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做自己的女神
怎樣的分手才算是理智而漂亮的分手？
可以和平分手，“一別兩歡，各生歡喜”；也可以“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盡吐胸中惡氣，然後老死不相往來。
當然，如有“與君白黑太分明，縱不相親莫見輕”的寬宏大氣，或者如越劇《蝴蝶夢》裏所唱“該分手時當分手，留難住處莫強留……青山在綠水流，讓你我隻記緣來不記仇”的淡然，似乎更叫人稱讚。
然而，每一場分手都有各自的緣由，那麽怎麽分手完全是各人的選擇，隻要無悔則好。
1933年3月5日，香港《大風》周年紀念特刊上，刊登了鬱達夫的一組《毀家詩紀》。這一組文采斐然的舊體詩和其下的注釋一經刊出，使得海內外為之轟動。
作者不僅自我揭露了家庭隱私，更是將妻子王映霞和一許姓官員的婚外“情事”擺到公眾眼前。名人隱私、官員、桃色事件，足足的引人入勝的元素，使得這一期的特刊重印了四次依舊銷售一空。當時各大報紙雜誌，甚至日本當地的刊物也都紛紛轉載。
而事件的女主角王映霞自然不肯默不發聲，撰寫了《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兩篇文章，也寄給了《大風》的編輯陸丹林，請他幫忙發表。
對於鬱達夫對自己“不檢點”的指責，她也猛烈回擊，指出自己被鬱達夫欺騙、引誘、逼迫。他是十足的“包了人皮欺騙女人的走獸”“瘋狂兼變態的小人”和“欺膝世人的無賴文人”。
這對曾被稱讚為“富春江上神仙侶”和“湖邊茅舍神仙眷”
的夫妻，大約誰也不曾料到，夫妻一場，十多年的情分，會是以這樣難看的結局收場。
仿佛讓人想起1931年鬱達夫所作《釣台題壁》中的那一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曾狂飲放歌、意氣幹雲的狂士，不知道“情多”到底是“累”了他還是她。
他認識她之前是有妻的。鬱達夫原配妻子叫孫荃，雖然對於這一樁舊式婚姻他並不滿意，但妻子“裙布衣釵，貌頗不揚，然吐屬風流，亦有可取處”。
孫荃為他生下四個孩子，也很得婆婆陸氏的喜愛。所以兩人就算稱不上十分恩愛，卻仍有三分和美。
這種不是建立在愛情基礎之上的婚姻，注定要被婚姻以外的感情衝擊。而家庭的穩固與否，全在各人的態度。
他們反抗和厭惡的，並不是這些同樣被擺布的女人，而是那雙擺布人的手。但人在和社會製度傳統的鬥爭中，總是顯得那樣無力，它們是那樣強大而堅不可摧。
所以，那個同樣是被擺布的另一半，就成了他們的不平的出口，成為他們肆意批判和懲罰的對象：魯迅的發妻朱安孤獨終身，徐誌摩的發妻張幼儀被逼離婚。
1927年1月14日，鬱達夫穿著妻子從北京寄來的新皮袍，參加了好友孫百剛的酒宴。一位女郎讓他“驚為天人”：鮮豔的大花紋旗袍，豐滿妖嬈的身段，“明眸如水，一泓秋波”，於清麗中透著嬌豔。
王映霞是杭州人，本名金寶琴。由於生父早逝，她隨著母親居住在杭州名士外祖父王二南家中，改姓王，也因此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加之天生麗質，被譽為杭州第一美人。
有著“荸薺白”雅號的王映霞這一年不過十九歲，出身好、教養好、談吐好、長相好，妥妥地成了他眼中的“女神”。從此後，他茶飯不思，對她發起了狂熱的追求。
雖然對鬱達夫的才氣早有耳聞，也敬佩他的文采，但對於這位年長自己十二歲的有婦之夫和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的男人，她還是很謹慎的。麵對他的追求，她從一開始便態度堅決地予以拒絕。
被愛情衝昏頭腦的人的熱情是不可估量的，更何況是被愛情擊中的才子。
鬱達夫一麵馬不停蹄、不舍晝夜地書寫著愛情的書信，另一麵動員所有的好友幫助他製造一切見麵的機會。
他忐忑如情竇初開的少年，時而躁動，時而消沉，都隻為她一個眼神、一句話。整日魂不守舍，日記裏外全是她的身影。
而他們的朋友無一例外地都想阻止這段感情，他們一邊給王映霞介紹男友，一邊以王映霞已經有婚約的借口來勸阻鬱達夫斷了這個念想。甚至有一回，朋友們還假冒王映霞的名字約他出來見麵，讓他在冷風中幹等了大半天，隻為冷卻他的熱情。
而這些艱難阻撓，非但沒有澆滅他的熱情，反而更高漲了愛情的火焰。
他曾追尋過她的腳步，在嚴寒的火車站苦等幾個小時，也曾一路顛簸輾轉幾個城市尋找她的住址，隻為期待一次偶遇。
他對她曉之以“情”：“我對於那所抱的真誠之心，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為那而死。”“一切照你吩咐做去，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對你隻有感謝和愉悅，若有變更，神人共擊。”
動之以“理”：“我們應該生活在愛的中間，死在愛的心裏，此外什麽都可以不去顧到。”
有“**”：“你情願做家庭的奴隸嗎？還是情願做一個自由的女王？”
有“恐嚇”：“聽說你對苕溪君的婚約將成，我也不願意打散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隻有一次的婚姻，結婚與愛情，有微妙的關係，但你須想想你當結婚年餘之後，就不得不日日做家庭的主婦，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決定你現在所應走的路。”
被這樣舉世聞名的才子追求，加之對他才情的仰慕和一點少女難免的世俗虛榮之心，王映霞終於在他的愛情攻勢下動心了。
1927年6月，鬱達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豐園餐廳舉行了訂婚宴，次年在上海正式結婚。
女神終於走下神壇，走進了他的生活。
婚後，兩人前往上海居住。開始的日子是拮據的，鬱達夫還有一些外債。房屋是空****的，又沒有經濟實力購買新家具，他們隻好去租借，也僅僅租用些生活必需用品而已。
物質的匱乏並沒有讓她心生抱怨，對於婚姻和家庭，她以百分百的熱情投入其中，用心經營。
從未操持過家事的她學會精打細算、開源節流。她不喜歡借錢，更不願意欠錢，想辦法把他的外債都還清。
她放下貴族小姐的身段，開始學習自己做家務，學會提著菜籃子在擁擠的菜場裏討價還價，在煙氣燎人的灶台麵前洗手做羹湯。
“有情飲水飽，知足菜根香。”有愛情的時候，那些困難都微不足道。
他會把新寫的文章拿給她一起分享，她家務有進步的時候，會得他一句俏皮的稱讚。窘促的日子也過得有滋有味，蠻有情趣。很快她便燒得一手好菜，還學會了他最愛的日本醬湯。
他身體虛弱有肺病，都靠她悉心照料。她特意托母親從杭州帶來七八斤重的旱地鴨子，一連給他吃了十幾隻，雞汁、甲魚更是每頓必備。
他愛買書，往往沒有節製，她也總是能未雨綢繆，事先存下家用。為了家庭，她甚至親自拋頭露麵，上門討要版稅。
她把家庭布置得溫馨怡人，精打細算每一筆支出。她為他生了五個孩子，卻沒有讓自己淪落成黃臉婆，出門時總是把自己收拾得幹淨利落，穿著講究。以至於她和鬱達夫一起的時候，曾被人誤認為兩人是有錢人家的太太和隨從。
1933年，兩人離開上海前往杭州生活。在杭州，鬱達夫傾其所有，建造了“風雨茅廬”作為兩人的居所。為了還債，他努力寫文章掙錢，為他們的小家添磚加瓦。
對一個女人來說，“名士”“才子”“愛國作家”等這樣的稱號，在婚姻生活中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和她生活的，不是那些，而隻有一個身份，那就是“丈夫”。
當女神變成了人妻，“神”的光環褪去，也不過是個尋常女子。她要的是安全感，要的是她投入感情的回報。當這些都沒有的時候，婚姻便開始有了裂縫。
她的安全感來自一個名分。雖然和鬱達夫訂婚了，但是卻是遲遲不見他和原配離婚，她便也將婚期一拖再拖。
而在他們訂婚後不久，鬱達夫在1927年9月在北新書局出版了《日記九種》，將對王映霞的追求和兩人相處的種種細節公布於眾，這一切她毫不知情。而他之前曾經答應過她，日記絕不在生前發表。
連接過幾次吻這樣隱秘私人的事情都被呈現於大眾眼前，他們的戀情一時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這並非她所願意的。
這種單方麵的突然公布，讓她有一種騎虎難下的感覺，似乎是在宣布他的私有權，更像是借著眾人之力，將她鎖定在他身邊，再無退路。
愛情沾染了世俗之塵，難免落入雞毛蒜皮的窠臼。
鬱達夫生性浪漫，愛呼朋喚友聚眾對酌、痛飲狂歌，或青樓買醉，眠花宿柳，或醉倒在自家弄堂口的雪地裏。她委屈心痛、牽腸掛肚，又擔憂他的身體，他卻毫不在意。約束得多了，他竟然動輒離家出走。
在兩人舉行婚禮的時候，孫荃曾聲明宣告與鬱達夫分居，但是終歸沒有正式離婚。在她的心裏，她是很看重那一張婚書的分量的。生活得越久，對那個名分越是敏感。
而當她每每提起來，卻讓他越來越心煩。在他看來，有愛情就夠了。
在鬱達夫的詩裏，他將她比作蘇軾的妾室朝雲，還以白居易自居，將她比作白居易的家妓樊素；在鬱達夫母親的壽誕上，婆婆索性以偏房待之，冷臉相對。
這些有意無意的輕視，在她的心中紮下了一根刺，時不時跳出來刺痛她。
1932年鬱達夫再一次突然離家出走，若不是表姐相告，王映霞還不知道他回老家看望他母親和前妻。雖然前妻對他恨意滿懷，並沒有破鏡重圓的可能，但在王映霞看來，這無疑還是一種欺騙。
一場爭吵過後，在她的壓力下，鬱達夫寫下了“版權贈與書”，才算平息了這場風波。但實際上，物質的保障不過是對脆弱神經的一點補償而已，作用有多大，她怎麽會不心知肚明？
他們平靜的生活也逐漸被慕名者絡繹不絕的拜訪打亂，婚喪嫁娶、滿月壽誕，都會接到邀請，她疲於應付。
為了不失顏麵，她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們來往了起來”。性格活潑外向的她，是天生的交際家。也是在這段日子裏，她認識了時任浙江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和戴笠，也因此給她招來了許多風言風語。
她成了社交明星，而他卻是不希望女子太能幹的舊式文人，其中的摩擦漸漸將婚姻割開一道道看似微小的傷口。等到再回頭時候，赫然發現這段婚姻已經遍體鱗傷、體無完膚了。
1937年，鬱達夫受邀出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南下福州，這也是為了家庭生計的考量。而王映霞和孩子則留在了杭州。
鬱達夫為抗戰四處奔走，使得兩人過著聚少離多的生活。空間的距離讓人懷念的同時，也讓猜忌落入了肥沃的土壤。
鬱達夫生性敏感多疑，這時候滿天的流言襲來，他也未能招架住。於是無休止地爭吵、懷疑，終將十年的夫妻之情消磨殆盡。
接著他又無意中發現了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三封信，雖然她一再解釋是為了促成許紹棣和孫多慈的婚事的正常往來書信，但他卻一口咬定是她紅杏出牆。
王映霞因此負氣出走，住到了朋友曹秉哲夫婦家中。滿腔怒火的鬱達夫不僅在她的紗衫上用毛筆寫上“下堂妾王氏嫁前之遺留品”，第二天又在《大公報》上刊登啟事。
“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金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後來經朋友做證王映霞的去向，又在郭沫若等的勸解下，王映霞才又回到了家中。
為了得到她的原諒，鬱達夫又再次登報聲明：“達夫因精神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王映霞女士，並全找尋啟事，誣陷指與某君關係，及攜帶細軟等等。事後尋思，複經朋友解說，始知全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深致歉意。”
然而曾經的裂痕，不是幾句甜言蜜語就能粘補牢靠的。更何況那謠言塵囂直上，甚至當聽說王映霞和許紹棣同居的消息，正在外地的鬱達夫幹脆發電報到王映霞那裏求證。
她對他尋花問柳的癖好並未多加指責，他卻一再地對她的忠貞產生懷疑，怎麽能不叫她氣惱？加之因為版權轉讓的問題，鬱達夫對她偏見日深，認為她是看中金錢和權勢的拜金女子。
王映霞賭氣索性寫信給他：“以後我是喜歡錢了，你記住，這方法又是你教我的！對你已無話可說，即此願你多多聽些人言！”
1938年，兩人帶著長子到了新加坡，而這次新加坡之行，之前她也並不知情。他一手操辦好護照，便叫人接他們母子，完全沒有商量，王映霞也對此心生不滿。
作為受過新教育的女性，她喜歡社交，也想做些實事。《星洲日報》的婦女專欄本來想邀請她主持，卻被鬱達夫一口回絕，原因就是他不喜歡她拋頭露麵。
這種強烈的控製和占有欲，使得她最終對婚姻絕望了。雖然遠離國內的人事紛爭，但爭吵並無止息。
直到鬱達夫在《大風》紀念專號上發表《毀家詩紀》，兩人終於走向了陌路。
且不說他並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她真的出軌，單就這樣的做法，也完全不是想要繼續過日子的態度。
郭沫若後來在《論鬱達夫》一文裏的看法更公允些：“那一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著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仿佛是成為一種病態了……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想象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
1940年，兩人協議離婚，正式結束了十二年的婚姻生活。
大約於世人來說，最好的東西莫過於“得不到”和“已失去”。當看膩了的枕邊人瀟灑轉身而去，才突然發現，原來她是那樣好。
他又寫詩：“愁聽燈前兒輩說，阿娘真個幾時歸。”與其說是孩子在問母親的歸期，倒不如說是他自己想問。
但她離開了，便不再回頭。
她的隱忍克製並沒有消磨了她內心的筋骨，離婚啟事也幹淨利落：“鬱達夫年來思想行動，浪漫腐化，不堪同居。業已在《星洲》無條件協議離婚，脫離夫妻關係。兒子三人，統歸鬱君教養。此後生活行動，各不幹涉，除各執有協議離婚書外，特此奉告海內外諸親友。恕不一一。”
這個生過五個孩子的女人，並沒因為“棄婦”或社會上的流言蜚語而顧影自憐或自甘墮落。她飛往重慶，用僅有的錢做了旗袍、大衣，不管怎樣，她都要漂亮地站到世人眼前。
在重慶，她拒絕了文化圈的工作，到保育院做了保育員，照顧戰爭中的孤兒。後來經人介紹，先去了軍委會特檢處工作，後又主動申請調到外交部。
憑借著自身的能力和出色的交際能力，她又成了社交界的寵兒。她不僅當上了時任上海市商會會長王曉籟的幹女兒，更得到了當時外交部部長王正延的有意提拔，請客吃飯總將她帶在身邊，也因此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鍾賢道。
1942年4月4日，王映霞與時任重慶華中航業局經理的鍾賢道結婚。這個性情溫和的男人不僅包容了她所有的過去，更給了她一個盛大而矚目的婚禮。
婚禮轟動了整個重慶，道賀的花籃從禮堂一直排到大門外。
當日貴客盈門，商界、政界、演藝界名流雲集，連重慶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也前去拍攝了相片。
她找到一個真正將她捧在手中嗬護的男人，也全心以報。他們育有三個兒女，家庭和睦，相互扶持一同走過四十年風雨。他們挨過最困難的日子，被抄家、被批判、被罰去弄堂掃地，兒女特意叮囑要他們堅強，不要自殺。而她每次被拉去批鬥後，他總安慰她一切都會過去的。
在她暮年所作的自傳中，她中肯地提起她的兩段婚姻：一個給了她名氣，而另一個給了她後半生的溫暖。關於從前，所有的愛恨到最後都成了心頭深深的懷念。
可以說，每個被丈夫看膩了的女子，都曾是別人的女神。而真正的女神，不隻是外表上的美麗，更是心底的淡定從容。
是被褒揚時的不張揚，被貶低時的不驚慌，能在挫折裏成熟。懂得世故卻不勢利，懂得付出也懂得放手，能夠放手卻懂得不放棄。
而無論做誰的女神，都不如做自己的女神。哪怕被生活揉捏得鼻青臉腫，也能撲上一層粉，然後再深吸一口氣，微笑著披甲上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