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業”之年幹大業

營建東都洛陽

隋煬帝以極其卑劣、殘忍的手段奪得帝位，為了證明自己龍飛九五是合乎天道，於是以拚命的精神試圖在短期內建立最偉大的功業，建立“奄吞周漢”的豐功偉績，成為“子孫萬代莫能窺”的千古一帝。翌年正月初一，隋煬帝改元大業，稱大業元年(605),宣布大赦天下。大業，是要成就千秋萬代矚目的偉業之意。時有讖者認為大業“於字離合為大苦末也”,是不吉利，但隋煬帝並不介意。又立蕭妃為皇後，立長子楊昭為皇太子，於是隋王朝第二代君主的新政便開始了。

大業年間創大業，千秋功罪後人評。隋煬帝氣度恢宏，誌向萬千，多年的壓抑一掃而去，現在終於可以放手大幹了。在即位不到一年時間內，連續大興工役，掘長塹、置關防、營建東都、廣築離宮、開鑿大運河、大造龍舟、巡遊江都等，役使男女數百萬，幹得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然而成效如何，自古至今評價不一。

洛陽地處中原大地，有九朝在此建都。在中國曆史上，有許多王朝實行兩京製，如西周都鎬京(長安),周公姬旦東營洛邑，洛邑後成為東周的都城。東漢亦實行長安、洛陽兩京製，隋和唐也一樣，除首都長安有中央政府外，還在東都洛陽另有一套班底，皇帝時而在長安，時而在洛陽坐朝君臨天下。後代如明實行南京、北京兩京製，清則實行北京、盛京(沈陽)兩京製。曆代實行兩京製的目的都在於強化王朝對國家的統治，被認為是一項成效卓著的重要政治措施。

隋煬帝在平定漢王楊諒叛亂後，籍沒流移的晉陽逆黨有二十餘萬家，下令將其中大部分遷徙到洛陽附近，以便集中監視控製。

洛陽地處今河南省的西部，在黃河中遊的南岸，這裏群山環抱，地勢平坦，河流縱橫，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是建都的好地方。仁壽四年(604)十一月乙未(初三),隋煬帝大駕光臨洛陽，癸醜(二十一日),即發布了營建東京的詔令，詳細述說了營建洛陽新城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詔令全文如下：

乾道變化，陰陽所以消息；沿創不同，生靈所以順敘。若使天意不變，施化何以成四時；人事不易，為政何以厘萬姓。《易》不雲乎“通其變，使民不倦”, “變則通，通則久”。 “有德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朕又聞之，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後之業。若不因人順天，功業見乎變，愛人治國者可不謂歟?選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 “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自古皇王，何嚐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洛之製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洛，日複一日，越暨於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

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誌。今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此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並州移戶複在河南。周遷殷人，意在於此。況複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群司百辟，金諧厥議。但成周墟脊，弗堪葺宇。今可於伊、洛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也。

夫宮室之製本以便生，上棟下宇，足避風露，高台廣廈，豈曰適形。故《傳》雲： “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宣尼有雲： “與其不遜也，寧儉。”豈謂瑤台瓊室方為宮殿者乎，土階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國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無令雕牆峻宇複起於當今，欲使卑宮菲食將貽於後世。有司明為條格，稱朕意焉。

從這個詔令中不難看出，隋煬帝在即位之初決定營建洛陽，乃是出於對當時政治、經濟、軍事形勢及洛陽對控扼東方的重要性的充分認識，而作出的重大決策。詔令中並提到“民為國本，本固邦寧”的先王之教，以說明他的舉措是為國為民。更提起先聖“變則通，通則久”以及“有德則可久，有功則可大”的警句，說明變革乃是時代之需要，是合乎天道，順應時代潮流的。

隋煬帝決定營建東都的最直接原因，是剛剛平定的漢王楊諒的叛亂。由於京師長安“關河懸遠，兵不赴急”,漢王悖逆， “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隋府兵多集關中，遇大規模叛亂，由長安調兵，往返費時，不利於迅速作出反應。對漢王悖逆， “從反者十九州”,隋煬帝更心懷畏懼，直到大業三年(607)北巡河北時，仍念念不忘漢王的反叛，說： “自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恤。”山東地大物博，山東不穩，則帝國的統治基礎就不穩。唐人杜牧分析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的中原形勢，指出： “山東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正因為如此，要使隋朝長治久安，也必須安穩山東。

再從隋朝的統治狀況來看，營建洛陽實亦為當時政治、軍事形勢的客觀需要。

隋朝承北周，以僻處西隅的秦隴關中東進南下，統一中國。統治者以關隴勳貴為中心，他們竭力加強關隴的軍事優勢，以“內重外輕”之勢，駕馭四方，長安自然成了西魏、北周、隋的政治中心。當時外族侵擾亦多來自西北的突厥和吐穀渾，建都長安顯然也便於就近指揮抗擊。然而，山東地域廣大，人口眾多，曾長期受東魏、北齊統治，入隋後存在著許多不安定因素。楊堅篡周之際，雖然調集關中府兵很快討平三方構難，但廣大的山東地區對新建的隋政權仍存在悖逆之心。

江南情勢的複雜性更超過山東，滅陳後，亡國的江南人士對北人心懷恐懼，其背逆之心更強。雖然一年後江南地區的全麵反叛再次被撲滅，但並沒有從根本上鏟除江南豪族勢力，江南地區的變亂和少數民族叛亂仍時有發生，成為隋王朝的憂患。這說明統一的隋王朝，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對江南的控製。隋煬帝詔令中“況複南服遐遠”之句，說的就是京師長安對控製江南有鞭長莫及之歎。

東漢光武帝劉秀起於東方，深感中原形勢重要，於公元25年建都洛陽，使洛陽很快成為繁盛的都市。古詩《青青陵上柏》描寫東漢洛陽市景宮殿雲：“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王公百官雲集帝王之都，洛陽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但東漢末年董卓之亂，洛陽遭到毀滅性破壞，巍峨的宮殿被燒成一片廢墟。董卓挾漢獻帝並盡徙洛陽人口數百萬西走長安。曹丕稱帝建魏，於220年在廢墟上重建新都，此即曆史上有名的洛陽“漢魏故城”。西晉繼續征用民工擴建，但“八王之亂”後這裏又成了兵火戰場，重又變成一片廢墟。北魏孝文帝由代北遷都洛陽，又加重建，其盛時東西二十裏，南北十五裏，城內外寺院共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洛陽成為金碧輝煌的佛教文化中心和北魏後期的政治統治中心。但魏末爾朱榮之亂和東、西魏戰爭很快使洛陽“城闕為墟”,內外官寺民居，存者十之二三。然時人皆以洛陽居天地之中，全國心髒，是最理想的帝王之都。隋煬帝的姐夫周天元在位時已有意恢複洛陽舊都，常役四萬人起洛陽宮，並將北齊鄴城石經遷至洛陽。但周天元不久死去漢魏晉北朝至隋統一，洛陽的都城地位幾起幾落，數遭兵燹成為廢墟，但其天下中心的地位使她又數度重建，立為首都或陪都。隋煬帝為適應由長期分裂到統一政權的政治軍事需要，營建東都，采取長安、洛陽兩京製，是一項具有長遠戰略考慮的重要措施。

另外，營建東都也有經濟上的原因，可以說是關東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超過關中地區，是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的必然結果。一位經濟史學專家曾指出：一個政權應當把首都建在什麽區域內以及在這一區域之內把都城定在某一地區，雖然要考慮多種因素，但首先考慮的則是經濟因素。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的農業經濟，戰國時秦開鄭國渠以後，一向很發達，西漢之世，關中的膏腴之地，但關中八百裏秦川麵積有限，當關東黃、淮大平原一望無際的田野被漸次開墾出來後，關中地區的農業經濟在全國的重要性便開始日益下降。漢魏之際關中農業倚為命脈的鄭國渠、白渠等水利設施，因河床下切等原因，灌溉麵積驟減十分之九，麵積減少了三萬八九千頃之多，導致糧食產量急劇下降，而關中人口的增加，使長安的糧食供給都發生困難，以致不得不仰賴於漕運關東糧食。到隋唐時代， “地狹人繁”的渭河平原的農業產量更遠遠不能滿足龐大的中央政府和駐軍的需要。隋文帝對於如何解決關中的糧食供應更是一籌莫展，這種窘迫的局麵在新即位的隋煬帝看來的確是難以容忍，必須加以改變。

再則，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隋朝時長江流域各州郡每年都存有足夠的餘糧，隋文帝以長安為都，糧食和物資供應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漕運南方資糧，這也是隋煬帝後來要修通南北大運河的重要原因。然而，糧食轉輸於洛陽好辦，洛陽以西達於長安則有不可克服的困難，其中最突出者，就是三門峽，改用陸路繞過三門天險，卻運量有限，所費尤多，得不償失。

上述一係列情況表明，在黃土高坡土地資源日益耗盡且漕運艱難的長安，已不再是國都的最佳選擇。隋都長安，在經濟上遇到了嚴重困難。而洛陽的經濟條件比長安優越，地域更遼闊，農業生產更發達，又臨近山東、河北與江南等產糧地區。與其在長安苦於漕運而不得不頻頻就食洛陽，不如遷都洛陽，使“水陸通，貢賦等”,這不是既利國又利民的大好事嗎?

從地理形勢來看，洛陽北臨黃河，是一個“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勝要地。隋煬帝曾對洛陽地理形勝做過實地考察，然後才作出遷都的重大決策。

大業元年(605)三月戊申(十八日),隋煬帝下詔論政刑得失、考課虛實等事，又提到“關河重阻，無由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對於好作巡遊，躬親庶政的隋煬帝來說，居天下之中的洛陽當然更便於他君臨天下親臨國務。洛陽西走關隴，東達海岱，北通燕趙，南至江淮，其距離大體都相等。隋煬帝由洛陽出發，向四個方向都做過巡視，且幾乎年年出巡。再說，洛陽隻是作為東都，即第二首都，長安作為第一首都的地位仍未改變。隋煬帝後來又營建江都，作為第三首都，並三遊江都。一個王朝設三個都城，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洛陽的政治地位看來最為重要。

從以上分析可知，隋煬帝在營建東都詔令中所說關於洛陽政治軍事形勢、經濟狀況、地理特征等方麵的理由，都符合當時的實際狀況，這說明營建洛陽，的確是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決策。

東都洛陽的正式營建始於隋煬帝即位的第二年。大業元年三月丁未(十七日),隋煬帝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以及閻毗、裴蘊、裴矩、何稠、元弘嗣等“營建東京”。這是一個有宰相重臣參加、權力很大的工作班子，充分表明了隋煬帝的重視。工程至大業二年(606)正月辛酉(初六)竣工，前後曆時十個月，可謂神速。按煬帝在前一年發布的詔令，似乎營東都起初尚有務從節儉的打算，要因陋就簡短時間內趕造出一個新都城，但實際營造中的情況卻並非如此。

營造東都的總監是尚書令楊素，副監為宇文愷，實際規劃設計的總工程師則是宇文愷。宇文愷，字安樂，是隋朝建築藝術大師，他出身於關隴勳貴之家，是隋開國功臣杞國公宇文忻之弟。宇文愷世代為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宇文愷獨好學，博覽群書，多才多藝。曾任太子楊勇的左庶子，營宗廟副監。開皇二年(582)七月，隋文帝在長安城東南的龍首原建大興城，特任宇文愷為營新都副監，宰相高穎雖任總監，但大興城營造的規劃、工程設計等實際全出於宇文愷。後宇文愷又總領疏通渭河通漕運，因兄宇文忻被誅坐除名於家。開皇十三年(593)修建仁壽宮時，宰相楊素推薦宇文愷規劃設計，於是任檢校將作大匠，不久充仁壽宮監，遷將作少監。獨孤皇後崩殂，其山陵營建又是宇文愷協助楊素完成，因得賜爵安平郡公。隋煬帝即位營建東都，宇文愷又被楊素推薦充作副手，遷官將作大匠，成為新都建設的總設計師。宇文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製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隋煬帝開初“務從節儉”的打算，到開工伊始便代之以“窮極壯麗”了。

據文獻和考古資料，隋朝東都洛陽城的規劃基本上是依據了長安新城大興城，也是由郭城、皇城、宮城三大部分組成。是現存明代西安城的七倍。而這樣大的城市僅用了不到兩年時間就初步建成，可以說是建築史上的奇跡。大興城營建時是先築宮城，次築皇城，後築城郭，布局嚴謹，宮殿街坊功能區分明確，集中地表現了大一統帝國的政治藍圖，體現了隋統治者的追求。東都洛陽新城和京師大興城一樣，均非在漢魏故城上修建，而是選址於漢魏故城(今白馬寺東三裏外)之西約十公裏重建，其地是由隋煬帝親自選定。

洛陽新城的規劃布局由宇文愷在總結大興城建築經驗的基礎上製定的，也是一座精心設計，規模宏大的城市，由於地形不一樣，洛陽新城的平麵布局與大興城有明顯的不同。據史載：宮城“在皇城北”, “在都城之西北隅”,“宮城有隔城四重”。宮城北對“曜儀門，號曜儀城。其北曰圓壁門，號圓壁城”;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其“北即含嘉倉，倉有城，號含嘉城”。郭城則“南廣北狹，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焉”。 “都內縱橫各十街，分一百三坊”, “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開十字街，四出趨門”。 “東都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麵各開三門，邸凡三百一十二區，資貨一百行”。“定鼎門街廣百步，上東、建春二橫街七十五步，長夏、厚載、永通、徽安、安喜門及當掖門等街廣六十二步，餘小街各廣三十一步”。 “築西苑，周二百裏，等等。上述文獻記載，已被考古發掘逐步證實。

據考古資料，洛陽新城的規模比大興城要小四分之一，也是一座四周有高大城牆的封閉式城市。城市的布局大體與長安大興城相仿，由郭城、皇城和宮城部分組成，但更突出皇城、宮城的至尊地位。隻是限於地形，宮城並不在城市中軸線上，而在西北隅的高坡上，因這裏是全城最高處，且風景秀麗，可俯視全城，南望伊闕，故在此建宮殿，顯然，這更突出了皇權的至高無上，體現了大隋王朝包容天下的氣勢。

有洛水自西而東穿城而過，將洛陽分為南北二區，為連接南北，在洛水上建有四座橋梁。城內除洛水外，還引湟水、伊水入城，並開鑿幾條漕渠，這使洛陽新城的水陸交通條件比大興城更為方便。另外，城內有三處市：通遠市在北，豐都市在南，大同市在西，比大興城多設了一個，並且都傍可以行船的河渠。如北市就南沿洛河，北傍漕渠，南市依通運渠，西市臨通津、通濟二渠，貨船可直達市中。可見洛陽新城的設計，比大興城更多地考慮了繁榮工商業的問題。時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填滿河路，商販貿易，車馬填塞”。南市“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工商業繁榮，盛況空前。北市附近開設了眾多酒店旅館，成為洛陽最繁華的地方。

另外，在上春門外，建築了諸郡邸百餘所，是接待各郡長官來東都朝見天子的住所，在建國門外還設置了四方館，以接待外國和少數民族使者。城內佛塔祠廟林立，還建有“胡襖祠”“襖神廟”“波斯胡寺”等，由此可見在當時住在城裏的外國人和少數民族當不在少數。

洛陽新城的裏坊數同長安大興城一樣，由郭城內的縱橫街道構成，城內一百零三個裏坊都大致呈方形，各坊麵積相近，約一裏見方較大興城的坊略小一些，坊分布在洛水南北的東部地段，與市的聯係更方便，城內各功能分區間的關係更加緊湊，坊的四周有坊牆牆正中開坊門，坊內有縱橫交錯的十字街，井然有序，以利於管理和控製城內居民。裏坊製遵循封閉形製，坊門麵臨大街，夜間施宵禁，一般居民不得對街開門，而官僚貴族府第則不受此限製。

洛陽新城的規劃處處以皇帝居住的宮城為主導，宮城處在城內最顯赫的位置，由皇城包圍，層層屏護，城牆堅固嚴密，防禦措施遠在長安宮城之上。宮城、皇城、郭城三環相套，城內有城，宮殿相接，巍峨壯麗，一切配置都體現了皇權的至尊至貴。隋煬帝對新都建設十分重視，從選定地點、製訂規劃到具體施工，建築完成都詳加過問，並下死命令促期完工。從仁壽四年(604)十一月癸醜(二十一)發布營東京詔，到大業元年(605)三月丁未(十七日)詔楊素、宇文愷正式營造東都，中間四個月隋煬帝親駐洛陽，親臨指導，參與規劃。新都寄托著隋煬帝的理想和抱負，可惜的是因戰火，隋洛陽新城的地上建築全部不存於後世。

為了使新都盡快繁盛起來，充實東都西人口和經濟，大業元年三月，隨煬帝下令： “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實東京，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大業

二年(606)五月，又遷江南諸州科上戶六千餘家。大業三年(607)十月，又遷河北諸郡送工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這些措施使得洛陽新城的經濟文化很快便發展起來。隨煬帝時洛陽有二十多萬戶，人口至少一百萬。這使洛陽很快成為名副其實的與長安並稱的東西二京，成為新的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