明白對什麽都愛挑剔的香港人，為何如此鍾情發源於贛南的東江秀水。

我是在大別山區長大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鄂東和贛南兩地有著非常特殊的淵源。在安遠的那幾天，妻兄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起，此地從前也是蘇區，在政治上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第一次就“落”在安遠。那一天，他帶我去看毛澤東著作中屢次提及的“土圍子”，當地人稱為圍屋的建築奇觀。汽車先在一處蒼涼的廢墟前停下來。妻兄說，從前，這裏是一處圍屋，贛南一帶最早鬧革命時，裏麵曾經駐紮著一支工農紅軍的部隊，號稱一個營，其實也就一百多號人。那一年，他們被戰場上的對手圍困住了。對手雖然強大，卻屢攻不下。對峙了一個月後，一架飛機從天際飛來，將一顆顆重磅炸彈扔在做了紅軍堡壘的圍屋之上。曾經堅不可摧的圍屋被炸成了一堆瓦礫，紅色士兵的血肉之軀，沒有一具是完整的。曆史上的圍屋有的毀於一旦，有的仍舊生機盎然。當我站在另一座名為東山圍的真正的圍屋中間，看到龐大的古老建築，超過一千人眾的鮮活居民，還有圍牆上那一隻隻被迫擊炮彈炸得至今清晰可辨的巨大凹陷時，心裏情不自禁地想象，曾經有過的殘酷搏殺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這一代人是在革命文化中泡大的。從能識字起，就抱著那一卷接一卷仿佛總也出版不完的革命鬥爭回憶錄《紅旗飄飄》看。圍剿與反圍剿、遵義會議與四渡赤水、爬雪山與過草地、《十送紅軍》與《長征組歌》等等詞匯及淒婉壯美的歌曲，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化修養的一部分。在時代快車麵前，曆史真相往往擦肩而過也難為搭乘者所知之。如果僅僅是一次接一次的探親之旅，老嶽父退休之後所種植的豐饒的柑橘園，會同無數相同的青翠一道，多半會將紅土地上的壯烈定格成用勤勞換得的甘美。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三日，在南昌與中國作家重訪長征路采風團的同行一起，同江西省委負責同誌座談時，大部分話題還在贛南柑橘味之美已經成為世界第一上。第二天的午後，車到瑞金，在撲麵而來的遺址遺跡麵前，腦子裏突然冒出小時候讀過的一篇文章：《三五年是多久》，並驚訝於它在心裏深藏了這麽多年，居然一點也不曾丟失。當年紅軍倉促離開瑞金時，一位老大娘拉著紅軍戰士的手，問何時能夠回還。紅軍戰士說三五年。老人等了三年不見親人回，等了五年還不見親人，她以為三加五等於八年，可是還不行。等到當年的紅軍戰士真的回來時，她一算：三五一十五，原來是十五年。

隔一天，到了興國縣，才曉得還有比老人的等待更讓人為之動容的。一位當年剛剛做新娘的女子，自紅軍長征後，多少年來，每天都要對著鏡子將自己打扮得整整齊齊，然後去那送別丈夫的地方，等候愛人的歸來。這位永遠的新娘，從來就不相信那份表示丈夫已經犧牲的烈士證明書。她隻記得分別的那個晚上，那個男人再三叮囑，讓她等著，自己一定會回來陪她過世上最幸福的日子。我們到興國前不久，一直等到九十四歲的新娘，終於等不及了，她將生命換成另一種方式，開始滿世界地尋找去了。

這樣的等待讓人泣淚。還有一種等待則讓人泣血。在興國縣一座規模宏大的紀念館裏，掛滿了元帥和將軍的照片與畫像。在將星閃耀的光芒下，講解員特地告訴我們，新中國成立後，一位將軍以為革命成功了，家鄉人肯定過上好日子了。將軍高高興興地回到家鄉，發現當地仍舊那樣貧窮，便流著淚發出誓言，家鄉不富不回來。

這些事，在過去都曾有過書麵閱讀。站在贛南的紅土地上，我才感受到這一切原來如此真實。就像後來到了貴州的銅仁地區，幾十年後的今天，那裏的生活還是如此艱苦，不時能見到公路旁豎立著國務院所認定的貧困縣的石碑。那裏的道路還是如此險峻，雖然乘上了汽車，走完每天的行程一個個還是累得腰酸背痛。遙想當年，那種困苦更是何種了得！

私下裏我問過一位興國人，那位非要等到家鄉富了再回來的將軍後來如何，對方隻是輕輕地一搖頭，隨後一轉話題，告訴我另一個故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興國和於都兩地曾經流傳一句話：興國要亡國，於都要遷都。說的是當地的貧窮。有一次，國務院派的一個調查組來到某地，村幹部為他們做了三菜一湯，三個菜做熟了，剩下一個湯因為沒有柴火了而燒不開。無奈之中，村幹部隻好將自己所戴的鬥笠摘下來，扔進灶裏當柴火燒了。因此我便猜測，那位為家鄉人過好日子憂心如焚的將軍，後半生將過得比當年的長征還艱難，因為，在他心裏除了作為執政黨的一員，所必須繼續堅持的黨性長征之外，還有作為普通人的人性長征。感恩對一個人來說是一種道德。一個曆經數不清的艱難困苦才從受壓迫地位上獲得新生的政治組織，對執政基礎的感恩，不僅也會被理解為良好道德，更是確保自身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取新的政治資源的唯一途徑。如此，就不難理解，穿行在贛南紅土地上的京九鐵路，為何將科學常識拋在一邊，而在被血與火沐浴和焚燒過的高山大壑中曲折前行。這些感動了曆史的人民，有足夠的力量讓鋼鐵拐個彎。

那一天，在瑞金，順路參觀了當地規模最大的一處柑橘園。綠得有些憂鬱的棵棵樹上，結滿了指頭大小的青果。有人問我，老嶽父的果園有沒有這般大。當然這話是戲謔，同許多贛南人的選擇差不多，老嶽父的果園隻有二十畝。從一開始，當地政府就製訂了十足的優惠政策，任何一片柑橘園，從下種到收獲，決不收一分錢的稅費。老嶽父多次笑眯眯地說過，三五年過後就好了！老嶽父所說不是三五一十五年，也不是三加五等於八年，不出三年，或者五年，那時，每年就能從這片果園裏收益一萬幾千元錢。老嶽父的柑橘園種得較早，如今已有了他所預期的收益。在他之後大大小小的柑橘園的興起，宛如當年鬧蘇維埃一樣火熱。隻要同那些在新開墾土地上培育柑橘幼苗的人聊起來，一個個都會充滿期冀地說著相同的話：過三五年就好了。果真這樣，那樣將軍若是健在，一定會毅然還鄉，與祖祖輩輩都在貧苦中掙紮的贛南人一起開懷大笑。長征精神是偉大的，更應該是勃勃生機的。離開瑞金之前，當年的紅軍總參謀部門前，幾個當地的男人正在一棵參天古樹下麵忙碌著。看樣子是在為蓋新房預備檁條，有人拿著彎彎的鐮刀在刨那樹皮，有人揮動斧頭，按照黑線將刨過皮的樹進行斧正。見到的人莫不會心一笑，這是意味，也是象征。

當年那位老奶奶所惦記的三五年，那份盼歸的心情背後，是盼望那些莊重的允諾。即使她真的隻懷著樸實的思念情懷，那也應該使得領受這份情感的人，更加牢記那曾經的千金一諾。

2005年6月26日於東湖梨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