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父輔政

在秦始皇繼承王位初期，秦國的最高權力掌握在母後及輔政大臣手中。當時秦王贏政年僅十二歲。依照製度，在舉行成人禮之前，他不得親政，而由他的母親趙姬以太後和監護人的身份代王權。在秦始皇親政前，趙姬是秦國法定的最高統治者。當時調動軍隊的文件不僅要蓋上秦王之璽，還要加蓋太後之璽，而調兵權在正常情況下專屬於君主。年幼的嬴政尚無完全的行為能力，許多政務雖以贏政自身的行為出現，卻顯然是經過太後啟示甚至指令的，屬於補助行為能力。趙姬擁有對國事的最終決斷權，其他人均無最終決定權。

秦始皇尚屬少年，必然委政於大臣。他尊“仲父”呂不韋為相國，以蒙驁、王齕、庶公等為將軍。當時，李斯已經擔任舍人。這些輔政大臣都是能臣，堪稱王霸之佐。他們憑借秦國的政治製度和個人的忠誠、才智，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因此在秦始皇親政之前，秦國的國力繼續增強。

母後代行王權、大臣代理政務盡管屬於君主製度權力結構的非常狀態，但是它並不必然導致政治腐敗和政治危機。隻要太後嚴謹、大臣盡心，照樣可以把國家治理好。母後的監護權因夫死子幼而發生，也必將隨著子壯而消滅，屆時權力結構就可以恢複常態。母與子的親密關係通常也有利於最高權力的平穩過渡和交接。

但是在恢複常態之前，王權隻能處於某種變異狀態，而王權的變態是引發各種政治危機的重要誘因之一。代行王權的母後和代理政務的大臣的任何政治失誤都有可能招致嚴重的政治後果，甚至引發動亂。趙姬個人的私欲就差一點兒斷送秦國和秦始皇的大好前程。

呂不韋的特殊地位使他大權在握，並實際上分享秦國的最高權力。呂不韋的權力有三個來源：

一是製度化的權力，即相權。他是秦國的相邦(相國),作為百官之長，他的權勢位極人臣，堪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二是特殊的授權。呂不韋是秦莊襄王的師父，又有定國立君之功，君臣之間親密的私交使呂不韋得以成為托孤大臣，被秦始皇尊為“仲父”。他還是文信侯，擁有門客三千、家童萬人，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很可能還包括藍田十二縣。這就大大強化了呂不韋的權力地位。

三是竊取的權力。他是趙姬的前夫和情人。秦莊襄王死後，他們重敘舊情，史稱“秦王年少，太後時時竊私通呂不韋”。這種男女之間特殊的親密關係使呂不韋可以通過影響代行王權的趙姬而操縱最高權力。當這三種權力迭加在一起的時候，呂不韋在秦國權力結構中的地位就非同尋常了，他實際上執掌著秦國大政。

從實際政績看，呂不韋無愧為一代名相。在秦始皇親政前，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

其一，繼續開疆拓土。呂不韋貫徹蠶食三晉的既定戰略方針，並不斷取得進展。從秦始皇元年(前246)至秦始皇九年(前238),秦軍在蒙驁等人統率下，連續攻擊韓國、趙國、魏國，攻城略地，先後奪取魏國的數十座城池、韓國的十餘座城池和趙國的數座城池，還將衛國變為秦國的附庸。

秦始皇五年(前242),蒙驁攻占魏國的酸棗等二三十座城池，在此設置東郡，使秦國的國土與齊國接壤。這就將東方六國大致分割為南北兩部分，阻礙了各國之間的相互聯係。秦始皇九年(前238),秦軍以楊端和為統率伐魏，又攻占一批城池，進逼魏都大梁。這些軍事勝利為秦國的統一大業做了重要的戰略準備。

其二，廣泛招攬人才。大國之間的競爭實質是人才的競爭。戰國後期，各國統治者都把爭人才視為爭天下的重要措施，紛紛致力於招攬人才。史稱“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嚐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呂不韋的這個措施為秦國聚集了大批人才。

其三，加強基礎建設。在呂不韋的主持下，秦國興修了鄭國渠等水利工程，促進農業的發展，增強了秦國的經濟實力。

其四，重視文化建設。 “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為了標榜這部著作的權威性，呂不韋將它公布在鹹陽市門， “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編輯《呂氏春秋》是呂不韋對秦國思想文化建設的一大貢獻。

與名噪一時的戰國四公子相比，商人出身的呂不韋的謀略和功業顯然略勝一籌。但是，呂不韋也有重大政治失誤，即有意無意之中把嫪毒引入秦國的中樞權力結構之中。這個失誤為他招致了殺身之禍，也使秦國的前途一度蒙上陰影。

嫪毒原是呂不韋的舍人，經呂不韋推薦，嫪毒得到太後的寵幸，並染指最高權力。這不僅使秦國的中樞權力結構更加變態，引發不正常的權力之爭，而且為最高權力的平穩過渡和順利交接設置了更多的障礙。一時之間，秦國同時有四個人有條件直接操縱最高權力，即法定的最高統治者太後趙姬、名分上的最高統治者秦王贏政及實際分享最高權力的相邦呂不韋和獲得太後寵幸的封君嫪毒。秦國的內亂由此而起。

呂不韋推薦嫪毒實屬出於無奈，當時“始皇帝益壯，太後**不止”。呂不韋擔心他與太後趙姬兩人的奸情敗露而災禍降臨，於是想出了一個金蟬脫殼之計，他尋覓到一個身強力壯的人作為門客，這就是嫪毒。

在與眾人歌舞行樂的時候，呂不韋故意讓嫪毒當眾用**轉動以桐木製成的小車輪，目的是借助眾人之口四處播揚，令太後知曉此事。這個誘餌果然有效，太後聞之，迫切希望得到這個人以滿足**欲。呂不韋當即答應進獻嫪毒，並令人誣告嫪毒觸犯了應受宮刑的罪名。他私下向太後建議：公開判處嫪毒宮刑而不實際用刑，這樣就以宦官的身份讓他到宮中伺候。

於是，太後暗地裏重賞主持刑罰的官吏，指使他們對外聲稱閹割了嫪毒，僅將他的胡須眉毛拔光，使之得以冒稱閹人，入宮做宦官，專門侍奉太後。趙姬與嫪毒私通，對他寵幸有加，並懷上了身孕。她擔心與嫪毒**宮闈的事情東窗事發，假稱經占卜，須遷居外地，躲避時令之災，於是從鹹陽搬到秦國故都雍居住。嫪毒經常隨從在趙姬身邊，據說他們先後生了兩個私生子。

太後趙姬自恃位極權重、夫喪子幼，盡情享樂，縱欲無度。春秋戰國時期，後妃**宮闈的事情比較常見。秦國的太後縱欲私通也不無先例。例如，秦昭襄王之母宣太後與義渠王長期通奸，生有二子， “詐而殺義渠戎衛於甘泉”。盡管當時的風俗對男女私情比較寬容，而“母儀天下”的太後毫無節製地縱情聲色，也有損於秦國國家及其統治者的形象。

如果趙姬把男寵私藏宮中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情欲，有一些風流韻事，還不足以影響秦國的政治穩定。但她沒有就此止步，不僅對嫪毒“賞賜甚厚”,還讓他參與軍國大政，甚至“事皆決於嫪毒”。這種行為必將破壞秦國中樞權力結構的穩定。

趙姬利用手中的權力，封嫪毒為長信侯，先後賞賜山陽地、河西太原郡等大片封地，使之擁有家童數千人。趙姬又授予嫪毒各種特權。 “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等本是王室的特權，趙姬卻聽憑嫪毒恣意享受。更有甚者，嫪毒依恃太後的寵幸，專擅權力，出現了“事無小大皆決於嫪”的局麵。這種事態近似於宦官專政。

實際上，這種事態比宦官專政更加凶險。據說趙姬與嫪毒有一個秘密約定：一旦嬴政不幸而亡，就擁立兩人的私生子為秦王。也許正是出於這個政治動機，趙姬才極力扶植嫪毒，使之擁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權力，以便應對各種意外之事可能導致的政治危機。太後趙姬的這種安排未必針對自己的親生兒子贏政，她很可能意在防止因贏政突然死亡而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這種安排肯定會大大增加贏政的危險，因為嫪毒可以利用各種條件為自己或自己的親生兒子謀取最高權力。實際上，他也隻有這一條生存之路。後來發生的事實證明，嫪毒確實已經在謀劃如何除掉秦始皇。

在這種情況下，秦國的核心權力結構更加不穩定。在朝臣中形成了分別以呂不韋和嫪毒為首的兩股政治勢力。嫪毒權力地位的急劇上升，招致了大批的投靠者。一批高官顯爵的文官武將聚集在嫪毒周圍。此外，還有數以千計的謀求官爵者投到嫪毒門下，史稱“諸客求宦為嫪毒舍人千餘人”,這股政治勢力已呈現出逐步壓倒呂不韋集團的跡象。

正當呂不韋部署秦軍連續猛攻魏國，魏國“亡地數百裏，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之際，有人向魏王獻上一策：設法討好嫪毒，協助他壓倒呂不韋，這樣既可以解除危難，又可以發泄仇怨。他的主要依據是：秦國兩大政治勢力之間的爭鬥難解難分，以致大小官吏和乞求官職的人不知究竟傾向於或投靠哪一方更有利，他們都猶豫不決地說， “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這種狀況遍及“門閭之下，廊廟之上”。所以當今之計，魏王應明確地站在嫪毒一方， "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讚嫪毒，以嫪毒勝矣”。魏國讚助了嫪毒，也就博得了秦國太後的歡心，結交了天下最有權勢的人。這樣一來， “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由此可見，嫪毒集團與呂不韋集團之間的較量已經公開化，對此各國謀士洞若觀火，並積極設法加以利用。

秦國廣大臣民麵對當權者的爭鬥而不知何去何從。他們的猶豫不決本身就孕育著政治危機，這為秦國的政治增加了許多變數，令人難以捉摸。各種記載表明，隨著年齡的增大，秦始皇已經開始過問或參與處理國家大事。他即將舉行成年禮，並獨攬王權。這個因素隻能增加秦國政局的不確定性，加劇國內的政治動**。

“今禦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秦國的政治形勢恰好符合這個比喻：太後趙姬、相邦呂不韋、幸臣嫪毒和秦王嬴政“人操一策”,共同驅使著秦國這駕馬車。四股力量幾近分庭抗禮，又彼此形成錯綜複雜的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太後趙姬左右為難，其餘三股勢力都與她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幸臣嫪毒已是騎虎難下，他必須選擇時機，以求一逞；相國呂不韋的處境最為難堪，他是推出嫪毒的禍首，又必須推倒嫪毒，無論嫪毒生死安危，他都無法徹底解除憂患；秦王贏政也有為難之處，解決嫪毒問題必定牽連母後與仲父。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解決這種政治困境的唯一方式是重新恢複最高權力，而最順理成章的、政治震動也最小的是由秦王實現“一之”。

秦國的最高權力能否順利交接?秦國不正常的核心權力結構能否恢複正常?秦國的政治內亂能否平息?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秦始皇的政治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