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其人

形象與個性。關於秦始皇的個人形象，隻有兩條史料可供研究。

一條來自當時目擊者的描述，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的重要輔佐尉繚說： “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誌亦輕食人。”這個描述顯然有濃重的負麵色彩，卻又是現存最可靠的曆史材料。這條材料的特點是把形象與個性結合在一起，側重從個性去把握形象。

從這條材料看，秦始皇氣度不凡，他鼻如懸膽，目大眉長，胸部隆起，聲音嘹亮，性格剽悍，工於心計。這種形象也透露出秦始皇猶如凶禽猛獸般的個性，他形似鷹隼，心似虎狼，狡如狐豺，雄視、搏擊、吞噬，悍勇之中又透出狡詐。僅就外部形象、神氣而言，秦始皇頗有梟雄氣概。這種氣質和個性可以與其一係列政治行為及其所成就的功業相互印證。

有的學者依據秦始皇幼年生活不安定，以及“蜂準” “摯鳥膺”“豺聲”等形象描述，斷定他患有馬鞍鼻、軟骨病、氣管炎等疾病，有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諸多缺陷。許多有關秦始皇的傳記文章沿襲了這個說法，並由秦始皇的生理缺陷推導其心理疾患，進而證實其自幼便具備暴君品格。

其實這是很難成立的。從各種關於秦始皇勤於政務、巡幸四方、縱橫捭闔、多謀善斷的記載看，這個人體魄強健，精力充沛，雄才大略，善於自我調控心態，不像是一個羸弱的人，更不像是一個有心理疾患的人。

秦始皇的功業也不是一個自幼就有各種生理缺陷和嚴重心理障礙的人所能成就的。他的確具有暴君品格，而這種人格和心態主要是由於社會性、政治性因素造成的，屬於社會人格、政治人格的範疇。

另一條出自傳說之筆。據說“秦始皇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長八尺六寸，大七圍。手握兵執矢，名祖龍”。這條材料屬於正麵描述，力圖證明秦始皇頗有帝王之相，難免有誇張之嫌。而它與尉繚的描述還是大體相合的，所以也是大體可信的。這說明秦始皇的形象、氣質可以用“英武之主”來形容。

其實還有一條重要的材料，可供推測秦始皇的體貌、氣質：無論秦始皇的生父是氣度不凡的公子王孫子楚，還是頗富智略的呂不韋，他的父係遺傳基因都比較好。他的母親是一位美貌女子，且能歌善舞，體態嫵媚。這一點是史有明文的。在正常情況下，秦始皇也應繼承了比較好的遺傳素質，不太可能形體醜陋、智能低劣。

秦始皇幼衝之年便身為王孫，立為太子，登上王位，並按照秦國的製度接受了係統的與王者的身份相匹配的教育、培訓。事實證明，這種後天的教育所造就的是一位駕馭天下、令群臣敬畏的英主。秦始皇不太可能是一個形象猥瑣、才智平庸、心胸狹窄的人。

這幾條材料相互支持，大體可以推定：秦始皇的確相貌堂堂，儀表不俗。無論如何，破解秦始皇的形象之謎還是存在著極大的可能性的。如果將來發掘秦始皇陵墓時能夠發現他的遺像或遺骨，就可以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恢複其從青壯至老死各個人生階段的體型、相貌。屆時關於秦始皇的形象之謎便可以解開。

政治素質和政治人格。乍一看來，很容易給人這樣一個印象：秦始皇是靠著“虎狼之心”奪取天下，又憑借“荒**暴戾”來維係統治的。就連秦始皇的重要輔臣李斯等人也都屬於“卑鄙猥瑣”的小人。誠然，秦始皇的政治人格有其荒**暴戾的一麵，李斯等人也有卑鄙猥瑣的行為。然而，就是這些特定的人創造了那個時代的宏大功業。

秦始皇指揮的統一六國戰爭的過程是多麽流暢，流暢得幾乎波瀾不驚，以致沒有太多的曲折故事可供史家述說，沒有太多的勝敗得失留給後人咀嚼。除了滅楚的軍事布置出過一些差錯(最初有點輕敵)以外，秦始皇的指揮與調度幾乎無可挑剔。

如果沒有高瞻遠矚的君王和才智高強的謀士運籌於廟堂之上，秦國大軍能夠屢屢決勝於千裏之外而幾乎沒有閃失嗎?這是“荒**暴戾”“卑鄙猥瑣”所能概括的嗎?唯非常之才，方能建非常之功。 “荒**暴戾”“卑鄙猥瑣”隻能得一時之逞，不能創博大功業。

總體而言，在中國曆代皇帝中，秦始皇的政治才幹可以歸入佼佼者一類。他最突出的有兩點：

一是精通法家的“無為之術”,善於選任賢能，駕馭群臣。

二是注重製度、法規建設，善於運用規範化、製度化、法製化的手段，治理國家，運作政治。

從秦始皇所建立的功勳和實施的權謀看，他具備很強的政治才幹和出眾的政治素質，這也就注定了一種相當複雜的政治人格。

學識廣博與自賢自聖。秦始皇天資聰明，自幼受到係統的文化教育和軍政訓練。從他的許多言行和政績來看，這個人學識淵博，有很高的軍政、文化素質，勇於決斷大事，善於運用權術，否則他很難做到組織大規模的統一戰爭，而指揮若定。

他曾閱讀《韓非子》並讚譽之，又勤於政務，每日批閱大量公文。光憑政治閱曆，沒有很好的智能、必要的知識也是無法做到的。

才高功大的人很容易走向自賢自聖。秦始皇便是一例。統一天下之後，秦始皇恃才恃功自傲， “以為自古莫及己”。

在各地紀功刻石中，他反複強調自己的“聖”與“功”。在朝堂議政中，喜聽歌功頌德之詞，甚至以廢諡號、燒詩書等方式禁絕批評。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走向自己的反麵。

積極進取與好大喜功。翻檢戰國秦漢時期的曆史文獻就不難發現：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許多人敢想、敢說、敢幹，進取、務實、機變，善於謀略，勇於任事，敢於搏擊，甚至不恥於“自薦”“自銜”。臥薪嚐膽、變法改製、胡服騎射、縱橫捭闔、懸梁刺血、毛遂自薦、慷慨悲歌、對策朝堂、立功疆場的故事不絕於史。於是胸懷大誌、積極進取、注重功利、勇於創新成為一種時代精神。這種精神與社會大變遷、政治大變革、國家大較量、軍事大搏殺、族群大比拚、個人大競爭的曆史背景相一致。

作為產生於這個時代的政治英雄，秦始皇是開拓進取精神的典型代表之一。他雄才大略，橫掃六國，統一天下，開疆拓土，然後北築長城，南修靈渠，開辟馳道於四方，又厚今薄古，不憚變革，定法律，創製度，行郡縣。他的許多作為前無古人，他的許多工程舉世無雙。

從存留至今為數不多的秦朝文物遺跡看，其規模之大，氣勢之壯，可謂空前絕後。無論萬裏長城的宏偉阿房宮的壯麗秦皇陵的氣勢，還是兵馬俑的陣容，都是後人無法企及的。

沒有一種強烈的進取之心、功名之心，不要說在短短的十幾年間完成這一係列功業，恐怕連想都不敢想。然而積極進取一旦超過一定限度就會變成好大喜功。

秦始皇突發奇想，便舉大事，興大役，甚至派遣大量人去尋找虛無縹緲的仙山靈藥。好大喜功，輕用民力，勞民傷財，成為史家對秦朝政治的定評。

勤於政務與貪於權勢。秦始皇躬操政事，是曆史上著名的勤政君主之一，因此又難免“貪於權勢”之譏。

據說，秦始皇“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百石之一”;秦代的公文都寫在竹簡木牘之上。秦始皇事必躬親，所以每天必須閱讀大量表箋奏請。他命人每天稱取需要批閱的各種文書一石(一百二十斤),親自處理完畢才去休息。

秦朝建立後，秦始皇十年之間，五次出巡，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這在土石道路、駟馬一車的時代，是相當辛苦的事情。

勤於政務與貪於權勢的確有密切的關係。勤於政務是國務“一日萬機”的實際需要，它還有一個用意就是旨在避免太阿倒持，大權旁落。勤於政務也好，貪於權勢也好，隻要善於運用君主禦臣的無為之術，就會把政務處理得井井有條。

秦始皇統治的前期，就屬於這種狀況。可是死死抓住大權不放，“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難免走向“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勤政到這種程度，就隻能算是貪於權勢了。秦始皇統治的後期就出現了這種現象。

果斷剛決與剛愎自用。在《史記·秦始皇本紀》《戰國策》等現存史料中，常常可以見到“秦王大怒” “始皇大怒”“樂以刑殺為威”等記載，秦始皇“膺突向前，其性悍”, “剛毅戾深”,他的外表和性格都像一個剛烈乃至粗暴的人。秦始皇處事果決， “剛烈”是其人格的基本特質、核心特質。

盧生說：“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這種說法出自惡意攻擊，有誇大之嫌。天性“剛戾”者未必“自用”。

秦始皇在位數十年，大部分時間他“剛戾”而不“自用”。他善於兼聽，崇尚獨斷，常常借助群臣的智慧謀略決斷大事，多有尊師聽教、集思廣益、肯於納諫之舉。凡重大政治決策，他都交由朝議或大臣、謀士商議，在“兼聽”的基礎上實施“獨斷”。

在一定條件下，果斷剛決又很容易導向負麵效應，即剛愎自用。成為始皇帝之後的贏政常常顯露這種心態，導致“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

嚴於用法與刻薄寡恩。各種戰國秦漢文獻偏愛用“虎狼”形容秦國、秦人、秦軍。這的確是一個尚武善戰、政嚴令行的國度和人群。無論本性如此，還是製度使然，秦始皇的性格也被定性為“少恩而虎狼心”。

大量事實表明，說秦始皇本性如“虎狼”是缺乏依據的。他能把一批能臣戰將籠絡在自己身邊，這是“少恩而虎狼心”所無法做到的。這個人還是頗得“恩威兼施”之術的要訣的。

評說者論證“少恩”的主要依據是“專任獄吏” “刑殺為威” “久者不”。由此可見， “刻削毋仁恩和義”主要與法製及法治政治模式有關。“事皆決於法”勢必剔除倫理化政治模式的溫情脈脈成分，頗有“法不容情”的味道。

這正是秦朝政治的優點。然而“剛毅戾深”的性格、水德陰殺的統治方略、 “事皆決於法”的治術和誌滿意得的心態結合在一起，勢必走向法治政治的反麵。一旦“急法”而另立苛刑，甚至濫殺無辜，就必然導致“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秦朝的法製大廈就是這樣崩塌的。

秦始皇很懂得恩威兼施，有些行為甚至可以用“仁”來評價，而其骨子中有睚眥必報的性格。最典型的事例莫過於親赴邯鄲將仇家全部坑殺。其實這與其說秦始皇有“虎狼心”,不如說是社會風俗和帝王權勢結合的產物。

秦始皇倚仗戰勝者的氣勢和君臨者的權勢，坑殺仇家，乃至睚眥必報，顯然不屬於寬宏大量之舉，然而這又與世風民俗有關。分析其個性時不能不考慮當時的社會曆史背景和文化習俗，不能簡單地認定他是一個小肚雞腸的人。

從秦始皇處理與李斯、尉繚、王翦等王霸之佐的方式和駕馭群臣的手腕看，他在政治上還是頗有胸襟器量的。不如此，也不足以成其為一代梟雄。

禮賢下士與工於權謀。有人說秦始皇禮賢下士，有人說秦始皇工於權謀。最典型的例子當屬亢禮尉繚、師事王翦、信用李斯、寵愛蒙恬等。其實這本不足為怪。作為一種統治術，禮賢下士及相關的方略本身就有權術的成分。許多論者喜歡引用王翦的一個評價證明秦始皇本性多疑，從來不信任群臣，即“夫秦王怛而不信人”。

實際上，當時秦始皇的心態可能很複雜，既有禮賢下士的成分，又有工於權謀的成分。剛烈果決又善用柔弱之術，有所猜忌又敢於任用，工於心計又不失大體，這才是梟雄。否則秦始皇就不是“秦始皇”,而成了“秦二世”。

比較而言，還是尉繚動態性的人格分析更準確：秦始皇為人“居約易出人下，得誌亦輕食人”。“出人下”說明他剛中有柔，粗中有細，猛中有寬，很善於調控自己的剛烈性格，很會玩弄權術，是一位多謀善斷之人。 “輕食人”表明在得意之後，特別是得意忘形之後，容易無所顧忌，使“剛愎自用”的本性暴露無遺。

與許多帝王一樣，秦始皇的政治心態有明顯的變化曲線。統一天下以後，他誌得意滿，日益驕奢，於是天資聰明變成自賢自聖，性情剛烈變成驕橫跋扈，明察秋毫變成猜忌苛察，處事果斷變成剛愎自用，重視法製變成濫施**威，銳意進取變成好大喜功。他不可一世，濫用權力，任何人不得違背他的意誌。不僅普通臣民不得拂逆君王，就連神明得罪了他，也要遭殃。特別是聽信術士之言而迷戀神仙道之後，他隱居深宮，心態日益迷亂，因而驕奢、暴虐之行比比皆是。正如長城是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跡一樣，秦始皇本身也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奇跡。