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我愛你，但不能沒有自己
離婚到底有多可怕？設想一下，如果你年近三十，又帶著四個年幼的女兒，可有決心離開曾經安逸的生活呢？
有多少人在婚姻裏為了孩子、為了麵子、為了經濟上的考量，一忍再忍，日複一日，直到把鮮花熬成了稗草，直到自我的底線一退再退，退到無路可退，然後才決定離開？是不是我愛你，所以就可以沒了自己？
1934年，上海一樁離婚案轟動一時。男方是曾經的四川都督夏之時，女方是已經離家五年的董竹君。
是他秋扇見捐，琵琶另抱？不是，非但不是，他可謂癡情。
離婚前他隻有她一個妻子，連妾室都沒有。雖然父母重壓、同儕嘲笑，他卻恪守著曾經的誓言，不再娶他人；離婚後，他病體沉屙，幾個月才好轉。每次握筆寫信也都傷心落淚，他寫下千言信，字字深情；離婚五年後他才娶旁人，卻在新人前言說舊人的好；她經營飯店急需用錢，他托老友之名主動借了幾千大洋，卻不讓她知道；烽煙四起時，即便他們已形同陌路，他仍舊寫信叫她回川避亂。
是她移情別戀、另登高枝？不是，非但不是，她可謂忠貞。
離婚後她終身未嫁，生活一度陷入山窮水盡之中。經濟最緊張的時候，她頻繁地出入當鋪，幫人推過大車，她甚至曾去賭過博。而他的相片擺在床頭，一直陪伴她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她彌留之際，讓小女兒在她入葬時放一首叫《夏天最後一朵玫瑰》的歌。“夏天最後一朵玫瑰還在孤獨地開放，所有她可愛的伴侶都已凋謝死亡。再也沒有鮮花陪伴在她的身旁，映照她鮮紅的臉龐，和她一起歎息悲傷。”
相愛至此的兩個人，如何也會走到日暮窮途、君向瀟湘我向秦的那一天呢？
1900年，董竹君出生在上海的一個貧苦人家。她的父親是個拉黃包車的車夫，母親則靠給人家洗衣服做粗活，掙取微薄的家用。
由於父親病重無法再出去工作，董家幾乎陷入了絕境。為了治病和養活全家人，董父不得不將她抵押在長三堂子做三年隻賣唱不賣身的“清倌人”。長三堂子是當時上海的高級妓院。
有時候，一個人遇到的人往往能決定他的命運走向。
譬如同是德才兼備的女子，徐慧遇到李世民，所以她才能理直氣壯地說：“以才事君者久，以色事君者短。”而班婕妤遇到的是耽於美色的漢成帝，所以她最終孤守長信宮中，死於成帝陵裏。
董竹君長得漂亮，歌又唱得好。因為心情苦悶，她便不愛笑。而在那樣的場合，越是不笑，客人偏偏就想逗她笑，反而更有了別樣的情趣。點她唱歌的人很多，每日裏掛在書寓上的水牌寫滿了名字。客人也越來越多，她很快就成了當紅清倌人，堂子裏的搖錢樹。
燈紅酒綠見多了，再多的風華也抵擋不了歲月的白馬，繁華不過雲煙。
她明白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是不會放她走的。大多數青樓女子都是年老色衰了，再也榨不出價值了才能真正得到自由。那麽似乎隻有在接客前找到一個靠得住的男人，跟著他離開，才是最好的歸宿。
夏之時就是在這裏遇到董竹君的。那時候董竹君還不叫董竹君，而是叫作“阿媛”的紅倌人。
夏之時，字亮工，四川合江人。早年遊學日本，在東斌學校步兵科學習軍事。也是在日本受到了新思潮的影響，他加入了同盟會。後來回到四川在軍中任職，在辛亥革命爆發後領導了龍泉驛起義，成立蜀軍政府，通電全國宣告重慶獨立。夏之時為副都督。
彼時，他不過二十四歲，蓋世英豪，少年傾世。
1913年，夏之時來到上海和革命黨一起籌劃討袁的二次革命。因為正被當局鎮壓，他們無法在飯店、酒樓公開聚會，因此三教九流聚集的妓院，成了他們秘密活動的最安全地點。
她因此接觸到這樣愛國誌士的聚會。她最初的政治覺悟大約就是從此而來。
縱觀整個民國曆史，比她漂亮的、比她有才的、比她有成就的、比她受男人追捧的，大有人在。然而，說起能比她有政治覺悟和嗅覺的，大約無人能出其右。從最初接觸革命黨，到後來一直資助、幫助愛國進步人士，以至於最後將一生所得盡獻於國家。她始終都能順應時代的潮流，不得不說，這是一種大智慧。
自古美女愛英雄，更何況夏之時儀表堂堂、俊逸昂揚，一見傾心是意料中的事情，而英雄愛上美人也是情理之中。
不久後，袁世凱以三萬大洋懸賞夏之時的人頭，他隻能藏身在日本租界的旅館裏，準備逃亡日本。
那時候多勇敢，隻要有愛，除了自己，沒有什麽能讓我們分開。
董竹君借機偷偷找到了夏之時，而他一見到她，擁著她失聲痛哭。
中國是一個特別講究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國度。比女子的眼淚更動人的，大概就是硬漢的眼淚了吧。一個女人見到男人因為自己而流淚，這個男人不是感情細膩的詩人、學者，而是殺伐千裏、橫掃沙場的錚錚男兒，那種震撼不言而喻。
如果說這之前還存著尋找一個靠山離開火坑的投機心思，這一刻的董竹君怕是真正地愛上了這個男人。
夏之時提出幫她贖身，向她求婚，然而她卻拒絕了。
十五歲的董竹君，有著超乎這個年紀的睿智和主見。雖然她也有一顆急切逃離的心，卻是有更深層次的考量。她不是他的商品，不願意重蹈被買賣的命運。她要獨立地站在他麵前，以一個平等的姿態，是可以肩並肩、麵對麵地站在一起的。
她要他答應三件事情：不做小老婆；到了日本送她讀書；將來從日本讀書回來組織小家庭，男主外女主內。夏之時全然答應了她。
不久，她終於找到機會逃離了虎口。她有捐金沉珠的魄力，走時穿著最樸素的貼身衣服，身上隻帶了兩毛錢的車資，把在長三堂子裏賺的錢統統留下。
貝闕珠宮、金釵鈿合、綾羅綢緞都是屬於那個繁華的烙印。
而新生的董竹君是全新的，是和過去沒有分毫糾纏的。
洪應明《菜根譚》裏說：“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此刻的董竹君正抱著這樣的信念奔向新生活。
雖然由於她的出身，兩個人的婚事被夏之時的一眾同誌反對，董竹君和夏之時還是在鬆田洋行裏舉行了儀式簡單的婚禮，他為她取名“竹君”。
然而愛得既深，便會有一種天然的占有欲，尤其是夏之時這樣舊式風度的傳統男子。他一麵希望她好，享受著她的熱烈奔放和積極向上，一麵又害怕她耀眼的光芒會成為他們愛情的阻礙。
患得患失，總是戀愛中人的通病。
婚後幾天，兩個人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夏之時確實履行了曾經的諾言，送她去讀書。然而卻不允許她去學校學習，而是請了家教在家中授課。
她從小學習音律，曾經聽到一個青年人在吹尺八。曲子纏綿悠揚，她露出讚賞的神情，靠到窗前仔細聆聽。然而他卻以為她在向往吹曲子的人，因此心中不悅，便冷嘲熱諷。他無法理解她對文藝和音樂的愛好和追求。
1915年，夏之時奉命回川。此時雖然兩人已經育有孩子，他仍然覺得不放心。不僅急招了四弟來日本陪伴她，更是給她留了一把槍。告訴她，如果有危險就防身，若是做了對不起他的事情，那麽就自殺。
後來分居後，風言風語傳到他那裏，夏之時真正氣壞了，他甚至找到上海的朋友去綁架她。
他愛她，是大男子主義者的愛，她不僅是愛人，更是私有財產，不容他人染指。他的愛情單純而粗暴，容不得半點的猶疑背叛，這多是秉性剛毅者愛情的常態。
然而這卻離她想要的婚姻越來越遠。尊重在哪裏？信任在哪裏？平等在哪裏？我愛你，但不能允許你恃愛行凶，讓我沒了自己。
1917年，董竹君從東京禦茶之水女子高師畢業後，本想去巴黎留學，然而夏之時卻不同意，堅持讓她返回四川。為了家庭，她不得不讓步妥協，放棄了自己的理想。
十七歲的董竹君準備了一箱厚禮，走進了傳統的舊式大家族生活。從開始的夏家人冷眼相待，到後來最終被認可和接納，並贏得婆婆和家人的尊重，她傾注了無數的心血和努力。
而他不僅一直堅持董竹君的正室地位，還處處給予她做人處世的指導。
到這裏本應該是琴瑟和鳴、舉案齊眉、白首到老的故事，然而命運卻從來不按常理出牌。
1919年，由於在四川派係鬥爭中失敗，夏之時被解除了公職。本就是望族之後，衣食無憂。下野之後因為仕途不如意，夏之時開始吸食鴉片，蝸居不出，脾氣也越來越壞。
而從前的經曆卻讓董竹君太明白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道理了。她不願在安逸的生活裏迷失自我，對掙錢有一種特別的熱情。在她看來，隻有經濟上獨立才能有人格上的平等。
雖然他反對她拋頭露麵，但還是幫助她開辦了富祥女子織襪廠和出租黃包車公司。董竹君初顯了她的商業天分，賺了一些小錢。她不僅熱心社會事業，並且私下裏還資助“進步人士”。
而這些都讓思想傳統的夏之時非常不滿。他信奉儒家學說，不能容忍他的女人把心思和金錢花在不相幹的人身上，而這些不相幹的人還懷著他所不能理解和讚同的思想和主義。
兩個人，一個停步不前，一個已經走得太遠。
有一回金星采訪楊冪，問她給父母買房子要不要和老公商量。楊冪說，不用啊，因為我買得起。
為什麽嫁作人婦後還要努力、還要賺錢？就因為可以在花錢的時候底氣足足地說一句：我買得起。
本就瑣碎的家庭生活，又因為她父母的到來雪上加霜。夏之時並不喜歡董家人，他看不上賣女兒的父母。然而身為人女，天下間無不是之父母。他對她父母的輕蔑，落在她的眼中便成了對自己的輕視。
爭吵和言語的侮辱漸漸磨去了愛情在心底的分量。在他看來，爭吵不過是夫妻間尋常不過的口角，也許還算得閨中情趣的一種，她卻認為那是觸及尊嚴的問題。
他不是不愛，隻是，不是以她想要的方式去愛。有時候不會愛，比不愛更讓人覺得神傷。
她也不是不愛，隻是，不能理解和接受他的那種愛。她有著超乎那個時代的女子的覺悟，如果沒有對她人格的尊重，談什麽愛呢？她應該是可以攜手共進退的妻子，而不是他的商品，他的寵物。
兩個要強的人湊在一起，如果一個不能退步柔軟，那麽結局自然是強極則辱，兩敗俱傷。而子女教育的問題更讓婚姻雪上加霜。
董竹君一共為夏之時生下四個女兒一個兒子。然而在重男輕女的封建大家族裏，她希望女兒受到良好教育、能掌握自己命運的願望落了空。這一次，董竹君獨自帶著四個女兒又一次地出走了，她不願意再為愛妥協。
當時四川的八卦新聞寫有這樣的標題：“夏之時家中難都督，將軍街出走女娜拉。”
娜拉出走以後怎樣？易卜生並沒有給予解答，隻是給了一個響徹世界的關門聲。魯迅先生卻說了——要麽墮落，要麽回來。
那些出走的娜拉，“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
人生不是戲劇，關門之後就可以落幕。董竹君的出走，不過隻是人生另一場戲的開幕。這一幕戲，她獨自演出，她既沒有墮落，也沒有回去，而是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
外出養病的夏之時在報紙上看到她出走的消息，急忙找到她。溫柔的勸解、鋪天蓋地的怒火，都沒有動搖她離家的心。
最後，他丟下一句：“你將來在上海灘站得住的話，能把這個女兒養活養大，不要說受教育了，我在手板心裏煎魚給你吃。”
每個女人的內心都有一處不能被觸及的柔軟，也許是不可言明的自戀，也許是不肯變質的驕傲，也許是不可思議的自卑。那些柔軟，是不能被理解、不能說出來的純自我的地帶。
這世界呼嘯著想要把你揉捏成它想要的形狀，然而心裏這一處小小的柔軟才是內心最堅強的所在。抵抗著這世界，不讓自己輕易被它改變。你可以說那是頑固，也可以叫作不忘初心。
夏之時的這句話，不僅沒有阻止她離家的腳步，反而真正把她推離了家門。
董竹君留下男孩給夏之時，自己帶著四個女兒在上海打拚。
兩人協議分居五年，夏之時付給女兒撫養費。這一年，董竹君二十九歲，結婚十四年，是五個孩子的母親。
在離家的最初幾年，她的經營並不順利，幾乎做什麽賠什麽。
好不容易稍有起色的紗廠也被日本人的飛機一夜之間夷為平地。
四個年幼的女兒和兩個老人都要靠她一個人負擔。為了逼她回家，他一度停止了撫養費。她很快陷入了貧困，靠典當物品、做粗活度日。
他苦等五年後，興衝衝地趕到上海，一見麵說的卻是：“幾年不見，事業有什麽成就？”
她的自尊被他淩遲得片甲不剩，她最終提出了離婚。這一次他的眼淚沒有能留下她，她一滴眼淚也沒有流，留給他一個決然的背影。
雖然生意上沒什麽斬獲，但是經過這幾年的打拚和憑借前四川督軍夫人的名號，董竹君還是在上海積累了許多人脈。
她有獨特的商業眼光，離婚後的她看中了川菜館的前途，於是開始籌劃在上海開一間川菜館。她親自到四川請了著名的川菜廚師，並且培訓了一批專業的餐飲服務人員。
1935年3月，錦江川菜館掛牌營業了。廣闊的人脈在這時候突顯出它的深藏的能量，川菜館一開張便是開門紅。不僅南京、上海的軍政要員出入於此，上海灘幾大幫會巨頭杜月笙、張嘯林、黃金榮也都常來捧場。這其中很多都是夏之時的故交。卓別林訪問中國時，也曾光顧菜館的生意。
既是看中了錦江的前途，也是看好董竹君的個人能力。杜月笙又出資擴大了飯店的規模。
她日夜操勞，天沒亮就要去店裏，晚上又披星戴月地回到家中照顧四個女兒。上有老，下有小，家務也親力操持。很快，積勞成疾，她患上了嚴重的胃潰瘍。
她卻樂在其中。她是天生的職業女性，每天都在想新的主意。不僅監管菜色的口味，更以多年來的經驗製定了一整套科學的管理方法和製度。
菜館的成功並沒有讓她停止前進的腳步，這是她的不凡之處，也是常人不能理解之處。1936年初，董竹君又辦了錦江茶室。這時候，曾經留學日本的閱曆和見識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茶室環境整潔，布置考究：荷蘭的風景畫、西班牙的蠟燭吊燈、法國的壁燈，色彩和光影的搭配在細節上別具匠心。
茶室甫一開張，便轟動上海，也成為在上海的社會名流、文人雅士聚會的地方。在這期間，她也一直沒有停止和進步人士的接觸，一直從事秘密幫助、掩護共產黨的地下革命工作。
她終於成功了，賺了錢，也贏得了她想要的尊重。
不僅自己要求獨立，她還致力於宣傳倡導中國普通女性的獨立。1937年，董竹君和《大公報》的女記者蔣逸霄、許廣平等人創辦《上海婦女》雜誌，投入到中國婦女的解放事業中。
日軍侵華後，國內局勢日緊。生逢亂世，董竹君以一弱女子之力既無力反抗，也不願做漢奸，無奈將店務托付於他人，帶著女兒流亡菲律賓。
1945年初，董竹君回到上海，麵對一個爛攤子，她卷起袖子從頭再來。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堅強地經營著自己的事業。
有智慧的女人，懂得什麽時候該爭取，什麽時候該舍得。或說是投機，或說是識時務者為俊傑，都無所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她將十六年所賺得的十五萬美元全部捐獻給了政府，並且還交出了自己的花園住宅。公私合營時，又主動把當時價值三千兩黃金的錦江菜館和錦江茶室奉獻給了國家，改建成了如今享譽全國的錦江飯店。
看到時代的潮流，她明白她的時代結束了。於名利場中決然抽身，毫不瞻前顧後、拖泥帶水，是一份魄力，也是一份難能的睿智。也是憑著這份堅毅和智慧，她熬過了動**年代的五年牢獄之災。
就在董竹君交出錦江飯店的那一年，夏之時卻因為冤案被判死刑。他們一生的恩怨在1951年畫上了一個句號。
歲月何其殘忍，將相愛生生寫成相愛過。可是，雖然愛你，但更不能沒有自己。
好的愛情，隻要相愛就足夠；好的婚姻，卻需要彼此的包容，丈量好自己的底線。在最好的時間，遇上最對的人，也不一定能白頭不相離。路是自己選的，未嚐不曾後悔。
但不論是為愛折了自我，還是為了自我拋情棄愛，都沒有歲月可回頭。那麽不如好好走下去，一樣能走出一個寬廣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