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發展、自由和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發展經濟學作為一個特殊的研究領域出現了，它像增長經濟學的私生子。發展經濟學的緣起中顯然有一些來自增長經濟學以外的影響，但人們對這些影響采取怎樣的作用形式還不太清楚。至少在一點上，這個後代與真正的“增長經濟學之子"沒有差別，即它們都追求人均實際收入增長。

央·利特爾(Ian Little)準確表達了這一見解，他在《楓丹娜現代思潮辭典》中將"發展經濟學"定義為"廣義上包括從斯密到穆勒的古典經濟學家們關於人均收入增長的所有著作"的領域。這裏發展經濟學無疑是關注收入增長。但是，央·利特爾提到的那兩位經典作家，也就是斯密和穆勒，的確寫了很多關於人均實際收入增長的著作，他們把收入看成是達到重要目的的不同手段之一，並廣泛討論了這些目的的性質——與收入極為不同。

界人口增長1.3倍，中國增長1.2倍，印度則增長正機會。斯密、穆勒和其他經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對人們能夠做自己重視的事情的能力的基本重要性很有興趣，因此他們認為過有意義生活的自由具有內在重要意義——不僅僅是工具性的。他們相當廣泛地探討了二者的聯係，一邊是收入、財富和其他經濟環境，另一邊是促進更基本的目標的經濟政策。斯密和穆勒都不反對以更寬闊的視野觀察我們現在稱之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變化——甚至把尼赫魯的那份要做之事的清單也包括在內。

近年來，發展經濟學也日益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從更包容的角度看待經濟發展的性質。一種看發展的方法是，根據公民享有的追求他們重視的目標的實際自由的擴大程度，一般而言，在這個意義上人類能力的擴大可被看成是發展過程的核心特征。

一個人的“能力”顯然是來自亞裏士多德學派的概念。人的一生是他或她從事的一係列行為、或達到的某種狀態以及由此組成的“功能”集合——個人的存在和行為。“能力”指的是個人能夠選擇的不同功能組合。因此，能力本質上是種自由——個人擁有的決定過何種生活的可選擇範圍。根據這一觀點，生活的貧困不僅指這個人確實身處窮困狀態中，而且包括缺乏真正的機會——由個人環境和社會限製造成——去選擇其他生活方式，即使是低收入、缺少財產和一般被視為經濟貧困的其他方麵之間的關係，最終也與它們被剝奪能力的功能相關(即它們大大限製了人們過有價值的寶貴生活的選擇)。因此貧困最終就是一種“能力的剝奪”,這裏不僅要注意二者在概念層次上的聯係，還要注意它們在經濟調查和社會或政治分析上的基本聯係。就像本書經常做的那樣，在我們關注諸如有正常生命期的自由(不因夭折而衰減)、讀寫的自由(不受文盲的局限)等基本能力被剝奪時，必須始終記住這種更廣泛、更基本的對貧困的看法。雖然"貧困"這一術語不會公然出現在這種語境中，但我們的潛在關注是被剝奪和窮困的生活。即使是從更傳統意義上關懷經濟貧困(表現形式為收入不足),根本動機也還是貧困對能力被剝奪的強大影響。

作為發展基本目標的人類能力的擴大，在現代發展經濟學的著作中從未被完全忽視過，但這些作品主要關心經濟增長的產生，即擴大國民生產總值及相關的變量。人類能力的擴大顯然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增強(即使就狹義的人均實際收入增長而言),但是，(1)除經濟發展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影響經濟增長；(2)經濟發展對人類能力的影響非常不確定，它取決於發展的性質(例如，就業密集度如何，由發展而獲得的經濟收益是否被用來補償最貧困者)。

最重要的是需要判斷不同的政策對擴大公民享有的能力的影響(不管能力的擴大是不是由實際收入的增長產生的)。這與被認為是優點的根據對實際收入增長的貢獻判斷經濟政策的標準做法差別極大。對這種做法的爭論不應被看成是鼓勵人們忽視經濟增長在擴大人類能力等基本目標上的工具性作用的重要性；爭論主要是分清目標和手段。

印度和其他地方近來試圖避免官僚政治的阻礙，開辟市場機會，就這一變革對經濟擴張造成的預期影響而言，它基本上被認為是正確的做法，增加了經濟產出和收入。正如巴格瓦蒂(Bhagwati)和斯裏尼瓦桑(Srini-vasan,1993)的半官方的權威報告所言：“這些結構改革是必須的，因為我們在創造適當的收入增長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率上顯然失敗了"。這確實是精彩的原因分析。另一方麵，關注產出和收入的理由在於它們的增長將最終影響人們實際享有的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的自由。分析經濟發展必須注意因果關係，也要注意有助於提高人類能力的其他政策和製度的變化；不能隻根據它們對收入和產出的作用判斷經濟發展計劃的成功與否，還必須重視人們能夠享受的生活這一基本層次。這不僅在評價當代印度的經濟改革和目前的經濟政策時適用，對評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經濟發展計劃也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