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德羅薩斯：恢複法律的人

在這個時期，一個政治家脫穎而出。從1829年到1852年，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作為省長和事實上的獨裁者統治著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即使他沒有統治內陸各省，但布宜諾斯艾利斯商業的重要性也幫助他指導內陸省的命運。作為聯邦派的政治家，羅薩斯支持各省權力比一個集權的中央政府的權力重要。羅薩斯和自己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牧場主階層與其他省的地主相比，從相對的自由貿易中更大程度獲益。羅薩斯省長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征收港口稅，稅收收入的大部分留給了他的軍隊。

羅薩斯打出了民族主義的王牌，反對外國勢力，對一個依賴對外貿易的國家來說，這可不是個兒戲。他公然迎合平民階層，吸納農村高喬人和城市黑人作為他的選民。作為一個成功商人和抵禦印第安人襲擊的邊疆保衛者，他同時受到牧場主和高喬人的喜愛。然而，為了保持、加強而不是改變受到政治混亂和目無法紀威脅的殖民地社會秩序，羅薩斯表現得像個民眾主義政治家。這是他自稱為“恢複法律的人”的一個原因。

殖民時期末，羅薩斯出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克裏奧爾地主階層家庭。

確切地說，他是港口富裕商人階層的窮親戚。羅薩斯既沒有參與政治，也沒有參與獨立戰爭。然而，他的確從後獨立時期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新國際貿易中獲益。19世紀20年代，他擴大了家族牧場的牛產量，並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開了一家屠宰醃製廠，從不斷擴大的牛皮和牛肉市場獲利。對商業的敏銳使他被富裕的親戚安喬雷納家族任命為莊園經理。

邊境線越過薩拉多河前移，幾乎到達布蘭卡港(BahiaBlanca),注定使羅薩斯也成為一個抗擊印第安人的鬥土。羅薩斯厭惡那些"無能的"城市政客，他們爭吵不休削弱了省政府，阻礙了19世紀20年代聯合抵抗印第安人的襲擊。他自己的莊園和安喬雷納莊園的高喬牧民組成了他的邊疆戰鬥部隊——大名鼎鼎的“紅色騎兵”(Colorados delMonte)。作為他們的雇主和指揮官，羅薩斯自稱完美的高喬人領袖。他會騎馬、用繩子，和最出色的屬下揮舞長刀。

羅薩斯故意打扮成高喬人的樣子，講高喬人的語言。"以前的政府對受過教育的人非常好，但是鄙視下層人",羅薩斯後來寫道，"因此，我認為為了控製和引導下層民眾，獲得對他們決定性的影響力非常重要”(Lynch 1981,109)。

1829年危機期間，在烏拉圭與巴西人打仗回來的港口軍隊因領不到軍餉而叛亂。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臨時省長曼努埃爾·多雷哥(Manuel Dorrego)被暗殺後，羅薩斯將軍勝利進駐布宜諾斯艾利斯。一群精英對他的到來充滿感激，如釋重負，任命他為有緊急權力的省長。1833年，他在成功地完成一屆省長任期後辭職，領導他的軍隊進行了一場平息印第安人的戰役。他的戰役包含典型的外交和軍事因素。那些反對他的印第安人體驗到了他的高喬騎兵的矛尖，但是羅薩斯也和某些印第安卡西克結盟。作為對結束邊疆襲擊的回報，羅薩斯提出給這些印第安首領分發馬、牛、煙草、馬黛茶葉。他強製省政府財政支付這些禮物。港口政治精英隨即在1835年再次任命他為省長，這次有獨裁權。

盡管在革命時期奴隸貿易終止了，但奴隸製並沒有結束。19世紀20年代的農業擴張給了奴隸製繼續存在的又一個理由。在勞動力稀缺的潘帕斯，羅薩斯本人曾在科爾多瓦購買奴隸到自己的牧場幹活。1830年，他的牧場工人中幾乎一半是黑人和穆拉托人。此外，港口本身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非裔阿根廷人。他們大多數是自由人，從事家庭服務、不需要技能的工作，在市場賣東西或從事其他體力勞動。羅薩斯即使不把他們看成是與其社會地位平等的人，也把他們看成是有用的政治支持者。他的妻子恩卡納西翁和女兒曼努埃拉成了布宜諾斯艾利斯黑人的資助人。她們出席非裔阿根廷人的聚會，給忠實的人分發禮物，從羅薩斯政敵的仆人那裏打探消息。羅薩斯招募黑人加入省軍隊和警察部隊，非裔阿根廷人用政治支持回應這種幫助和關注。在他們的舞會和聚會上，他們高呼著"我們的父親，最好的省長萬歲!”(Szuchmanand Brown 1994,223)羅薩斯也對阿根廷國家恐怖主義的發展負有責任。他不僅利用政治動亂來獲得獨裁權力，而且組織了一支名為馬紮卡(Mazorca)的秘密警察部隊，他的對手將其稱為馬斯奧卡(mashorca),一個文字遊戲，意思是"更多絞刑"。羅薩斯保留著馬紮卡——一群工人階級出身的政治暴徒，用來威脅對手，懲罰那些可能挑戰他的統治的人。實際上，他們的野蠻行動的確造成了在羅薩斯當省長的20多年時間裏約2000多人被謀殺。斬首和大張旗鼓地展示砍下的人頭成了馬紮卡青睞的戰術。羅薩斯秘密警察部隊的成員有完全的行動豁免權；沒人為政權反對派遭受的酷刑和死亡負責。羅薩斯以他在拯救國家為依據來證明采取恐怖措施是正確的。

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省長為他的國家恐怖運動辯護

多雷哥先生在納瓦羅(Navarm)被集權派的支持者殺害。比利亞法尼亞(Viafana)將軍，基羅加(Quiroga)將軍的戰友，在從智利到門多薩的路上也被同一夥人殺害。拉托雷(Latorre)將軍在投降後被槍尖指著送到薩爾塔監禁，沒有給他最後的時間做好準備。同樣的命運降落在阿吉萊拉(Aguilera)上校身上。基羅加將軍去年(1834年)2月16日在離科爾多瓦侶裏格的返回途中被割喉。何塞·桑托斯·奧爾蒂斯(José Santos Ortiz)上校慘遭同樣命運，全隊中還有16個人也是如此。隻有那些通過山上的堡壘逃跑的人能夠逃脫當信使和傳令兵。我是否了解國家的真實狀況呢?但即使這樣對那些開明和講道義的人還是不夠……

你們認識我很多年了，知道我不是嗜血的人，在我執政期間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我這個位置上的人誰會如此吝惜流血?我又讓誰流過血?除了被認為是正常的軍事命令，沒有一滴。下達這樣的命令或者是射殺一個無賴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是平常的，沒有通告就執行了。因為除非如此，社會無法生存。

授予我權威的法律是那個命令殺死蒙特羅的法律。有人會說我濫用權力。如果情況如此，這是我的錯誤但不是令我悔恨的犯罪。因為當我被授予這個激起仇恨、非同尋常的權力時，據我判斷，條件不是我必須總是正確，而是為了挽救處於危亡的國家，我有完全的行動自由，行動不受限製。

第一次政治安定，但是也造成了一些阿根廷最傑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流亡國外。在流亡過程中，未來的總統多明戈·F.薩緬托(Domingo F. Sarmiento)在智利和美國旅遊。法學家和經濟學家胡安·巴蒂斯塔·阿爾韋迪(Juan BautistaAlberdi)在流亡歸來撰寫一部阿根廷新憲法之前，逐漸了解了蒙得維的亞、聖地亞哥和巴黎。流亡作家埃斯特萬·埃切韋裏亞(Esteban Echeverria)把羅薩斯統治下的國家恐怖比作社會渣滓掌了權：“屠宰場的屠夫是在刀尖上傳播羅薩斯主義聯邦的使徒，他們把任何不是劊子手、屠夫、野蠻人或竊賊的人，任何一個體麵公正的人，任何有啟蒙思想、推動知識和自由的愛國者都打上‘反對派'的標簽；並且……聯邦製的來源在屠宰場本身就可以發現，這一點顯而易見。”(Ross and McGann1982,57)

盡管羅薩斯沒有超越利用種族和階級對抗，他卻沒有著手改革社會秩序。他也沒有像聯邦派的何塞·赫瓦西奧·阿蒂加斯(José Gervasio Artigas)那樣，提議重新分配土地；羅薩斯也沒有放棄約束支持他的平民階層的需要。他支持新興牧場主精英的牧場利益，他本人屬於這個集團。羅薩斯允許與所有願意購買阿根廷牧產品的國家進行貿易，並且支持富人的私有財產所有權。省長把獲利豐厚的政府合同送給他最忠實的朋友，這些合同主要是給部隊提供給養以及給邊界那一邊的他的印第安盟友提供馬和牛。首先，羅薩斯省長想要做的是重建秩序，作為獨裁者來統治、威脅來自他自己階級的政敵，但他不可能用這些政策來統治一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