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修文治

教育事業建樹不少

隋煬帝登基伊始，在大興工役，欲建不世之功的同時，又大修文治，改定典章製度，力求在統治方式上有所創新。其內容包括興辦教育、恢複州縣學、推崇儒業、三教並重、扶持佛教和道教以助教化，禁絕讖緯、整理圖籍、修訂《大業律》、統一度量衡，並在文化氣氛高漲的情勢下興辦科舉，創立進士科，改定官製，修訂法令，檢括戶口， “大索貌閱”等。他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大興改革，成果卓著，業績輝煌。這一切也都是隋煬帝要成就所謂聖王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隋朝是改革的時代，隋文帝和隋煬帝都銳意改革。並且隋煬帝的改革是建立在其父改革的基礎上的，所以說父子二人都有貢獻。

隋煬帝既追求聖王之業，先聖賢哲治國皆以教化為先，製禮作樂，他當然不會甘居落後。隋煬帝在統治思想意識形態方麵繼承了其父製定的多元一統，三教並重，內法外儒的方針，同時也試圖有所創新，在文教政策上作出了重大調整。

大業元年(605)正月戊申(十七日),隋煬帝在坐穩了龍椅之後，即下詔稱： “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愛民乎?既富而教，家給人足，故能淳俗厚，遠至邇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寶曆，撫育黎獻，夙夜戰兢，若臨川穀。”當即發八使巡省風俗。緊接著就采取了一係列移風易俗的措施，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文化建設。

大業元年閏七月丙子(十八日),隋煬帝在即將巡遊江都之前，在東都洛陽發布了興辦教育，拔擢人才的詔令，把興學作為教化民眾、移風易俗的最主要措施。

興辦教育的社會功用現代人已看得十分清楚，科教興國業已提高到決定國家興亡的戰略高度。而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中國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隋煬帝，也能從移風易俗的角度對教育事業大加倡導，是頗足稱道的。他在興學詔書中稱：

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而言絕義乖，多曆年代，進德修業，其道寢微。漢采坑焚之餘，不絕如線，晉承板**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複黃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或陳，殆為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製綿操刀，類多牆麵。上陵下替，綱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由於此。

朕纂承洪緒，思弘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繇，講信修睦，敦獎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選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誌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采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者，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朝，並量準給祿，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製，教習生徒，具為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

這是有關文教事業，培養和選拔人才的一整套施政綱領。詔令追溯了教育發展的曆史，談到魏晉南北朝因戰亂學業荒虛的情況，強調統一王朝要有全新的教育，思弘大訓，尊師重道，興辦學校，獎掖人才。顯然，這是一個令莘莘學子備感振奮的詔令。

隋統一南北，為文教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開皇初年，隋文帝對教育也很重視。據《隋書·百官誌下》,隋開皇宮製序列中有國子寺，是專管文教事業的獨立部門，設祭酒一人為主管，屬下有主簿、錄事各一人，統領各官學，這可以說是我國曆史上設立專門教育行政部門和設置專門教育行政長官的開始。朝廷官辦學校除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外，還設有書學、算學和律學，這是專科學校教育的新創舉，另外，太醫署也招收生徒傳授醫術。

然而，隋文帝雖勸學興教，但當時官學教育質量卻很差，開皇九年(589),文帝稱生徒“未有灼然明經高第”。究其原因，則是“教訓不篤，考課未精”。到仁壽元年(601)六月乙醜(十三日),文帝認為諸生“多而未精”, “今宜簡省”,采取了嚴厲措施， “國子學惟留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其日，頒舍利於諸州”。七月戊戌(十七日),又下令“改國子為太學”。全國唯留太學一所，置博士五人，從五品，學生七十二人，其餘中央和地方學校統統廢棄。學者劉炫上表， “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文帝不納”。這就是隋初著名的廢學事件。

開皇初隋文帝大倡文教，不惜血本辦學，但官學生員“徒有名錄，空度歲時”,二十多年來學校並未培養出隋文帝所期望的人才，崇尚簡樸的隋文帝不能容忍學校靡費，斷然加以“簡省”。隋文帝的行動有可理解之處，但也有些過分，因為學校的社會功效人盡皆知，應加強管理來提高教學質量，對不精於學、空度歲時的生員可以開除，不能因噎廢食，大規模廢除學校。在簡省學校的同時，隋文帝又“頒舍利於諸州”,將化民易俗的希望更多地寄托於佛教，史稱隋文帝統治時期“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倍”,這當然不會有什麽好的作用。

隋煬帝即位後糾正了父偏，於大業元年(605)複開學校。

隋煬帝雖然也推行三教並重的文教政策，但與文帝相比，其高明之處在於他對儒學教育化民易俗更加重視。大業三年(607)改製，隋煬帝將國子學改為國子監，依舊置祭酒，加置司業一人，丞三人，並置主簿、錄事各一人，加強教育行政管理。國子監置博士、助教、學生，並下詔征集學行優敏者，予以不次待遇， “並量準給祿”,地方郡縣各級學校也設有儒官，有的學官秩在九品以下，雖屬流外官，但也由朝廷發給俸祿， “流外給廩，皆發自於(劉)炫”,這一措施使各地辦學積極性空前高漲。在偏僻山區辦學校有成績的，還受到特別獎賞，這使大業年間的教育事業， “盛於開皇之初”,學校培養出了一大批有用人才，如大學者顏之推的兒子顏思魯、顏湣楚、顏遊秦學業最精，在學校時與溫氏三兄弟同學，顏思魯與溫大雅同在東宮伴讀太子；顏湣楚與溫彥博同直內史省；顏遊秦與溫彥將均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少時學業，顏氏為優，但後來到唐朝溫氏兄弟俱為大官，傳為佳話。

由於對儒學教化作用的重視，隋煬帝秉承其父隋文帝的做法，竭力抬高孔子及其後代的社會地位。隋學製規定，每歲以四仲月“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舉行鄉飲酒禮，十分恭敬隆重。而且又大封孔子後裔，隋文帝時封“孔子後為鄒國公”,煬帝時“改封為紹聖侯”,並為此下詔稱孔子為“先師尼父”。由於隋煬帝敦獎名教，使儒學之徒備感榮耀，從學之風日熾。

當然，隋文帝和隋煬帝的儒是內法外儒，儒學用於教化但並未用於治國，兩個皇帝雖都興學行禮，卻都未施行仁政，因此，不能因隋敦獎名教就誤把儒學看作隋統治思想。

隋煬帝本人文化素養較高，且好風雅，因而對其他各種學術也相當重視，在國子監除儒學外，還有史學。

在隋煬帝的大力倡導下，國子監統領下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以及其他專科學校重又振興起來。隋煬帝的舉措順應了曆史潮流，在推進文教事業發展方麵作出了貢獻。

隋朝雖短，然在教育事業方麵的建樹卻不少，如教育行政管理機關的創設，專科學校的創辦，除設立專門研習儒家經典的國子學、太學及四門學之外，還設有書、算、律學、史學等，又在有關業務部門設博士，招收學生，進行職業性訓練等，均由隋開其端。這些新學校的設置及其教育製度，都為唐代所繼承和發展，並為後世所效法，應當予以肯定。但這些創置，既有隋煬帝的功勞，也有隋文帝的功勞，總之，在兩代帝王的倡導下，有隋一代的文教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