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蓮
那天，突然聽到阿蓮的死訊時，我的心情真可以用悲愴來形容。
阿蓮的死訊是伴著傳聞傳到我耳朵裏的，因為事情有些新奇，這傳聞風吹一樣地傳遍了大街小巷。
說是本地首富吳老板在酒樓上與人宴飲，酒至酣處，吳老板非要找陪酒小姐助興。可是這家酒樓這天正好沒有陪酒小姐，吳老板十分不滿，一眼瞥見跑堂的小服務員很年輕，長得也挺好看，就硬是要讓她來陪酒，她不肯，吳老板大怒。酒樓經理害怕得罪了吳老板斷了財路，就連哄帶嚇地讓她答應陪酒，但她並不會喝酒，此前她從來沒有喝過酒，因此講好隻陪一杯。可是酒一喝上吳老板就不肯放過她了，一連讓她喝了三杯，吳老板仍不肯罷休。吳老板心裏還在惱她一開始時不肯陪他喝酒，不依不饒地要她非喝不可。“我讓你喝你就得喝，敢不給老子麵子！”為了顯示老板氣派，吳老板“啪”地在酒桌上拍下了一疊十張百元大鈔，對她說，“你隻要聽我的話，喝下十杯酒，這十張大票就歸你，喝一杯酒掙一百塊錢，你幹不幹？”
她一是被纏不過，知道不喝過不了吳老板這一關，另外她也確實對這麽多錢很動心，喝一杯酒掙一百塊錢，她一個小服務員辛辛苦苦一個月的工資才三百塊錢，現在隻喝一杯酒就可以抵得上一個月的工資的三分之一，這對她確實是太有**力了。她一咬牙，喝！
酒桌上排起了一溜十隻倒滿了酒的酒杯，她一一端起飲進口中，但她飲至第七杯時已是力不勝任，她說：“我實在喝不了了。”
她搖搖晃晃地要拿那已屬於自己的七張大鈔時，吳老板卻按住了她的手說必須得喝完十杯才可拿錢，否則一張也不給。
她舍不得已到手的錢，於是掙紮著端起杯，又喝了兩杯，到第十杯時，她卻再也抬不起手，她流著眼淚無力地說：“饒了我吧。”
一旁的吳老板看得焦躁，起身一手按住她的脖頸，一手捉住她的手腕，說道：“磨磨蹭蹭等什麽，快喝！”遂將酒強行灌入她的口中。
她喝進這十杯酒，不等拿起桌上那十張鈔票，人已軟成了一攤泥，堆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
吳老板跟沒事一樣喊來了經理，讓人把她拖下去休息。
大家隻想她睡一覺就會好的，可誰知她其實已是酒精中毒了，等到發現異常送往醫院時已然晚了，她於當晚死亡。
她就是阿蓮。沒有多少人知道她的名字，大家隻知道是一個外地來打工的酒樓的小服務員喝酒喝死了，沒有幾個人知道她叫阿蓮。
但我知道。我與她有過一麵之緣。
那是有一天，我去同學家回來，路上，天忽然下起雨來了，我沒帶雨具，隻好頂著雨跑，可是那雨越下越大，我頂不住了，當時我正好跑到那家酒樓門前，就躲到酒樓的門簷下避雨。雨猛地加大著，裹著風，橫掃過來，小小的門簷下根本就躲不住，照這樣我很快就會被淋成落湯雞。
正在這時，我身後酒樓的茶色玻璃門打開了一道縫，一個聲音說：“快進來躲雨。”
我聞聲心裏一寬，趕緊頭一低在身後大雨的追趕下側身鑽進了門裏。
進了門，我才看清那讓我進來躲雨的竟是一個與我年齡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子，我的臉不禁一紅，說出來的感謝話也有些結巴了：“謝……謝謝你！”
她好像也是沒想到我是一個與她年齡差不多的男孩，她也有些局促，說：“沒，沒什麽。”
這時候不是人們慣常的吃飯時間，又是陰天下雨的，因此此時酒樓裏沒有一個客人，整個酒店大堂清清靜靜的，隻有我們倆。但我們卻誰也不好意思與對方說話。
裏麵的一個工作間裏傳來服務員們打牌玩耍的熱鬧聲。
我貼在門邊站著，眼睛看著外麵的雨。她也沒有走開，也站在門邊，也看著雨。我猜想，可能在我進來之前她就是站在這裏看雨的。我偷偷看看她，她好像挺投入地在欣賞雨中的景物，但她的神情很憂鬱。她長得很好看，苗條清秀，臉色有些蒼白，一雙窄眼睛，眼珠出奇的清麗。
雨很有力地下著，沒有停的意思。外麵雨聲紛亂，屋裏卻靜得很，空空的隻我們兩個人，時間久了誰也不講話，不免有些尷尬，我正覺得自己應該說句話，她輕輕地開口了。
“你，是學生吧？”
“嗯，我是學生。”
“上高幾？”
“高一。”我說。我本想多說幾個字，可又不知說什麽。
雙方又靜默了。
過了一會兒，她忽然問我：“這裏離北京遠嗎？”
我說：“不遠，才一百多裏地。”
“北京的天安門，好去嗎？”
“好去，很方便。坐上長途汽車，兩個小時，到了北京汽車站再換公共汽車就行了，北京汽車站開往天安門的公共汽車很多的。”
“哦，那我一定去。”
這一回我們彼此的話多起來了，她告訴我她是四川人，因為家裏窮上學上到初二就不上了，輕信了別人的話，跟幾個家鄉女孩一起到外地打工，誰知對方是騙子，說是打工實際卻是讓她們做色情“小姐”，她堅決不幹，寧死不屈。後來終於找到機會逃了出來，可是沒有回家的路費，就四處流落，到了這裏在這家酒樓做了服務員，她想好好工作，存點錢就回家去。
她今年十六歲。
她說她有一個心願，想去看看天安門。她知道這裏離北京不遠，她從小就從老師那裏知道北京有個天安門，從小就特別向往那個地方。
她說：“等我存夠了錢，回家之前，我就先去北京，去看看天安門。一定去。”
雨停了，我要走了，我倆心裏都有一點不願這雨停下來的意思，但雨還是停下來了。
臨走時我問她：
“你叫什麽名字？”
“阿蓮。”
我想說我以後還會來看你，可我不好意思說。
她送我出門，我走出幾步了，她在後麵忽然說：“你長得有點像黎明。”
我回過頭，她站在門前衝我輕輕地搖搖手，清麗的眼睛望著我的眼睛，那意思有點像是在說“再見”。
後來，我有幾次，真的是想去看看她，但最後都沒有去。我是一個男孩，不好意思去看望一個與自己一樣年齡的萍水相逢的女孩子。我隻是一直在心裏盼望著再有像上次那樣的機會，比如能夠在街上偶然遇上她，那樣我們就又可以在一起說些話。
但我此後一直沒有見過她。
沒想到，當我聽到她的消息，竟是她的死訊。
當時，我的心就像是被什麽東西攫住了似的透不過氣來，巨大的悲愴像海潮一樣向我裹過來，但我表麵上還要裝作什麽事也沒有，不能讓別人知道我此時的心情，因為她是一個實際上與我毫無關聯的人。
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我反複問了好幾個人，就是那一家酒樓，這是確定無疑的，也肯定是一個外地的小服務員，但除了一個人說是阿蓮外，其他人都說不出她的名字，因此我心裏還存著一絲僥幸。
我去了那家酒樓，酒樓因為剛剛出了人命案而門庭冷落。
我沒敢直接去問誰，我裝作一名顧客，坐在散座上要了一瓶啤酒，一碟冷菜，酒樓因為正處於非常時期，對我這樣的窮顧客的到來竟也受寵若驚似的熱情，兩三個服務員圍著我轉，我裝作漫不經心地問了句：“前兩天你們這裏那個出事的女孩子，叫啥名字？”
一個服務員說：“叫阿蓮。四川的，我們這裏就她一個外地的。”
另一個服務員說：“很可憐的，可惜了，阿蓮長得很好看的，年歲又那麽小。”
我猛地埋下頭，我怕她們看到我的滿眶淚水。
我抓起酒瓶，背過身仰起脖子一口氣把一瓶啤酒喝幹了，菜卻一口也沒有動，我站起來一言不發就走了。我此時不能說話，我隻要一開口，眼淚就會控製不住地流下來。我知道，在我身後，那兩個服務員都在驚訝地看著我。
接下來傳來的消息是，阿蓮的父母千裏迢迢趕來了，他們要為女兒討一個公道，一紙訴狀把作惡的吳老板送上了法庭，一家報社的記者也以正義之筆報道了此事。
然而，這一切對吳老板卻奈何不得，事件的焦點是吳老板按住阿蓮的脖子捉住她的手腕灌她那第十杯酒的細節，隻有認定了這個事實，才能定吳老板的罪。而除了這一點，在這個事件中吳老板的所作所為，從法律上講，隻對他處以一點輕微的處罰便可了事。
但吳老板在法庭上矢口否認他灌阿蓮的事實。法庭隻好采取休庭調查。
接下來的調查取證進行得無比艱難，因為事發時在場的目擊者，或者以種種托辭不去作證，或者作證說吳老板根本沒有灌阿蓮的酒。
法庭拿不到證據，無法給吳老板定罪，吳老板毫無疑問要逍遙法外了。而阿蓮的父母要為女兒討回公道是不可能了。
這消息讓我憤怒，我為吳老板等一些人的卑鄙無恥感到憤慨，也為死去的阿蓮、為她的父母感到不平。可我無計可施。
這一天，我沒有上學，我沒有心思做任何事，對這個世界上的這種醜惡現象，我一個渺小的少年無能為力，我隻能讓自己消沉，我隻能以這樣的形式作一下無謂的抗爭，而且，這抗爭是那樣的微不足道，因為明天我就得繼續上學，我不可能連續兩天逃學，我怕被父母知道。
我把自己關在家裏，孤單地痛苦著。
我抓起一支煙來點上，我從沒有吸過煙，現在我就像是在抗爭什麽似的咬著牙點上了一支煙。可我剛吸一口，就被嗆得天昏地暗、眼淚橫流，胸口像被重錘一擊，難受死了。
我懊惱地掐滅了煙，扔下手裏的自來火。忽然，我看到了那個自來火上麵印有那個酒樓的名字，就是阿蓮打工的那家酒樓。我此時的意識飛速地轉動，這是我爸那天去那家酒樓喝酒時拿回來的，我仔細回想著，我想起來了，那天，正是星期天，我急急地去翻掛曆一查，我的眼睛一亮，那一天，正好是阿蓮出事的日子。
我想起來那天，我爸酒氣衝天地回到家，對媽媽說：“吳老板請客。”我爸所在的單位與吳老板有業務聯係。因為那時我還沒聽到阿蓮出事的消息，所以對此沒在意。
第二天以後我爸就再也不提喝酒的事了。幾天之後阿蓮之死傳開，我爸卻一直對此不置一詞，因此我就忽略了這一層。現在想來，我爸那一天就在事發現場啊。
我忽然覺得眼前出現了一線光明，我是說我可以讓我爸為阿蓮作證。
隻要我爸站出來作證，作惡的吳老板就難逃法律的懲罰，正義就能夠得到伸張。
但我爸卻讓我徹底失望了。
晚上，媽媽去鄰居家聊天了，我爸在客廳裏看電視，我坐到爸身邊，先把思路理了理，揣摩好話該怎麽說，這才開了口。
“爸。”我叫道。
“嗯。”爸應一聲，仍在看電視。
我說：“我想跟您談談阿蓮的事。”
“阿蓮的事？什麽阿蓮？”
“就是，被吳老板灌酒，死了的那個外地的女孩。”
“哦，那個打工妹，這事我知道一點。”
我說：“不，不是一點，那天喝酒您在場。”
“什麽？誰說我在場？”
“是您回家來時自己說的，那個自來火作證。”
爸拿起扔在茶幾上的自來火，看了看那上麵的字，又“啪”地扔下，說：“這事與我無關！”
我說：“不，與您有關。您應該站出來作證。”
爸一怔：“作證？作什麽證？”
我說：“證明那第十杯酒是吳老板灌進阿蓮嘴裏的，我知道這是法庭審理這個案子的關鍵，沒有人作證吳老板就定不了罪。”
我爸板起了臉：“你胡說什麽，我怎麽能作這樣的證？那不是害吳老板嗎？”
我說：“現在，阿蓮的父母孤單無助，他們要在這背井離鄉的地方為女兒討個公道簡直太難了，要是有人能站出來給他們作證，還能……”
“別說了！”我爸打斷了我，“這事沒有人會願意作證的。那證據要是成立，吳老板就得判刑，這證誰肯去作？”
我說：“您去。”
“我為什麽去？”
我說：“您是我父親，您在我心裏一直是一個很高大的形象，從小您就教導我正直，教導我要做一個正直的人。在這件事上……”
“行了，”爸又一次打斷了我，“你說的那些跟這件事沒關係。”
“有關係，”我說，“正是因為我要做一個正直的人，我才對這件事這樣關注，正是因為您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正直高大的形象，我才想到要求您來作證。”
“住嘴！”爸怒衝衝吼了一聲，“你怎麽可以這樣對爸爸講話？你是在譴責我還是在說我是一個沒有教導孩子的資格的父親？”
“不，我仍然會遵從您的教導，做一個正直的人。您的教導還是對的。”我忍住眼淚不讓它掉下來，堅持著說完這句話，跑回了自己的小屋。
背後爸憤怒地叫道：“你給我站住！”
我沒有停，跑進屋裏關上了門。
爸那裏久久地沒有一點動靜。
過了大約有一個小時，爸來敲我的門。我開了門，爸進來，坐下，點了一支煙，吸著，說：“兒子，爸來跟你談談。”
我很驚訝爸不再發怒了，我以為他要答應我了呢。我說：“好的。”
“首先，爸想說你的願望是好的，為弱者伸張正義，這是正義的行為。我為你有這樣的正義感而高興，真的。但爸還想說說爸不能照你說的那樣做的理由。從我這個角度來說，在這件事上，我隻能保持沉默，大人的事，有許多你們還不能懂。吳老板是我們單位在業務上有很多關聯的人，我要是照你說的那樣做，那我在單位就沒法呆了，上級也不會要這樣的人還當副局長，當然我不是怕丟官，也不是怕吳老板的勢力，而是這樣的事不是什麽怕不怕的問題。
“首先吳老板不是故意殺人，也不是泄忿報複，隻是起於一種擺闊的惡性心理做出了過分的事，那打工妹已經死了，人死不能複生，而吳老板還活著，就是判他幾年對死者也是無益的；其次縣裏還要靠吳老板創可觀的利稅，就是領導也是想保他。因此當時在場者不可能有人為這事作證，大人的思維與你們孩子是不一樣的。”
我說：“那麽，是大人的思維錯了呢，還是孩子的思維錯了呢？”
“這裏麵沒有對與錯的關係，你們孩子看問題很單純，所以才在這件事上較真，而大人看問題就得顧及方方麵麵，其實雙方都沒有錯。”
“可是，阿蓮這麽白白地死去了，就這麽悲慘地死去了？吳老板就不受一點法律製裁？”
爸說：“據我所知，法庭正在就此案進行調解，最後雙方將達成協議，由吳老板賠付打工妹的父母一定的錢，她的父母則撤訴。”
我問：“那阿蓮的父母同意這樣的調解了嗎？”
“開始也不甘心，後來還是想通了，現在雙方正就賠款的數額在商議，但這已是不難解決的問題了，吳老板有的是錢，拿出幾萬不在乎。”
我說：“可是就是多少錢也抵不上一個少女的生命啊！”
爸說：“但這是解決這件事的最好辦法。”
我說：“但我還是認為，在這件事上許多人都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
爸無奈地歎了口氣：“你，還是好好學習吧。”
爸忽然又問我：“那個阿蓮，和你有什麽關係嗎？”
我說：“不，沒有。”
我不會對爸講我與阿蓮那唯一的一次交往，不是怕他知道，而是不願讓他知道。我也不會對別的任何人講述我們的那一麵之緣。我隻想把它留在心底。
不久以後，此案以調解結束。阿蓮的父母拿到了四萬元錢。消息傳來，確實有不少人認為這樣的結果還是可以的。
但我仍然認為，這幾萬元錢遠遠抵不上阿蓮——一個那麽美麗的少女的生命！
在一種說不出的心情下，我去阿蓮父母住的那個簡陋的旅店看望了兩位老人。遠在異鄉孤單無助的老人對我的這毫無意義的而且是遲到的看望竟感動得眼含淚花。
我說：“我是阿蓮的朋友，您的女兒是一個好女兒。”
木訥的老人隻會望著他們女兒的骨灰盒落淚。
那小小的骨灰盒上貼著阿蓮的一張小小的照片，照片上的阿蓮淺笑盈盈，清麗的眼珠神采動人。我好像又聽到她在說：“這裏離北京遠嗎？我要去看天安門。”
我的眼睛濕潤了。我對她的父母說：
“你們就要帶著她的骨灰回家了，路上你們要在北京轉火車，到了北京，你們一定要帶著她去天安門看一看。這是她生前的心願。”
兩位老人連連答應著。
第二天，兩位老人就帶著他們女兒的骨灰回鄉了。我因為要上學，沒去送他們。
但我能想象出他們是怎樣悲痛地抱著阿蓮的骨灰盒，怎樣一步步上路的。
我還能想象出他們怎樣帶著她去北京，在經過天安門時停下來，想象出他們怎樣帶著她站在那裏，讓她看，看那她從小就想往的天安門。
我甚至還能想象出她會滿意地說：“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那時我正坐在教室裏，我眼裏的淚水不被人注意地流下來。”
哦，阿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