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銀座

這天傍晚，日本友人財田靜峰先生帶我們遊東京銀座。

銀座之與東京，猶如王府井之與北京，南京路之與上海，都是極端的錦繡繁華之地。我們從上野乘地鐵至東京站，鑽出地麵，隻覺數不盡的珠光寶氣，紛至遝來，目不暇接。也許正是下班時候，街麵上塞滿了多如過江之鯽的轎車，兩旁的人行道上，行人摩肩接踵。而矗立於斯的一幢幢摩天大廈，這時也華燈初上，盡放異彩，放眼望去，仿佛置身在一座金碧輝煌的玻璃城中。

我們走到一個十字路口，路口的四角，各有一座氣宇軒昂的大樓，一座是東芝大廈，一座是索尼大廈，一座是朝日新聞大廈，還有一座，則是高懸著巨大燈箱廣告的名叫“不二家”的酒樓。

我們站在東芝大廈的門口，仰望斜對麵的朝日新聞的墨色玻璃大廈，不免心生詫異。索尼、東芝、日產、柯達這樣一些聞名世界的公司雄踞於此，一點也不覺得奇怪。這樣一個紙醉金迷的地方，本來就是財閥們的風月寶地。可是，朝日新聞這麽一個文化產業，一家報社，能在這裏爭一席之地，倒叫我驚訝莫名。在中國，走遍各個城市，最漂亮的大樓，都是金融大廈、電力大廈、或者是國際商城什麽的。沒有哪一家報社能在所屬城市的繁華中心樹起一座高樓。《人民日報》不在王府井，《文匯報》不在南京路，《深圳特區報》雖然在深圳的主要街道上，但比起左鄰右舍那些金融和貿易機構的大廈來，不知道又寒磣了多少。

談到這個問題，財田靜峰先生告訴我，日本每年的紙張消費量，一直居世界第一。單單這個數據，就能理解朝日新聞為什麽能雄踞於此了。日本人喜愛讀書，看報，這幾天我已感受得到。在東京的每一個地鐵站，都有好多家書店，在每個大的商城裏，也都有裝璜極為考究的書刊專賣店，就是一些僻巷偏街的雜貨鋪，也都有數十種報紙雜誌可賣。而且，逛書店的人，看起來比逛超級市場的人還要多。日本的文化消費的市場是龐大的。這決定了日本文化產業的發達。我曾看過《朝日新聞》，四開的大報，一天出四十版。乘坐地鐵的人們，喜歡買一份報紙消遣。下車了，就把報紙留在車上或扔到垃圾箱裏，大概沒有什麽人有時間讀完四十版的。不過這不要緊，對於報社來講，隻要他花錢買走了這四十版一份的報紙就夠了。

在銀座的大街上，我們走得很遠，財田靜峰先生頗有主人的自豪感，他想讓我們走得更遠一點，看得更多一些。

天色已經完全黑了下來，銀座的魅力也愈加強烈。在漫無目的閑逛中，我的同行者劉湛秋顯得非常興奮。他說，他到過世界上很多城市，紐約、芝加哥、巴黎、悉尼、新加坡、曼穀，都沒有東京銀座這樣的氣派與繁華，這裏的確展現了世界物質文明的高度。

然而，這個高度是怎麽形成的呢？我以為，這應追溯到自1868年開始的日本明治維新運動。這一運動使日本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領域開始了近世紀的變革。這場變革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從而使日本成為東方近代史上唯一一個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在這場變革中，日本政府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政策，在這裏，我想著重說一說“殖產興業”政策。

富國強兵之路，首先要完成的是工業的現化代。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民間產業資本十分薄弱。幾乎都是一些手工作坊，類似於今日中國的“個體戶”。但明治政府的首腦們清醒地認識到，要發展日本工業，首先就應該發展民營企業。於是，政府製訂了許多扶植和推動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盡最大的可能向民營企業貸款，讓其擴大產業投資，進行規模化經營。同時，還動用國家財力，引進世界先進國家的技術和設備，投資興辦了300多個示範工廠，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摸索和創造提供經驗。由於明治政府推行現代化產業革命的切入點選擇準確，以致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獲得巨大的成功，在19世紀下半葉，日本就成為東方的唯一的資本主義國家。

如今，140年過去了，當年日本政府大力扶植的那些幼小的民營企業，其中的姣姣者，莫不都變成了世界極的經濟強人。正是它們的巨額財富，支撐起日本民族的尊嚴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那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優越感。

漫步銀座街頭，我想起日本著名畫家東山魁夷的哀歎：“東京這種大都市真是瞬息萬變啊！”不是久住東京的人,是難以觀察到這種瞬息萬變的。但我主觀地認為，它總還是存在著一些不變的東西。像在日本早期資本主義發展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財閥，如今仍能在銀座找到它們的身影。它們雖然都年過百歲，卻並不老態龍鍾，強壯得仍像一匹在荒原上奔跑的獅子。

它們曆久不衰的生命力是如何獲得的呢？我想，這應該從日本的文化中尋找內因。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一個“仁”字，而日本文化的核心則是一個“忠”字。“仁”有客觀的道德標準。不仁不義的事，雖父母，上司叫你去做，也決不會做。“忠”則不同，它隻講服從，不講評判。再不仁不義的事，隻要上司說了，就是赴湯蹈火，也必須完成。

若非在哲學上有過十年寒窗的研討或者飽受人間的創痛而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經驗，一般的人，對於“仁”字的理解總是模糊的。因此，實施起來困難太多，用現在話講，就是操作性差。孔子說“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是典型的“仁”。但正是這個“仁”，導致了中國曆次的農民起義。訴諸武力，要解決的就是一個“不均”的問題。窮在一起，相安無事。有窮有富，社會就不安定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其共產主義思想吻合了孔子的“仁”思想，要富一起富，要窮一起窮。須知人類社會中，絕對的平均思想是不可能的。比如說，一個單位隻能有一個一把手，人人都想當這個一把手，這個單位肯定就亂套了。社會財富如果平均分配，就人人都沒有創業的動力。財富的大部分集中在某些人手上就像權力集中在某些人手中一樣，這種“集合”效應的產生，既是一種管理，也是一種優化的過程。

所以，從國家治理來看，“仁”的思想適合一種福利製度的建立，卻不利於經濟的發展與創造。

“忠”的思想在孔子那裏也是有章可循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我們曾批判，這是一種愚忠。其實，忠和愚是不可分的。忠者若不愚，忠起來就會很難受。我們常常說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實，那是最典型的愚忠。

日本的企業界，也是滲透了這種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的一個企業，實際上就是一個家庭。企業的領導實施的也是家族式的管理。說到這個問題，我們或可再將中日兩國的家族財產繼承製再來一個比較。中國的家族財產，是由幾個兒子平均分配繼承的。一位父親奮鬥了一輩子，成了一位富豪，死前把財產平均分配給每一位兒子。結果，一位富豪換回了幾戶殷實人家。再奮鬥，再分配。如此循環，導致中國的富豪都隻能風光一陣子而不能產生更大的富豪。日本則不同，它的家族財產隻由長子繼承，弟弟一成年，就必須離開家，獨自出外謀生。這樣導致了日本家族的血緣關係淡薄。這種財產承襲製有兩個好處，一是上輩創造的財富沒有分流，永遠處在一個積斂和發展的過程，有利於大財團的建立與發展；二是使每一個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家庭的弟弟們都有著強烈的創業精神。這些弟弟們離開故土和親人，投身到新的地方，新的經濟實體中，憑借著從祖輩中襲下來的那一個“忠”字，開始新的創業的曆程。所以，日本的人口永遠在流動，精英階層永遠都能得到補充。明治維新以後，許多日本家庭的弟弟們都紛紛背井離鄉，離開土地的束縛，進入到蓬勃發展的實業界。他們離開了血緣的家族，然而又參與或組建經濟的家族。弟弟們在血緣關係的家族不能獲得財富，卻能在經濟關係的家族中實現抱負，甚至能超過哥哥所繼承的家產。這種為滿足成功欲而產生的奮鬥精神，是日本企業發展的長久的驅動力。

由於家族的內涵在經濟領域中的重視和擴張，導致日本企業的凝聚力的大幅增長。我想除了政府的支持外，這也是日本企業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到現在，日本人還經常以“我家”來稱自己的公司。可見，他們對自己的公司效忠之深。

在銀座，我們漫無目的地逛了兩個多小時，我們穿越一座又一座高樓，等於穿越了一個又一個家族。領導這些家族的酋長們，像蜘蛛織網一樣，始終充滿信心的，鍥而不舍地編織著他們的未來之夢。他們有一種大師具有的才智，懷著不可遏止的**，化腐朽為神奇，凝聚所有的日本的智慧，將其轉化為巨大的財富。

銀座街頭，也有不少的藝術館，我進去過兩三家，但並沒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因為，世界級的經濟藝術大師們的不朽之作，在銀座隨處可見。雖然，這些大師們並沒有留給我們一個令人尊敬的道德化形象，但是，不得不承認，他們開創了一個偉大的經濟時代。

1996年9月5日於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