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廣種善緣美謄傳
洛克菲勒前半生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如何發展壯大企業與積聚財富上麵，他的後半生卻將目光轉移到如何為自己的巨額財富找。個安穩妥當的去處。洛克菲勒一直有一個信念，他認為上帝賜給他財富是為了造福於人類，所以他必須依照上帝的旨意，將自己的錢財合理地分配，隻有這樣他才會心安。
不過，捐錢並不比賺錢更容易。在20世紀初，洛克菲勒的股票和其他投資大幅增值，他的財富還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他原來的捐贈顯得不能適應新的情況了。
公眾對他的期望值也越來越高，人們希望他能更加慷慨。為了安撫公眾輿論，避開政治上的攻擊，洛克菲勒不得不以更大的行動來捐贈，他的表現已經完全像個慈善家了。
此外，他還要向他人證明，作為一個超級富翁，他完全可以用一種非常體麵的方式卸下包袱。
有人攻擊洛克菲勒說，他所表現出來的樂善好施隻不過是一種用來欺騙公眾的伎倆罷了，作為一個靠掠奪與壟斷發財的商人，他的骨子裏不可能真正為別人著想。
這樣評論洛克菲勒是不公正的，盡管我們也不排斥他的捐贈有部分目的是出於打消人們對他的懷疑，重建良好的公眾形象，但主要的原因還是出於他的信念。
與現代許多企業，哪怕是捐贈一小筆錢也要大張旗鼓地宣傳一番的“壯舉”不同的是，洛克菲勒對自己的慈善行為相當低調，他不想讓別人懷疑自己的施舍有某種追逐私利的動機，所以，他寧可在悄無聲息中進行這項本該享受人們鮮花、掌聲與讚譽的高尚事業。
作為一個虔誠的教徒，洛克菲勒並不認為人天生有權接受別人的施舍。他常常擔心自己的捐贈會助長別人的依賴感，因為這種依賴是與新教教義所主張的“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是相悖的。
他認為，作為施舍者，要調整行善與自力更生之間的關係。他說：“要學會既幫助對方，又不至於削弱對方的道德勇氣，這可是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他還處處小心，唯恐打亂現有的社會等級製度。他堅信社會總是賞罰分明的，認為富人是因其超群的智力和事業心而得到回報。相反，一個人在生活中的失敗幾乎總能歸咎於他個性上的某些弱點，歸咎於他身體上、心理上或性格上的某些缺陷……他認為：造成人與人之間貧富差別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個性上的差異，我們隻有用我們良好的素質幫助更多的人樹立起堅強的性格，才能幫助更多的人擁有財富。
弗雷德裏克·T．蓋茨是洛克菲勒慈善事業的守護神。1894年前後，威廉。雷尼·哈珀首先提出在芝加哥大學建一所醫學院的建議，但洛克菲勒表示反對，並提出一個全新的方案：建立一個主要或完全致力於研究的醫學係。蓋茨生來具有說客的本領，能用無與倫比的精力和智慧來說服他人。3年後，他提議建立一個醫學研究機構，他深知這個建議一定會引起洛克菲勒的共鳴。
雖然洛克菲勒並沒有立即同意蓋茨的建議，但他一直在思考這件事的可行性。最後，他終於意識到，建立這樣的醫學機構完全符合他的需要，它既穩妥又能贏得人心，雖然這樣的醫學機構不一定能有什麽了不起的發現，但至少不會給自己帶來難堪。
洛克菲勒準許蓋茨的建議，籌建一個專門用於研究、沒有任何商業目的的醫學機構。
建立這樣的醫學機構在當時的美國尚無先例，可是洛克菲勒卻堅信，這樣的機構不僅能夠填補慈善領域的一塊空白，而且也是自己所有的慈善事業中最有前途的。
不過，洛克菲勒的這一舉措還是遭到了來自醫學界的質疑。許多醫學界人士認為，醫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科學，單憑一些人的胡思亂想，即使他們有了什麽發現也是毫無用處的。不過，洛克菲勒對於自己認定的事，向來是不理會別人的意見的。這時他想的不是建不建醫學機構的問題，而是怎樣建、怎麽運作的問題。
經過周詳的考察，洛克菲勒決定建立一所獨立的研究機構。1901年，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不動聲色地成立了。
與以往的做法不同的是，洛克菲勒同意以自己的姓氏命名這家機構，這也能從中看出他對醫學機構寄予的厚望。不過，由於這個醫學機構帶有某種實驗性，洛克菲勒不想讓人們希望它能突然創出奇葩，所以研究機構在創立時相當簡仆，完全看不出其支持者便是大富豪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為醫學研究所設立了一筆專用資金，用以招聘最出色的人才。他說：“我雖然有錢，但隻有將錢用在那些有主見、有想像力和有勇氣的人身上，並幫助他們做出成績，我的錢才算對人類有價值。”
洛克菲勒為醫學研究所定下的規矩是：召集才華出眾的人，把他們從瑣事中解脫出來，不施加任何壓力與幹涉，任由他們去異想天開，盡興發揮。洛克菲勒認為，科學家隻有在自由與寬鬆的工作環境中，才能創造出奇葩。
醫學研究所很快招聘到許多醫學界的精英。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醫學中心是洛克菲勒除了標準石油公司之外的另一個傑作，醫學研究所成果卓越，成為諾貝爾獎得主的搖籃。
洛克菲勒從不幹涉研究所的自主權，他讓科學家而不是那些外行的理事來管理開支。他也很少去視察自己的傑作，因為他不想占用別人寶貴的時間。
一天，洛克菲勒父子恰好途經研究所附近，小洛克菲勒提議道：“爸爸，你還從沒有去過研究所呢！我們乘出租車過去看看吧！”
洛克菲勒勉強答應了兒子的建議。不過，等到了研究所外麵時，他表示隻從車裏看一眼就夠了。在小洛克菲勒的一再催促下，這位大富翁終於走進了自己花錢建起來的機構。在一位工作人員的陪同下，父子倆略略參觀了一下，表達了謝意便匆匆離開了。
許多人難以想像，洛克菲勒與那些喜歡前呼後擁、大肆張揚的富人們何其不同，雖然他在商業領域遭人攻擊與謾罵，可是在慈善方麵卻顯得如此高尚與謙遜。
1904年冬天，洛克菲勒醫學研究中心在治療流行性腦膜炎方麵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挽救了成百上千人的生命，這讓洛克菲勒感到有必要進一步向研究所加大捐贈力度。
1908年，洛克菲勒決定出錢為研究所建一座有60個床位及一間有9個床位的隔離病房的附屬醫院。這個醫院在兩年後開張，免費為患有小兒麻痹症、大葉性肺炎、梅毒、心髒病和嬰兒腸道病等病患提供治療。雖然醫院專為洛克菲勒家庭在頂樓準備了五間專用病房，但他們從未享受過這種特權。
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的成功，使得許多人對這位富豪的評價大為改觀。有人說，洛克菲勒在醫學事業方麵的成功與其在石油業的成功一樣，都恰逢絕佳的時機。洛克菲勒捐錢成立醫學研究所時，正是醫學作為一門學科日臻成熟，並且有無限發展機會之時。與自己的其他捐贈相比，醫學研究所的成功可謂是極為引人注目的，這讓洛克菲勒備感欣慰。
即使是那些與洛克菲勒積怨甚深的人，也對醫學研究所給予了真心誠意的讚揚。有人認為，洛克菲勒找到了一個恰當的方式，讓他的金錢造福於世上的每一個人，因為醫學研究的價值是世上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對於每個活著的人而言，都是意義極其重大的。
據統計，洛克菲勒總共為醫學研究所捐贈了6100萬美元，而這個研究所也不斷地將驚喜帶給世人，成為世界上研究疾病起因和治療方法的最好機構。
僅在20世紀70年代，這裏就有16個人獲得了諾貝爾獎。1965年，研究所出於自身發展需求，正式更名為洛克菲勒大學，專授博士學位和提供研究員基金。
還是在1901年時，洛克菲勒就意識到創辦一個基金會可能是一個不錯的辦法。“我們可以成立一個信托基金會，派一些願意為慈善事業終生奮鬥的人去那裏工作，我們可以親自協助他們，讓我們的慈善事業得到妥善、有效的管理。”他兒子建議道。
負責管理洛克菲勒慈善事業的蓋茨也在一封信中誇張地說：“先生，您的財產正在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您必須跟上它的膨脹速度！您捐錢的速度必須超過它增長的速度！否則，您和您的子孫後代都會被它壓垮的。”
蓋茨大膽地預言，如果洛克菲勒將巨額財富捏在自己手裏的話，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他的繼承人將會揮霍掉這筆錢，變得飛揚跋扈，不可一世。所以，他提議洛克菲勒應盡快行動，建立永久性企業化的慈善機構，將錢投入到教育、科學、藝術、農業和宗教方麵。
1906年，洛克菲勒開始著手成立一個龐大的基金會，他接受了兒子的建議，打算創立三個信托基金，一個支援在國外推進基督教文明；一個在國內做這樣的工作；另外一個則專門負責為芝加哥大學、普及教育委員會及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提供資金。
1903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得到經營執照，這意味著洛克菲勒的一大筆財產將免交遺產稅。在這個基金會成立的頭十年裏，他們工作的重點一直在公共衛生和醫療教育方麵。
與其他將主要精力放在美國國內的基金會不同，洛克菲勒有意像他建立跨國公司那樣，將基金會發展成為世界性的。
基金會成立了專門的國際委員會，在全世界範圍內展開對瘧疾、結核病、傷寒、猩紅熱等疑難傳染病的防治，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研究所於1937年研製成功“黃熱病”疫苗，並將這種疫苗發往世界各地，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但這家研究所中卻有6名科學家感染了病毒，為人類的健康事業殉職。
傳染病的一次次肆虐，使基金會的管理者意識到，要想阻止疾病流行，不僅需要科學家的努力，也需要訓練有素的政府人員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衛生係統。
為了這一目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向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捐款600萬美元，用以建立一所衛生與公共保健學院，培養衛生工科、流行病及生物統計方麵的專業人才。
後來，基金會又向哈佛大學捐款6000萬美元，以籌建公共衛生學院。美國的醫院衛生事業能處於全世界的領先地位，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慷慨解囊是密不可分的。
為了讓公共衛生事業得以在全球展開，基金會花了2500萬美元，在印度、丹麥等許多國家籌建醫學院，以提高當地的疾病防治水準。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還成立了中國醫學委員會，並於6年後創建北京協和醫科大學，為中國培養了大批掌握現代醫學知識的人才。據統計，中國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受惠僅次於美國。
洛克菲勒一生捐贈了5.3億美元，其中有4.5億美元投向了醫學事業。他用自己的慷慨與創見為慈善事業帶來了革命。
在他之前，那些富人往往隻是將錢遺贈給某個個人喜好的團體，或是免費修幾幢建築，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以彰顯其所謂的高尚行為。而洛克菲勒則用自己的巨額財富造福於全人類，建立起了龐大的慈善托拉斯。他的善良與高尚，早就超越個人的色彩，堪稱所有富人們的典範。
1937年5月23日，洛克菲勒在睡夢中走完了他輝煌的一生。他一生的財富，除了2000多萬美元作為遺產留給了子女外，其他的均通過各種方式回報給了社會。“他是明智地運用自己財富的第一人，世界因他而更加美好，他的名字將為世人所永遠銘記！”——這是一位他曾經的死敵、因托拉斯問題與他糾纏鬥爭了許多年的一位檢察官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