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臣被誅

大業三年(607)七月丙子(二十九日),隋煬帝以“謗訕朝政”的罪名，誅殺前期元老重臣高穎和功臣武將賀若弼、宇致，並免去蘇威宰相之職，是當時轟動朝野的大案。

高穎在隋文帝晚年因卷入太子儲宮之爭而失寵，在隋文帝欲廢太子而立楊廣之際，高穎以“長幼有序”為由進行過勸阻，高須出於道義良知，完全是為國家考慮，但他的兒子娶楊勇女為妻，自己是太子楊勇的親家翁，因而被目為有私，不僅失去隋文帝的信任，免去宰相職務，而且遭到楊廣的忌恨。接著又有小人譖毀，隋文帝誅王世積時險遭株連喪命。“除名為民”後高穎反倒如釋重負，自以為此得免於禍。的確，伴君如伴虎，宰相再忠誠也難免遭到皇室的猜忌，稍有不虞便會遭來殺身之禍。高穎在隋文帝時能保全性命已是萬幸，自後他居家一言不發，但卻心存社稷，憂國憂民。

隋文帝死後楊廣即位，為撐門麵，或許是楊素的建議，閑置已久的老宰相高穎被拜為太常卿，這雖是一個掌管禮樂清商的閑職，但既有職，高穎也就認真負責地去工作。當隋煬帝下詔，收集舊北周北齊的樂人及天下的散樂時，高穎即上奏曰：“此樂自隋文帝以來久已禁廢，若要征集，恐怕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高潁怕由此造成奢靡之風，於國於民都沒有益處。他的奏言當然未能勸阻隋煬帝，卻惹得隋煬帝為此不高興。

高潁心存國家，對隋煬帝繼位三年來大興工役，遊樂侈靡甚為憂慮，曾對副手太常丞李懿說：“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複爾!”當隋煬帝北巡至榆林，造千人大帳，召突厥啟民可汗宴餉，以魚龍蔓延之樂厚待突厥時，曾多次統率大軍征討過突厥深知突厥情性的高穎更是按捺不住，他懷著無限的憂慮對太府卿何稠說： “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高穎的這些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也沒有絲毫惡意，但在一片頌揚聲中頭腦已很不冷靜的隋煬帝那裏，是難以聽得進去的。高須心直口快，又對觀德王楊雄說：“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結果被人奏告。同時被奏的還有禮部尚書宇文致、光祿大夫賀若弼，宰相蘇威也在其列。這幾位均為先朝文武重臣，功勳卓著，時已老矣。

賀若弼和高穎一樣，在隋文帝時已被疏斥。賀若弼因平陳頭功，有些居功負氣，雖位望隆重，貴盛無比，兄弟數人並為刺史列將，但他並不滿足， “每以宰相自許”,目中無人。楊廣為皇太子時曾問賀若弼，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位良將優劣，賀若弼毫不客氣地說： “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鬥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楊廣又問大將為誰，賀若弼再拜，說： “唯殿下所擇。”

其意唯有自己才堪稱大將。這種毫無掩飾的自負狂當然令楊廣極不高興。楊廣即位後，對這位桀驁不馴的宿將更是忌恨，在北巡榆林時賀若弼與高穎、宇文致私下議論隋煬帝餉突厥“太侈”,被人揭發，論以死罪。

宇文致字公輔，與北周皇室同宗，出自關隴勳貴之家，其父宇文珍為北周宕州刺史。宇文致博學多才，仕周官至南定州刺史，入隋後任尚書右丞，參加了北擊突厥、南平陳朝的多次戰役，以有謀略見稱，立有戰功。宇文致文武雙全，著有辭賦二十餘萬言，又為《尚書》《孝經》作注，行於當世。曾繼王韶之後出任並州總管府長史。開皇十八年

(598)任漢王楊諒元帥府司馬，參加遼東之役，軍還後曆任朔州、代州、吳州三州總管，治軍領政皆有能名，是一位辦事幹練的官僚。隋煬帝即位後，宇文致以有才能征為刑部尚書，後轉為禮部尚書，成為尚書“八座”之一，得參預國政。字文致作為關隴勳貴曆職顯要，聲望日隆，物議時談，多見推許，但卻遭到了隋煬帝的猜忌。宇文強對隋煬帝大興工役，尤勤遠略及漸好聲色頗為不滿，聲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又私謂高須曰： “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不亦甚。”與高須一唱一和，結果被告發。

當時隋煬帝北巡遊興正高，造大帳，宴突厥，備儀衛，建旌旗，威風凜凜，權力意誌得到了最大的伸展，欲望得到了最大的滿足。當聞聽此種逆耳之言，隋煬帝不禁勃然大怒。盛怒之下，隋煬帝下令將高潁、賀若弼、宇文致三人一起處死，並殃及後代。高潁諸子徙邊，長子高盛道徙柳城(今遼寧朝陽市)而卒，三子高表仁徙蜀郡。賀若弼妻沒為奴，子懷亮亦免官為奴，不久也誅死，群從徙邊。這三位老臣都可謂是先帝心膂，名重天下，一朝就刑誅死，天下冤之。特別是高潁，是開國元勳，在隋文帝朝立事立功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論者以為是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稱冤不已。

高潁等人被誅案是一件大冤案，受此案牽連的還有仆射蘇威、光祿卿吐萬緒等人。蘇威生性懦弱，以告饒而免死，但免去了宰相之職。吐萬緒則在好友賀若弼遇讒時，勇敢地站出來證明賀若弼無罪，結果被免官。如此看來，隋煬帝用人隻要歸附自己，昔日的宿怨也照樣可以升大官，對不附己者則盡殺不赦，由此可見殘暴的一麵。

本來，高穎、賀若弼、宇文致等人雖不附於隋煬帝，但他們對先帝對隋朝忠心耿耿，並無二心。他們都飽經世故，曆經征戰，文武齊備，又都是開創江山大業的功臣，對隋朝政治掌故、文物典章、四夷情勢都最為了解，是隋朝最有經驗的政治家，應該說是隋朝的政治財富。他們對隋煬帝好大喜功，不顧人民死活大興工役深表不滿，提出意見也都很有針對性，是藥石之言，很難說是為一己之利，不是怨望泄憤，而是憂國憂民。這些人也並不握有兵權實職，對隋煬帝早已不會造成現實的政治威脅，不過是背後說了幾句真話而已。隋煬帝若能虛心納諫，時常聽一聽直臣對政治的意見，必有益於加強統治。即使高穎他們形成一個在野的政治反對集團，隻要不謀逆篡位，也並不會有損於隋隋煬帝的政治權威，若處之於諫議之位，聊備顧問，願聽則聽，不聽則便，也不礙事，以高官虛位優寵先帝重臣的事例可謂史不絕書。但是，個性極強、權力意誌極度膨脹的隋煬帝，聽不得半句逆耳之言，不但不設諫官，而且除諫官以掩其過，難怪後來有人認為“隋以惡聞其過而亡天下”,認為“隋煬帝拒諫而亡”。

高潁等人的被誅殺，天下稱冤，實際上是嚴重削弱了隋煬帝的統治基礎。上下都要與皇帝保持一致，不再有人敢提反對意見，形成政治上的“一言堂”,表麵上看隋煬帝的威權提高了，權位更穩了，但自後隋煬帝有錯無人諫言，而人即使是聖人也不可能不犯錯誤，沒有人進諫就不能及時糾正，必然釀成大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