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效應：誘導的連鎖反應

破窗效應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1969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辛巴杜(PhilipZimbardo)進行了一項實驗：他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的一輛停在加州帕洛阿爾托的中產階級社區，而另一輛停在相對雜亂的紐約布朗克斯區。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輛，他把車牌摘掉，把頂棚打開，結果當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爾托的那一輛，一個星期也無人理睬。後來，辛巴杜用錘子把那輛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呢，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它就不見了。以這項實驗為基礎，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了一個“破窗效應”理論，他們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築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繁榮。

我們日常生活中也經常有這樣的體會：桌上的財物，敞開的大門，可能使本無貪念的人心生貪念；對於違反公司程序或廉政規定的行為，有關組織沒有進行嚴肅處理，沒有引起員工的重視，從而使類似行為再次甚至多次重複發生；對於工作不講求成本效益的行為，有關領導不以為然，使下屬員工的浪費行為得不到糾正，反而日趨嚴重。等等。一間房子如果窗戶破了，沒有人去修補，隔不久，其他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麵牆上如果出現一些塗鴉沒有清洗掉，很快牆上就布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東西。而在一個很幹淨的地方，人們會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人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隨地亂扔垃圾，絲毫不覺得羞愧。這就是“破窗效應”的表現。

美國有一家公司，規模雖然不大，但以極少炒員工魷魚而著稱。

有一天，資深車工克羅在切割台上工作了一會兒，就把切割刀前的防護擋板卸下放在一旁。沒有防護擋板，雖然埋下了安全隱患，但收取加工零件會更方便、快捷一些，這樣克羅就可以趕在中午休息之前完成三分之二的零件了。不巧的是，克羅的舉動被無意間走進車間巡視的主管逮了個正著。主管雷霆大怒，令他立即將防護板裝上之後，又站在那裏大聲訓斥了半天，並聲稱要作廢克羅一整天的工作。第二天一上班，克羅就被通知去見老板。老板說：“身為老員工，你應該比任何人都明白安全對於公司意味著什麽。你今天少完成了零件，少實現了利潤，公司可以換個人換個時間把它們補起來，可你一旦發生事故、失去健康乃至生命，那是公司永遠都補償不起的……。

離開公司那天，克羅流淚了，工作了幾年時間，克羅有過風光，也有過不盡人意的地方，但公司從沒有人對他說不行。可這一次不同，克羅知道，這次碰到的是公司靈魂的東西。

這個小小的故事向我們提出這樣一個警告：一些“小過錯”通常能產生無法預料的危害，沒能及時修好自己“打碎的窗戶玻璃”也許能毀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在管理實踐中，管理者必須高度警覺那些看起來是個別的、輕微的但觸犯了公司核心價值的“小的過錯”，並堅持嚴格依法管理。如果不及時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戶，就可能會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失。

紐約市交通警察局長布拉頓受到了“破窗理論”的啟發。紐約的地鐵被認為是“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場所”，針對紐約地鐵犯罪率的飆升，布拉頓采取的措施是號召所有的交警認真推進有關“生活質量”的法律，他以“破窗理論”為師，雖然地鐵站的重大刑案不斷增加，他卻全力打擊逃票。結果發現，每七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是通緝犯；每二十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攜帶凶器。結果，從抓逃票開始，地鐵站的犯罪率竟然下降，治安大幅好轉。他的做法顯示出，小奸小惡正是暴力犯罪的溫床。因為針對這些看似微小、卻有象征意義的違章行為大力整頓，卻大大減少了刑事犯罪。

在日本，有一種稱做“紅牌作戰”的質量管理活動。日本的企業將有油汙、不清潔的設備貼上具有警示意義的“紅牌”，將藏汙納垢的辦公室和車間死角也貼“紅牌”，以促其迅速改觀，從而使工作場所清潔整齊，營造出一個舒爽有序的工作氛圍。在這樣一種積極暗示下，久而久之，人人都遵守規則，認真工作。實踐證明，這種工作現象的整潔對於保障企業的產品質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從破窗效應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一種不良現象的存在，都在傳遞著一種信息，這種信息會導致不良現象的無限擴展，同時必須高度警覺那些看起來是偶然的、個別的、輕微的“過錯”，如果對這種行為不聞不問、熟視無睹、反應遲鈍或糾正不力，就會縱容更多的人“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就極有可能演變成“千裏之堤，潰於蟻穴”的惡果。

所以，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要規範自己的言行，不要做“破窗”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