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胡楊

去新疆，第一個想起的便是胡楊。飛機在天上飛，我竭力看著地麵，想從一派蒼茫中找尋那種能讓沙漠變為風景的植物。西邊的太陽總在斜斜地照著地麵上尖尖沙山，那種陰影隻是藝術世界的對比度，根本與長在心裏的綠蔭無關。山脈枯燥河流枯竭大地枯萎，西出陽關心裏一下子便湧上許多悲壯。

我在夏天的傍晚踏上烏魯木齊機場的跑道。九點多鍾了，天還亮亮的，通往市區的道路兩旁長著一排排白楊，空氣中彌漫著濃濃的瓜果清香，滿地都是碧玉和黃金做成的果實，偌大的城市仿佛是由它們堆積而成。來接站的女孩正巧是我的同鄉，她一口軟軟的語言，更讓人覺得身在江南。事實上，當年許多人正是被那首將新疆唱為江南的歌曲**，隻身來到邊關的。女孩已是他們的第二代，他們將對故土日夜的思念，化作女兒頭上的青絲，化作女兒指尖上的纖細，還有麵對口內來的客人天生的熱情。也許天山雪峰抱著的那汪天池，也是他們照映江南絲竹、洞庭漁火和泰山日出的鏡子。客人來了，第一站總是去天池，就像是進了家門進客房。照一照鏡子，疊映出兩種傷情。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些已經邁出古絲綢路上詩的遙想。

隻到過天池的人，最好別說自己到過新疆。

隻體會到白楊俊秀地挺立於藍天，也別說自己到過新疆。

小時候，曾經有一本書讓我著迷。那上麵將塔裏木河描寫得神奇而美麗。現在我知道的事實是，當年蘇聯專家曾經否定這兒可以耕種。沿著天山山脈腳下的公路往喀什走，過了達阪城不久，便遇上了大片不知名的戈壁，活著的東西除了一股股旋風，剩下的就隻有趴在四隻輪子上的汽車了。戈壁的好處是能夠讓築路工的才華，像修機場那樣淋漓盡致地發揮。往南走，左邊總是白花花的鹽堿地，右邊永遠是天山雪水衝積成的漫坡和一重重沒有草木的山脈。汽車跑了兩千多公裏，總聽見兵團人說，隻要有水，這兒什麽都能種出來。幾十萬平方公裏的塔克拉瑪幹大沙漠裏，水就是生命。兵團的人告訴我，胡楊也分雌雄，母的長籽生絮時像鬆花江上的霧凇。胡楊的花絮隨風飄散，隻要有水它就能生根發芽，哪怕那水是苦的澀的。一九四九年，毛澤東要王震將他的部下帶到北京，作為新中國首都的衛戍部隊。王震將軍卻請纓進軍新疆並獲準。愛墾荒的王胡子將他的部隊撒到新疆各地，隨著一百二十個農墾團的成立，荒漠上立即出現一百二十個新地名。在墨玉縣有個叫四十七團的地方，那是一個幾乎完全被沙漠包圍的兵團農場，由於各種因素，農場的生存條件已到了不能再惡劣的程度。農四十七團的前身是八路軍三五九旅七一九團，進疆時是西北野戰軍第二軍第五師的主力十五團，當年曾用十八天時間，徒步穿越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奔襲上千公裏解放和田。此後這一千多名官兵便留下來，為著每一株綠苗每一滴淡水，也為著每一線生存的希望而與環境抗爭。從進沙漠後，五十年過去了，許多人已長眠不醒，在地下用自己的身體肥沃著沙漠。活著的人裏仍有幾十位老八路至今也沒再出過沙漠。另有一些老戰士，前兩年才被專門接到烏魯木齊住了幾天。老人們看著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象，激動地問這就是共產主義嗎？對比四十七團農場，這些老人反而慚愧起來，責怪自己這麽多年做得太少。在他們中從沒有人後悔自己的部隊沒有留在北京，也不去比較自己與京城老八路的不同之處。他們說，有人做牡丹花，就得有人做胡楊，有人喝甘露，就得有人喝鹽堿水。

兵團人有句名言，活在自己腳下的土地上，就是對國家的最大貢獻。新疆的麵積占國土麵積的六分之一，境外一些異族異教和境內少數有異心的人總在尋隙。在那些除了兵團人再無他人的不毛之地，兵團人不僅是活著的界碑，更活出國家的尊嚴與神聖。老百姓可以走，他們有去茂盛的草場和肥沃的土地，過幸福生活的天性。軍人也可以走，沙場點兵，未來英雄與烈士都會有歸期。唯有兵團人，既不是老百姓，也不是軍人。他們不僅不能走，還要承受將令帥令，還要安家立業。家園是要塞，邊關是庭院。兵團人放牧著每一群牛羊，都無異於共和國的千軍萬馬。兵團人耕耘著每一塊沙地，都等同於共和國的千山萬水。我圍著塔克拉瑪幹轉了六千多公裏，不時就能遇見滄桑二字已不夠形容的兵團人，還能知曉一些連隊集體家徒四壁的情形。很慚愧，我隻在兵團農墾博物館裏見到他們創業時住過的地窩子。在昆侖山，在帕米爾高原，在二十一世紀前夜裏，仍有這樣的地窩子在作為一些兵團人的歸宿。他們笑著說，地窩子冬暖夏涼。他們笑著說，一不小心別人就將汽車開到地窩子頂上了。他們笑著說，維族人不會說公雞，便將公雞說成是雞蛋媽媽的愛人。他們的笑讓人聽來，如聞霜夜雁歌月落鍾鳴，大氣磅礴感天動地。他們長年生活在海拔兩千九百多米以上的高山草場上，沒有蔬菜，極端缺水，毛驢從山溝裏馱上來的水隻能煮茶。就是兵團領導來，也沒水給他們洗臉。吃的食物，除了茶水，無一例外地終年啃的是饢。

阿克蘇往南不遠的路旁終於出現一片胡楊，它隱藏在叢生的紅柳後麵，隻露出半截樹梢，一副猶抱琵琶半遮麵的樣子。在我們正興奮時，兵團人平靜地說，你們回來時，沙漠公路旁邊的胡楊那才叫胡楊哩，這些是後來栽的，那是原始的。兵團人馬上糾正自己說，栽的胡楊也是胡楊。最早說這話的人曾在南泥灣開荒時當過生產科長，並同王震來團裏視察，他讓團部的人排著隊，同王震挨個握手。王震握到文書的手時，突然板著臉，不高興地舉起文書的手，說這樣的手怎麽寫得好兵團的文章，先到連隊去將手上磨出老繭再說。這位團長當即讓文書出列回去收拾行李。王震走後才三天，團長就讓文書繼續回團部上班，團長還在會上吼：王震算老幾，這兒老子說了算，我就喜歡手嫩的，手嫩才寫得出好文章。栽的胡楊也是胡楊。團長還說你們將我的話告訴王震去。不知王震是不是聽到了這些話。幾年後，詩人艾青蒙難時，王震親自出麵請他來到兵團。得益於王震在中國當代政治中的特殊地位，艾青生命中的劫難得到了暫時的緩解。兵團城市石河子由於詩人的到來，一夜之間變成了舉世聞名的詩歌之城。石河子隻有五十八萬人，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所占人口比例百分之二十，為全國第一，人均購書量曾為全國第一，更使人感慨的是他們的人均綠化麵積全國第一。

五十年代初，一批上海支邊青年還沒渡過玉門關，便麵向戈壁掩麵而泣。我在新疆多次遇見過上海籍的兵團人，每一次我都很難相信，這些麵對我或坐或站的男子漢，當年也曾在燈紅酒綠的上海灘斯文儒雅過。他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聲吼叫大步走路，不管高矮，到哪兒都是鐵塔一座。庫爾勒是烏魯木齊通往南疆的第一站，這座在鹽堿灘上建設起來的城市如今有一種讓人驚豔的美麗。內地很多省份都沒有這樣花團錦簇的明珠城市。它緊鄰著核試驗基地馬蘭，並盛產香梨。我在這兒遇到湖南電視台的一個劇組。他們將未來劇名《八千湘女上天山》印在T恤衫上，如血殷紅的字跡，紀念碑一樣雕刻在每個人的靈魂裏。在曆史的同一時期，十萬山東姑娘也將青春祭灑在共和國西部邊陲上。她們無一例外地嫁給了幾十萬屯墾戍邊的兵團將士，風雨數十年，戈壁大漠便多了許多綠洲，多了許多村莊和城市，多了許多美滿的家庭。一位社會學家私下裏說過，在中國的屯墾史上新中國的這一次是最成功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這些女人的付出為這史無前例的成功奠定了基礎。還有另一類女人，譬如幾百名蘇州姑娘，她們將現代繅絲技術帶到古絲綢之路上的和田，同時，也將自己的命運織在無盡的惆悵上。

就在和田，我認識當地兵團農墾管理局的孫副政委，他愛人是湖北麻城人，我外婆家也在麻城。那天晚上，我舉杯向他敬酒，並要他照顧我媽媽的同鄉。這本是一句玩笑話，想讓離別的氣氛輕鬆些，誰知竟惹得旁邊的男人眼圈紅起來。

在新疆的最後一天，周濤趕來送別。我們沒有談到詩。新疆這兒遍地都是詩：沙漠、鹽堿、戈壁、草原、雪蓮、白楊、紅柳、葡萄等等，還有壯美的兵團城市石河子。我們談酒。我說自己這輩子隻喝過三斤酒，大前年上山東喝了一斤，這年去西藏喝了一斤，今次在新疆又喝了一斤。我們談兵團人為他們的酒所作的廣告：伊力特曲，英雄本色。

被談到的當然還有胡楊。

和田是繞行塔克拉瑪幹大沙漠的折返點。沙漠的邊緣出現時，黃昏正在來臨。神秘的沙丘上，一個少年懷抱一隻烏鴉，趕著一線拉開的數百頭黑牛白牛，將大漠西邊的地平線和東邊的地平線，緊緊地係在一起。我想起了，西北野戰軍第二軍第五師第十五團，改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四十七團之前，穿越眼前這座大沙漠時，那些人鏈連接著的，正是共和國腹地與邊陲數十年的安寧與和平。沙漠鋪天蓋地來了，比死亡的蒼白略深的顏色更讓人震驚。死亡隻是一種深刻，絕望才是最可怕的。塔克拉瑪幹在維吾爾語裏是進得去出不來的意思。獨自站在沙丘後麵，來時的足跡，像時鍾上的最後一秒，又像身臨絕頂時最後的繩索。仿佛在與末日麵對麵，人很難再前行一步。兵團人在車上悄然睡去，他們曾經從沙漠這邊進去那邊出來，塔克拉瑪幹神話在他們的腳下改寫得很徹底，成了日常的起居生活。車行十幾個小時後，重又出現的戈壁上突然冒出幾棵樹幹幾乎粗過樹冠的大樹。兵團人說這就是活著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的次生胡楊林。活的、死的、倒的胡楊零星地散布在戈壁上，沒有其他草木做伴，一隻鷹和兩隻烏鴉在高處和低處盤旋。地表上沒有一絲水的跡象。胡楊們相互間隔都在十幾米以上。作為樹，它們是孤獨的；作為林，它們似乎更孤獨。希望裏有雨露，希望裏有肥沃，處在半幹枯狀態下的胡楊，用粗壯的主幹舉著纖細的枝條和碎密的葉片，像一張張網去抓住沒有雲的空氣中每一縷潮濕與養分。白雲晨霧這種亙古的印象，成了鹽堿烙在胡楊樹上的灰白色的蒼茫與滄桑。

一種樹為了天地，長在它本不該生長的地方。

一種人為了曆史，活在本不該他生活的地方。

一種人和樹的沙漠戈壁有盡頭。

一種人和樹的沙漠戈壁沒有盡頭。

兵團人與胡楊實屬殊途同歸。在緊挨著原始胡楊林的地方，兵團人又挖掘出一道道深深的壕溝，他們又在向自然的極限挑戰，又要向沙漠索要耕田。有胡楊在，就有兵團人在，因為他們的質地完全一樣：一半是天山，一半是昆侖。

1999年11月於漢口花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