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與李白對飲

雖然,我遊過許多山,但因未到峨嵋,與人談起山時,仍不免氣餒。久欲探峨嵋,卻因為各種原因,一直未能成行。這遺憾一直伴我度過了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這漫長的二十餘年,峨嵋山中的暮鼓晨鍾總是在不緊不慢地敲響,佛光與聖燈也總是在有意無意地展現;裟欏花開著,絕珍的美人紅也每年撩人一次。而我,卻早已告別了朝氣蓬勃的青春歲月,遊山的興趣,也從奔跑傲嘯變成了踞坐一塊頑石,靜靜地、靜靜地看著花開花落,雲起雲飛。

古人詠峨嵋山,留下許多佳作。這些名篇,都曾是我寒夜佐酒的佳肴。其中,最讓我喜愛的,是李白的《峨嵋山月歌》與《聽蜀僧浚彈琴》兩首。第一首是他二十五歲的作品。峨嵋山的半輪秋月,送我們詩人上路,開始他一經起步就永不停歇的人生壯遊。每當吟誦這首詩,我的眼底就會浮起一條一千二百年前的青衣江上的行舟。峨嵋山如此之大而行舟又如此之小,這種極富顛覆性的鄉愁,的確讓李白難受了很長一段時間。第二首詩,是李白離開峨嵋山三十年後的作品,詠歎再三,我禁不住還是要把它抄錄出來: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嵋峰。

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鬆。

客心洗流水,遺響入霜鍾。

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這詩,李白寫自安徽宣州的敬亭山。他在這裏邂逅了三十年前在峨嵋山中認識的和尚廣浚。他鄉遇故知,何況在兩鬂斑白的暮年。廣浚解下了背囊中的瑤琴,隻輕輕一撥,久違的峨嵋山,原版的一峰一壑,一花一葉,又都在蜀國音樂的旋律中生動地再現。

閑話半天,讀者還以為我這是在山外談山。其實,這會兒,我正在峨嵋山息心嶺下的萬年寺中。這寺的前身,即唐代的白水寺,廣浚和尚是白水寺的高僧。寺左有一水池,即白水池。峨嵋山十大景中,就有一個白水秋風。秋之於山,猶如十八歲之於少女,是最絢麗多彩的季節。白水寺之秋,大概最能代表峨嵋山的韻致了。在霜鍾破曉的十月,站在白水池畔,看獅子岩邊,天池峰上,缽盂山前,功德林中,處處的層林,都是色彩的交響樂。熟透了的西瓜瓤似的楓葉,胭脂色的岩桑,金箔一樣閃光的銀杏,蒼鬱的扁柏,翡翠般的古楠,還有水白蠟樹組成的一片一片的灌木林,在深淺不一的綠色中盛開著搶眼的小白花,如同無涯的碧波中翔舞著成千上萬隻縞素的鷗鳥。這鋪展在無盡崗巒峰穀中的燃燒的秋色,麵對它,你的內心會突然掠過一陣驚悸,太美的風景,也會把人灼傷。

一千二百年前的某一個晚上,或者,某幾個晚上,廣浚和尚就是在這白水池畔,麵對四山合圍的醇厚秋色,用他閑雅的琴聲,招待我們曠代的詩人李白。三秋的桂子不焚而香,繞膝的秋風,比愛人初洗的秀發還要爽滑。此情此景之中,廣浚十指如飛,彈奏出一曲又一曲悠美的旋律。如秋風,在萬千紅葉間簌簌踱步;如芳醪,令人不醉不止。

從李白詩中看,廣浚屬於那種大氣魄的且有著幽玄境界的藝術家。在我來看,這兩點也正是峨嵋山的特色。兩人所處時代,佛教禪宗已開始流行於中國。初期的禪,以恢複人心的本性為目的,讓盲目掙紮的生命,有一個愉快的歸宿。廣浚顯然是一個得道的禪師,琴聲中流露的是他對生命的理解,用向上奮進時必須憑籍的特殊情感來關照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打從一來到息心嶺下,蹀躞在白水池畔,我的耳畔就一直葷繞著廣浚的琴聲。不知為什麽,我總覺得這琴聲是峨嵋山的一種象征。此前,我已登上了金頂,在海拔三千七百七十七公尺的華藏寺中拈香禮佛。爾後,我在岩叢間漫步,亂雲彌漫,凍雨瀟瀟,什麽都看不見,唯有寒冷而已。正自懊惱,忽然一陣風來,雲被推上高空,萬千峰頭,都亮出寶藍色的剪影。它們在積雲的蒼穹下所表現的輪廊線,不正是廣浚禪師指間流露的有著幽玄境界的旋律嗎?

白水池邊,原有一塊“唐李白聽廣浚彈琴處”石碑,不知何年立,亦不知何年毀。大凡上峨嵋山的遊客,來息心嶺下隻想遊覽萬年寺。比起山中其它寺廟,這萬年寺所存文物最多,最著名的有兩個:一尊高七點三米,重六十二噸的普賢菩薩青銅像,造於北宋太平興國五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曆史。還有一座放置普賢菩薩青銅像的磚砌無梁殿,建於明萬曆年間,也有四百年曆史了。看到這些年代久遠的佛器,的確能讓一個人的心思寧靜下來,生一些超凡脫俗的遐想。我也是虔誠的禮佛者,但焚香稽首後,仍想去追尋李白與廣浚的遺蹤。

其實,白水池很小,不過十幾平方公尺,一粒鬆籽掉進去,擊起的漣漪,也會在整個池麵浮漾久久。我佇立池邊,看到許多遊人步履匆匆,都不肯在這池邊稍一駐足,心中難免生起感傷。

對人世間事物的認識態度,對精神生活的感悟能力,佛家稱之為慧根。現代人生活的旨趣,已與古人相去甚遠,若用禪家評判慧根的標準,大部份都是鈍而又鈍。這的確是現代文明給我們留下的尷尬。一方麵,科技進步拓展了人類的生活空間,衣食住行的舒適大大提高。由於整體的發展,今天一個普通人的享受,已是超過了遠古的帝王。可是,另一方麵,人類的精神生活卻大大退步了,為人類提供精神食糧的藝術家們,屈服於商業的壓力,再也不可能無條件地傾心於藝術。達摩麵壁九年,始悟禪機;瞎子阿炳終生窮愁,但留下了《二泉映月》;賈島“三年兩句得,一吟雙淚流”;王羲之一輩子都在揣摩一個“鵝”字;曹雪芹十年食粥,隱於荒村寫出《紅樓夢》……這隨手拈來的例子,在遠古的藝術家中,決不是極端的個案。存在於農業文明中的藝術,是純真而執著的。廣浚和尚孤獨地隱居在這山中,化禪為琴,飛瀑鳥鳴,樵風鬆嘯,其聚散、其抑揚、其跌宕、其節奏,不窮其一生,你怎能體會到其中的奧妙?所以,遠古的藝術家,是為藝術而藝術,將人生容納其中。今天的藝術家,大部份是為金錢而藝術,將名利列於首選。所以,他們決不肯一輩子做一件事情,一個畫家可以一年畫數十幅畫,一個作家可以一年寫好幾本書,一個歌手可以一年出幾張歌碟。這裏頭究竟有多少真正的藝術呢?可悲的不是這現象的存在,而是這現象已成了藝術家的主流。

像留不住遊人的腳步一樣,真正的藝術也幾乎要在我們這時代消失了。感官的享樂代替了精神的追求,這一切都是科技發展的結果。對於生活,科技是福音;對於藝術,科技則是瘟疫!在這種情況下,“唐李白聽廣浚彈琴處”石碑的被毀,而且再也不恢複,則不能認為是一個簡單的事件。

感傷並不如同流行感冒,可以傳染給他人。我一起的旅伴,在這萬年寺中,盡在快樂的瀏覽。作為普賢菩薩的道場,峨嵋山是中國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但峨嵋山的聲名,不僅僅因為佛教。它的風景,它的文化,也是讓人常讀常新,不但眼熱,而且心儀。徜徉在萬年寺中,在虛無飄渺的廣浚禪師的琴聲裏,我吟出了這樣一首律詩:

為到峨嵋品雪芽,三春三月過三巴。

簷桃金頂風兼雨,霧暗青衣氣若霞。

古刹梵鍾菩薩道,白雲蒼狗杜鵑花。

瑤琴一撫千年後,誰攜餘音過酒家?

天色向晚,在青紫的陰影中,踽踽地,我踏上了歸途。雨後的峨嵋山,處處溝壑莫不爭流著代代相傳的琴音詩韻。車子一拐,路左閃出一排小木樓,其中一幢門前掛了一個“峨嵋酒家”的招牌,我吩咐司機停車。立刻,我找到了與李白對飲的地方。

§§第16章 無限江山一草堂

春來惆悵浣花鄉,無限江山一草堂。

細雨酥泥紅滿路,竹籬楠影綠盈窗。

每因戰亂傷襟抱,曆盡滄桑壯酒腸。

流寓錦城聽杜宇,詩人獨自話淒涼。

坐在杜甫草堂的茶館裏,我寫下這首詩。數年來借助銀翼,頻到成都,也曾抽暇三訪杜甫草堂。詩人出身的我,一直想為這草堂寫點什麽,但不知為何,總找不到感覺。此番從峨嵋山歸來,心如青衣江上的行舟,還航行在盛唐的煙雨裏。再來到這成都的杜甫草堂,細細瀏覽柴門花徑,穿過一叢叢凝煙滴翠的新竹,看高大的楠樹把四月的煙雨中的春光,撐了一個滿庭,心中便突然生起無盡的惆悵。於是,就有了上麵這首詩。

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詩人是繞舌的一群。中國以詩國著稱,詩歌在中國,如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一種生存狀態。在古代,中國的為官者,幾乎沒有誰不會寫詩,他們中產生了許多大詩人,像屈原、宋玉、鮑照、庾信等等。這情形在唐宋兩代猶為突出。在唐有張九齡、王維、柳宗元、元禛、白居易、韓愈、杜牧、李商隱等等;在宋有王安石、晏殊、歐陽修、範仲淹、蘇東坡、辛棄疾、陸遊等等,都是詩壇中雄視千古的人物,同時又都是高官。同以上這些人相比,杜甫官職卑微,所謂工部,比之如今,充其量是個處長級別。但論詩不論官,何足掛齒的小官並不妨礙他獲得“詩聖”的地位。

中華民族勤勞、智慧,十分優秀,但同時又極盡虛榮之能事,凡事都要誇張。譬於聖人,全世界獲此封號的,加起來恐怕也沒有咱中國多。周公旦是中國政治家中的第一位聖人,孔夫子是中國文化的第一位聖人,有“萬世宗師”之美譽。另外,諸如書聖、草聖、詩聖、棋聖、藝聖、畫聖、歌聖等等,不一而足。發展到當世,愈演愈烈。這種現象的產生,實乃是遠古生民圖騰崇拜的餘緒。聖人是崇高的,不可企及的,我輩仰望,竊竊慚愧自己的愚笨。可是站在這杜甫草堂中,馬上就想到一個問題:為何這草堂,從來沒人稱它為“詩聖草堂”而要直稱為“工部草堂”?連道聖人的頭銜,還敵不過一個級別卑下的工部員外郎?

公元758年冬,從華州司功參軍任上棄官流浪的杜甫,攜家帶口來到成都,借寓於浣花溪畔。翌年春,在友人的資助下,在浣花溪上遊選了一塊地,蓋起了幾間茅屋。這便是最初的杜甫草堂。杜甫在這裏住了三年零九個月,寫下了兩百四十多首詩,在他死後,草堂數度易主終成廢墟。直到一百多年後,來成都做官的晚唐詩人韋莊,在浣花溪畔找到了草堂遺址,緬懷先賢,他在遺址上頭蓋了一間茅屋,這是後人紀念杜甫的第一座建築。又一百七十年過去,到了北宋神宗元豐年間,有一位名叫呂大防的進士仕宦錦城,在再度傾圯的韋莊版的草堂遺址上又一次重建,這一次規模略大,其壁間繪有杜甫遺像,供人瞻拜。半個世紀後,已是南宋初年,時任成都知府的張燾來到浣花溪邊,麵對草堂凋敝之甚,遂再度培修,新增二十六通石碑,遍刻杜詩一千四百多首,曆時四月而成。經過這次修葺,草堂漸有氣勢,大殊於從前。元明改朝換代之際,草堂毀於戰火。明初,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受封蜀王到了成都,下令重建草堂,這次規模更為宏大。自此,終明一朝,草堂修葺擴建了七次,亭館祠堂,曲水園囿,草堂已成勝景。明末,張獻忠入蜀,殺人如麻,川中浩劫,草堂亦不能免。1670年,清康熙朝川湖總督蔡毓榮履任成都,聯絡四川布政使金淩、成都知府冀應熊倡儀重修。清代累朝擴建五次。民國期間,地方人士籌款對草堂中的工部祠與詩史堂進行了重建。新中國成立後,草堂成了杜甫紀念館,成立了管理處,向遊人開放。1961年,杜甫草堂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在我們所見的草堂建築群,為清嘉慶十六年重修所留下。這穿逗式的居居建築,典型的川西風格。層軒累閣,華堂麗廡,清流散綺,雨浥紅蕖。此般景象,華貴有如王府,與詩人的故居相去甚遠。

唐代詩人中,最窮的有兩個,一個是杜甫,另一個是杜荀鶇。如果給他們劃成份,都是貧農。在新中國,他們可算是無產階級詩人。宋代,曾主持過草堂重修工作的喻汝礪,為這草堂寫了十二首詩,第一首頭兩句“燦燦詩翁錦城西,隻緣詩好合窮棲。”開宗明義就點明了杜甫的身份,這個“燦燦詩翁”窮棲於人世。同時表述了一個觀點:唯其窮棲,才能寫出好詩。杜甫自己也說過“文章憎命達”。這無異於告訴人們:文學是窮人的事業,這觀點與孔夫子的“倉廩實然後知禮節”顯然違背。文學與財富的關係,也就是說杜甫的立論是否正確,值得另寫一篇文章探討,這裏略下不表。在這裏,我想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的詩聖,一個瘦骨嶙嶙的窮老頭子,生前顛泊流離,為五鬥米折腰尚嫌不能,強抑嗽齒的窮愁,在達貴官人麵前強顏歡笑的這位在大熱天吃腐牛肉中毒而死的詩人,為何寓居三年多的一座草堂,竟有如此的宏敞亮麗?在這草堂裏,杜甫寫下了那首呼天愴地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如果草堂是今天這般氣象,杜甫會如此痛哉惜哉,稍帶著還把搶走茅草的鄰家的孩子咒罵一番?

答案隻有一個:這座草堂是後人蓋的。從第二節裏列舉的曆代重修情況來看,基本上都是官府所為。這樣就引出了第二個有趣的問題:我們的官府,為什麽在杜甫生前如此吝嗇,任其窮愁潦倒。但在他死後,又要如此大費財力,不厭其煩的修繕、擴建這一座已沒有杜甫的杜甫草堂呢?生前窮愁死後榮耀都達到了極致,這究竟是荒誕的黑色幽默呢,還是原汁原味的中國特色?

前麵已經講過,詩在中國,首先是一種生存方式,其次才是藝術。且不說官場的附庸風雅已成痼疾,就是天生龍種威加四海的皇帝老兒,同樣也要往詩人堆中湊。漢高祖劉邦與明太祖朱元璋,幾乎是兩個文盲,然而都有詩傳世,劉邦的《大風歌》寫得還不賴。禦製詩應算是中國詩歌中特殊的一種。乾隆皇帝禦製詩一萬多首,這數量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位大詩人。盡管中國的統治階級愛好詩歌,但愛詩與愛詩人是兩碼事。曆史上,愛詩人的皇帝不多,但給詩人製造苦難的皇帝卻枚不勝舉。遠的不說,就說開創新中國的毛澤東,他自己是一位優秀的詩人,可是,這並不妨礙他無情打擊胡風、艾青等數以萬計的詩人、作家。統治者為鞏固自己的政權而殘酷迫害手無寸鐵的文人,從來都不會有道德上的障礙。

基於以上考慮,漫步在這杜甫草堂中,我的確產生了“詩人獨自話淒涼”的感覺。

僅就園林而言,杜甫草堂堪稱西南勝景。鄧小平以八十高齡來遊草堂時,說:“來成都沒到杜甫草堂,就等於沒來成都。”我不知道這句話確切的含義是什麽。既可以理解成對杜甫的推崇,提示國人不可丟掉了憂患意識。又可理解為對這一片園林建築的讚美。是的,田舍農居風格的草堂,如含蓄淡遠的水墨畫,有著閑逸的韻致。特別是1996年動工興建的茅屋景區,曲水林塘,莫不充滿杜詩的意境。在洞庭湖上客死孤舟的杜甫,絕對想不到,他靠友人讚助而建起的流寓蝸居,竟然被改造成錦城佳構,從而吸引了八方權貴,萬國衣冠。僅從這一點看,詩人的榮幸,此地可稱為“海內孤本”。

我在草堂中時,正值暮春,煙雨濛濛,園中遊人熙攘。我細心觀察,遊人最少的地方,是杜詩碑林。啊,他們並不為尋詩而來,像遊魚唼喋浮萍,他們需要的是這裏春光的溪流,娛情的小徑。細心一想可以理解,在中國曆史中,詩人是一種時尚。而在當今,在利益追逐成為社會首選的今天,詩人早已變成了社會中的邊緣人物。再沒有人願意欣賞鏗鏘的音韻,更沒有閑人來傾聽詩人的訴求。盡管這訴求發自心靈,注滿憂患,也不借助於語言暴力。但是,仍不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因為,產生於情感的詩,畢竟離銅臭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