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走近65座科技城

科技城處境維艱，除非給予它們特殊的地位和政府援助，否則這些城市就可能會成為鬼城。

——《俄羅斯雜誌》,1999年

讓科技城經濟上能夠自給自足是危險的。如果設施被轉用於生產商品，那些寶貴的技術和設備將遭到破壞。

——科技城的市長杜勃納(Dubna),1999年

1964年我第一次訪問了科學城(Akademgorodok),這座蘇聯時代著名的科技城位於莫斯科以東4000多千米、在工業中心新西伯利亞以南約40千米。該城始建於1958年，到我訪問時，已有15所研究機構以及它們的實驗室開始運作。另外還有6所處於設計和施工的不同階段。幾萬名科學家以及他們的家人已經居住在這個綠蔭覆蓋的幽靜地方。居住在這裏的研究人員在揭示自然界的奧秘時，不會受政治和經濟約束的限製。許多向東部遷移的年輕俄羅斯研究人員，熱切期望能遠離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導師，去迎接新的個人挑戰和更多的晉升機會。他們的導師堅持要從每項研究成果中獲得榮譽，不管成果多麽小，也不管負責的科學家是誰。

但是，那些指望著大量不附加任何限製的預算的俄羅斯空想家的共同理想並未在這座科技前哨城裏完全實現。一位美國學者這麽說過：科學家和行政領導們建設科技城的烏托邦計劃陷入整個蘇聯科學界所共有的困境之中。意識形態結構、政治需要和經濟不穩幹擾了科學城的創立者們在西伯利亞的西部叢林中建立一座獨一無二的科學社區的努力。科學家們從來沒能完全避開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和勃列日涅夫時代越來越保守、越來越意識形態化的國家機器所施加的約束。與其他社會一樣，錢包的力量決定研究的內容；作為國家的蘇聯在這點上並不例外，它以對西伯利亞的經濟發展負有責任為理由，強迫科學家們放棄基礎科學研究。

因此，盡管對能夠帶來無法預見的新發現的、不受約束的基礎研究所產生利潤懷有高尚的情感，但盡快從研究中獲得經濟回報的壓力從一開始就很明顯。

們就已經在誇耀他們對計算機編程的貢獻，地質學家們宣稱他們引領著全國的礦藏探測活動，物理學家們為他們設計和建造的儀器而驕傲，從事研究的經濟學家們把他們的分析與中央計劃體係的要求直接聯係起來。盡管理論研究主導了科學城的刊物，研究人員知道重點是將發現轉化為實際的運用。結果，他們盡力做到政治正確，向從莫斯科來的官員表示西伯利亞的科學研究將獲得短期回報。

盡管科學城最為著名，但它並不是第一座科技城。對許多蘇聯官員來說，與那些為支持軍工複合體而建立的科技城相比，它的重要性相對來說更低些。它之所以能引起其他政府領導人的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位於自然資源尚未開發的西伯利亞中部。他們希望科學家們能夠迅速將停滯的城鎮轉變成生產中心，以加強國家的軍事力量並通過出口收入來充填國庫。

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掌握著最現代化、通常也是最具破壞性技術的科技城在烏拉爾和莫斯科附近出現。這些公司型城鎮主要由主管生產的政府部門建立，偶爾也由科學院建立，成為國內受過最好訓練的研究人員的根據地。克裏姆林宮毫不猶豫地為這些專家們提供了研究和開發所需要的設備和物資。吸引人們遷徙到更偏僻城市的其他動因有：個人福利，獲得高檔消費品和服務的特權，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和娛樂的機會，以及緊隨著每一枚航天器發射、每一次核試驗和每一種新疫苗的開發而由蘇聯領導人頒發的、令人羨慕的獎章。

如今，這65座科技城在適應俄羅斯新的社會和經濟環境時麵臨巨大困難。軍工合同的終結和消費品補貼供應的切斷，迫使這些受保護避風港裏的特權生活方式急劇發生變化。這些城市仍然依附其母體——各部委或初創它們的其他地處莫斯科的機構，希望能從那裏獲得更多的盧布。許多科技城仍繼續履行它們的國防義務，盡管這些義務大幅削減，還是為它們提供了國內的資金救濟，這也增加了西方對擴散的擔心。盡管年輕人越來越不願步先輩的後塵，在研究實驗室中贏得聲譽，教育仍然被置於高度優先的地位。最後，科技城被本土技術商業化努力中所固有的問題所困擾。尤其無助於這些問題解決的是，它們在地理位置上遠離潛在的客戶，許多科技城在外國人進入時都受到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